姚崇与张说同时为相，但彼此非常不和，互相嫉恨。姚崇病重时，告诫儿子们说：“张丞相与我不和，而他一向奢侈，更爱好服装珍玩。我死了以后，他会来吊祭，你们把我平生珍藏的宝物全部陈列出来。如果他都看都不看一眼，你们就活不了了；如果他留意再三，你们就把宝物全送给他，并请他写墓碑碑文，碑文拿到后，立即抄写一份进呈皇上，先磨好碑石等着，等皇上看完立刻就刻字，再进呈皇上，张丞相想事情比我慢，几天后一定后悔，想拿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奏报呈给皇上，再带他去看刻好的石碑”。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吊祭，见了陈列的珍玩徘徊不舍，姚家人完全遵照姚崇的告诫行事，碑文完成，对姚崇的生平功业叙述得非常详尽，当时的人都认为是一流的佳作。
几天后，张说果然派人来要回碑文，说是辞意不够周密，想再增减删改，姚崇的儿子们带着使者去看石碑，告诉他已经奏报皇上了，使者回去报告，张说很后悔，抚着胸口说：“死姚崇能算计活张说，我现在才知道智力不如他”。
官场险恶，要“和”也难，因为不是人人都是廉颇、蔺相如。“和”的对立面是“斗”。既然“和”不了，那就只有“斗”。西汉文帝时，齐国丞相爱盈为人慷慨，识大体，在朝廷名声很好。宦官赵谈因为得到君主的宠幸，常想加害于他，爱盈对此很忧虑。爱盈的哥哥爱子种对爱盈说；“你当众污辱他，他以后在皇上面前打小报告什么的，皇上知道你们有过嫌隙，就不会相信他了”。爱盈果然这样做了。
有一次，皇上到东宫去，赵谈与皇上共坐一辆马车。瞅准这个机会，爱盈跪伏在车前说：“臣听说能够与陛下共同乘车的人都是英雄豪杰，现在汉朝虽然英雄很少，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让陛下单单只与被刀锯阉割过的入一同乘车吧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让陛下单单只与被刀锯阉割过的人一同乘车吧？”皇上听了，心里明白，微微一笑，立即把赵谈赶下车去。
以后事上每听见赵谈说爱盈的坏话以后皇上每听见赵谈说爱盈的坏话，便总以为是他为这件事对爱盈进行报复，始终不听，小报告根本起不了作用。这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斗”要有实力，要有资本，换句话说，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人斗，而以卵击石“斗”的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双方都有强大的后盾，斗起来就难分胜负，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对为官者来说可谓是险中求胜。
古今清官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这就为清官与贪官的争斗增加了几分悬念。斜不胜正，然而许多事情是难以预料的。
张伯行是河南仪封（就是因焦裕禄而扬名天下的今河南兰考县）人，生于顺治八年。七岁那年，父亲对张伯行说，“宋朝周、张、（二）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荀、孟之传也，他日务读其书”。康熙二十年，张伯行以县学廪生（以最好的成绩取得公费资助驻县读书的秀才）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康熙二十四年，参加会试、殿试，获得三甲第八十名“同进士出身”，时张伯行已三十五岁。经考核，张伯行被授为内阁中书，后又改授为中书科中书。
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这一拨官员的陛见由吏部文选清吏司的陈处长负责安排；轮到张伯行，陈处长很直白地向其索要一份“厚礼”，张伯行“怒目而视”。有索的没应的，张伯行不是没钱，张伯行是鄙视这种人，这德行怎么当的京官这德行怎么当得京官。银子是没送，张伯行自然也就没有如期陛见到皇上。皇上一看手头的名单，就差张伯行了，一过问，那陈处长才派人通知张伯行过来；陈处长一定如此这般地编了些原因。见了皇上，依张伯行的品行，估计也没说陈处长什么，而此时张伯行已在京糗了两个多月。同去的山东济东道如陈处长所索，献了厚礼、见了皇上，便早早打道回府了；以后有事找到陈处长也好办哪，大不了再带上一份更厚的厚礼呗。
为官敢为、会为，自得皇帝信任、民众爱戴。张伯行被调任为江苏按察使，按照官场的惯例，新官上任总要给上级留个好印象，而唯一的方式就是送银子。这可难坏了年薪只有130两银子的张伯行，要送银子就要鱼肉百姓，这和他的道德标准是矛盾的。在道德和荣誉面前，他选择了道德，横下一条心，谁爱送谁送反正我不送，“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上司自然对他颇为怨恨，总要寻机会整他。
