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上是从并非是一味地唯上司马首是瞻。善于观察上司之好恶、明辨上司是非之是非，洞悉上司之情绪而情绪，此为做官第一真谛。
“唯上是从”
官场小人物应该把“唯上是从”作为一门艺术来对待。所谓“唯上是从”，直白一点而言就是恭顺、恭维，对上司要表现出一种尊敬的态度。在中国这个讲究门第等级的古老社会，始终被看作是社交的礼节。俗话说：“抬手不打笑脸人”。任何一个人都喜欢被人恭维，做官的首先就有很强的虚荣心，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除了恭顺、恭维外，还要做到恭敬，要能顺着上司的意思，领会其言语未到的精神，把事情办好，还要能够多留心眼，博得上司的欢喜。中国数千年的小人物官场，无不透露出善于揣摩心思、巴结奉承的为官哲学。虽然多一点功利的色彩，但是古往今来多少为官者乐此不疲，无非是为了讨好上司而得到美差的目的。
做官难吗？李鸿章有句话说的很好：“世上的事，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他的意思很直接：只要能讨好皇帝，得到皇帝的信任，那么事情做成什么样子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也成了为官者皆知的玄机。因此在清朝末年，除了李鸿章，还有许多官员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取媚当权者而荣登大位的。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首，形成了主和与主战两派，李鸿章当时是朝中的顶梁柱，但他却没有做任何表态，而是分析两者的势力对比，最终，他发现大权是掌握在太后手中的。因此，虽然他明知日本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但是依然力主求和，站到了慈禧的一边，深得了老佛爷的喜欢。有一次，北洋海军多名将领要求朝廷出钱购置舰船，但负责此事的李鸿章却告诉这些当兵的：“现在考虑到时艰款绌，我没敢奏咨渎请，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好了”。这话讲的简直让人对其肃然起敬，但实际情形却是，海军衙门和户部的王公大臣为了取媚于慈禧，把本该用来购买舰船的钱去建造颐和园了。李鸿章深知，一旦买舰船，那老佛爷是肯定不高兴的。
这可能已经是唯上是从的最高境界，但仅如此，李鸿章还不能称之为李鸿章。除了对掌权者唯命是从以外，他还会对那些深得掌权人信赖的大臣迎合奉承。当时王公里较有势力的醇亲王喜欢作诗，为了迎合他这个喜好，李鸿章每次去他家里都会假意的诗兴大发，歌功颂德一番。
唯上是从的另一个诀窍就是报喜不报忧。李鸿章自然深谙此道。在一次上疏中他睁着眼睛说直隶一个地方的“麦秀两歧”，就是说一棵麦子上长了两个穗。多年以来，天气和植物的良好“变异”都被看作是天下太平和主上圣明的征兆。所以，这份奏折一到京城，李鸿章立即得到了当政者的喜欢。
喜是一定要报的，但忧一定不要报。对此，李鸿章有着独到的见解。某次，他出访俄国。恰好赶上俄国沙皇加冕仪式，但在典礼过程中出现了混乱场面，百姓疯狂的涌向观礼台，结果拥挤造成死伤多人。当时，坐在观礼台上看到这种场面的李鸿章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你的皇上？”维特点头。李鸿章不屑地一笑，认为这个人根本不会做官，他指出，你们这样做实在太愚昧了，我做直隶总督的时候，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可我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只字未提，只说天下太平。俄国人很惊讶地看着他，李鸿章就开始给他传授为官心经：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李鸿章的这段话显然是以成功者的姿态说的，实际上，报喜不报忧只能对付那些昏庸的上司，一旦遇到精明而又肯做事的上司，这招恐怕就没有太大用处了。所以，在官场中，小人物对上司的恭敬，最重要的方法是保证自己能对上司唯命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话，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与上司不同的看法不要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但这并不是为官的要义。不过，反过来想一下，有哪个上司愿意下属总和自己对着干呢？大多数为官者，还是希望下属能够唯命是从，大家和和气气为好。
任何一个上司都喜欢那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事的下属，因为只有上司开心了，你才有升官的机会。特别是在中国的封建官场，《官场现形记》中有着犀利的论断：“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所以，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小人物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唯命是从。
唯命是从这一官场定律到了清代更是被许多人运用的炉火纯青。光绪年间，《月月小说·序》里就有这样的描写：“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一副对联这样说道：“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大概中国人在官场中浸染已久，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一位叫威妥玛的英国人对当时的大清官场唯唯诺诺的形态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会以雷公退避三舍的声音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像死了一样，谁都不发言。威妥玛举了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有一次，他到大清国的总理衙门办事，无聊之时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可没有人答话。过了好久，才有一个大臣小心翼翼的回应了一句，“今天天气确实好”。威妥玛点了点头，那些大臣们见他点头了，连忙嗡嗡嘤嘤的回应：“今天天气确实不错”。由于清朝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有一长官因嫌属吏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属吏连说“是、是”，长官一时兴起，就骂属吏是王八蛋，属吏居然还是两个字：“是、是”。
当然，唯命是从，不仅是“是、是”这么简单，如果对上司的脾气并不了解，弄不清楚他的真正意图，身为下属的你就要请教别人或者揣摩其中的意思，以便找出可以迎合的方式。倘若实在是不知所云，那就只好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了。清吴炽昌《客窗闲话》借老幕友之口，道出官场上的幕友拟稿办案时以套用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迎合上司意图的情况：“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然而，有时候，客套话可能也会弄巧成拙。
咸丰年间，两广总督接见五名新到省候缺的下属，参拜礼节完后，总督坐下，还没开始说话，室内一片安静。有个靠捐纳上来的候补县令想要套近乎，猛地站起来问总督道：“请问大人哪儿的人？”语音虽然柔和，但柔中带硬，总督不觉一愣，冷冷地回答说：“顺天大兴的”。候补县令接着又问他：“大人贵姓？”总督是满洲人，有些不耐烦地说：“我们满洲人没有姓的”。候补县令才楞楞地坐了下来。他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可他没有想到，总督大人已