康熙最后一次南巡至苏州，接受众臣拜见时，评价时任江苏按察使的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接下来又说，“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这让和众臣一起在下俯首的张伯行很是有些不自然。
“从古到今，凡是清官，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这种观点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共识。张伯行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罪阿山总督，以至遭人冷遇以致遭人冷遇。幸好还有身后的黄帝撑腰幸好还有身后的皇帝撑腰，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就不怕和恶势力作斗争。康熙向吏部官员推荐张伯行，“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著升为福建巡抚”。问大学士、督抚们以为如何？都“推奖无异词”。皇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敢有异词，况且人家张伯行也确实行啊。接了康熙所赐“廉惠宣猷”榜，张伯行走马上任福建巡抚去了。康熙四十八年年底，张伯行又调回江苏，任巡抚。
尽管张伯行一生清廉，但是总有一些人不相信，他们贪婪总以为天下的人没有不贪婪的，因此就有人要自取其辱。有一个知县送了一幅自画的山水画到张伯行宅上，说是敬请“指教”。张伯行回来后掂量着这副张伯行回来后掂量着这幅“颇重”的山水画……一下子在画轴里掂量出一根金条。
这目的再明显不过了，他自然不肯接受，然后找来那位知县，夸赞几句其画，“你的画我收下了。礼尚往来，我送你一幅字吧”。知县很高兴，心里以为阴谋得逞了，愿望一定可以达成。
一路上，王知县纳闷：这副字这幅字“颇重”啊。回到家，王知县一“掂量”，也在画轴里掂量出一根金条——物回原主了物归原主了；再看这副字再看这幅字：“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至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事，廉耻实伤；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这下可好，金条没送出去，反让巡抚怀疑其贪，真是弄巧成拙。
巡抚张伯行是如此清廉的，而总督噶礼则是那样“贪横”的，两位大员如同水火，无法求同存异，时有龃龉，发生在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舞弊案终于让二人间的矛盾、冲突表面化了。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不过是班子内部的不团结，更本质的是，这反映了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观、不同德行的人之间的无法调和，是清官与贪官的斗争。在皇帝大人的支持下，最终舞弊案最终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清官张伯行”胜了“贪官噶礼”。
科举考试，本来是以文才取胜，也会有徇私舞弊的事情发生，但不会明目张胆。但是在康熙五十年，苏州乡试的时候，正考官是左副都御史左必蕃，副考官是编修赵晋，同考官是知县王曰俞、方名，他们却作出了一个举世皆惊的事件他们却做出了一个举世皆惊的事件。发榜之日，有名者多盐商富贾子弟且有“不通文字”者；同时盛传副考官、同考官等交通关节、鬻卖“举人”，两江总督噶礼从中索贿受贿50万两白银……士子们忍无可忍，千余人制五路财神像抬入文庙明伦堂，意谓此番乡试“惟财是举”，又有人将贡院门口的匾额“贡院”改成“卖完”，事情越闹越大。张伯行有所掌握后，即上疏报告此事。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祖父）、正考官左必蕃亦先后上疏，言今科乡试“显有情弊”。江南乡试舞弊案由此掀开，处理过程颇为复杂，历时近两年时间、经“五番”审查、较量方才得以终结。
听到这个消息，康熙帝先是震怒，然后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同噶礼、张伯行在扬州会审，新中举人竟然连《三字经》都背不下来，这分明是不打自招。副考官和考生均承认互相勾结、科场作弊的行为；而最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此时竟然牵连噶礼，欲盖弥彰的噶礼极力阻挠审案，然而一向以清廉自居的张伯行并不甘心就此结案，一定要查明真相。
此时中坚力量户部尚书张鹏翮就成了关键人物，事情如何发展就要看他站在哪一方了。就在此时，他的儿子摊上重案要求助于噶礼，他自然就倒向了噶礼这一方。张伯行不甘心被摆布，上疏康熙，“督臣（噶礼）忍负皇上隆恩，擅作威福，卖官卖法，复卖举人，贪残暴横，恶贯满盈，祗缘权势赫奕，莫敢撄其锋以贾祸。仰祈敕令解任，一并发审，俾舞弊之人，失所凭借，承审之官，亦无瞻顾，庶几真情得出，国法得伸”。闻此，噶礼亦罗织张伯行“七罪”疏奏。见二疏，康熙命将张伯行、噶礼一并解任，令张鹏翮会漕运总督赫寿再审。
然而，局面并没有扭转，在钦差尚书大人前辈面前，刚由侍郎升为漕运总督的赫寿也不好说什么，况且刚刚介入案子也无从发言。再审后，张鹏翮拿出了一个结论上奏：考官赵晋、王曰俞、方名与吴泌、程光奎交通关节，夤缘贿卖，论罪如律；噶礼交通事诬，伯行应夺官。“上切责鹏翮等掩饰”，又派来了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再审。
三审结论很快就下来了，仍如张鹏翮所奏。此时事件牵涉大臣极多，已经不再单纯是单纯的作弊一事，其中更有盘根错节的争斗，此事一出，必然危机到许多涉案大臣。穆和伦、张廷枢甚至派人“说和”张伯行，并以噶礼“党众”、弄不好可能会危害身家相劝；张伯行给了一个“钉子”：圣明在上，我何惧焉！于是，权衡之下，穆和伦、张廷枢选择了冤枉张伯行，让你不听劝！看二位钦差的态度，张伯行只好孤注一掷了，要亲自进京找皇上讲理。闻此，噶礼也孤注一掷了，派杀手暗往行刺，但是没有成功。
在九卿、詹事、科道四审之前，康熙召见这些人说，“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
康熙已经有意在暗示案件的方向，他真怕再弄出什么事情来，将会危及更多的大臣，到时候无法收场。然而事情还是出乎他对预料然而事情还是出乎他的预料，四审结论出来了：噶礼与伯行同任封疆，互劾有失大臣礼，皆夺职。差头还是出了，难道九卿、詹事、科道们也没有体会皇上的意图？还是故意有违？康熙也不是那窝囊皇帝啊；还是噶礼的威胁太大了？康熙只好亲自审了，是为五审：伯行留任，噶礼夺职。
得知张伯行被官复原职，在京江南人数万持香至康熙居所畅春苑谢恩。
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张伯行弹劾牟钦元藏匿海盗张令涛，应解职治罪。康熙命赫寿察审，赫寿庇护张令涛，说查无实证；复命已改任吏部尚书的张鹏翮和左副都御史阿锡鼐往审，张鹏翮奏张令涛乃良民、张伯行应夺职。也许此时的康熙已经老糊涂了，他不知道张鹏翮已非彼日举荐张伯行治河时之张鹏翮了，已有仇口了，又到他手，断难说什么好话。
张伯行百口难辨张伯行百口难辩，康熙更是未尽满意，估计康熙已怀疑张伯行弹劾牟钦元是“有私心”的。康熙命解张伯行任。张鹏翮看皇上的态度，便落井下石，再奏张伯行诬陷良民、挟诈欺公、应斩。法司所议竟如拟。张伯行怎么就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了！贪官祸害不浅，清官伤人至深啊！
康熙免了张伯行的罪，命来京为官。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张伯行有幸参加了康熙的“千叟宴”。宴会上，康熙还对千叟们“呼悠”了张伯行几句，让张伯行感到很欣慰。不久，康熙在安乐中去世。皇上换了，圣眷更隆，雍正元年，张伯行被擢升为礼部尚书。雍正三年二月，张伯行以七十五岁高龄去世，遗疏请皇上“崇正学、励直臣”，得赠太子太保，得谥“清恪”（意谓清正廉洁而能恪尽职守）。
到了光绪年间，张伯行像被悬挂在祀文庙，以期纪念。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换了七位皇帝，但是张伯行仍没被忘却，如果他九泉之下有灵，就应该感到欣慰了。
张伯行几次遭人陷害，最终有惊无险，看来官与官斗，还要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啊还要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啊。
官场生死斗之三：出手必狠
中国的官场，在明面上虽没有光明正大的竞争，在暗中却潜藏着激烈的勾心斗角。中国的官员之所以治世无能，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把很大一部份精力用在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就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争权夺势上。因为中国官场上的幕后“竞争”毫无游戏规则，瞬间万变，不得不拿出大部份精力来认真对付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精力来认真应对。中国官场的这种“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毫无道德可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金钱纳贿、美女博欢；打小报告、诬陷告密；阿谀奉迎阿谀逢迎、投其所好；脚下使绊，使你防不胜防；暗中倾轧，令你旦夕祸福。这种竞争，其实质就是：谁最会口蜜腹剑、最会耍阴谋、最会说谎、最大胆、最狡猾、最无耻，谁就最后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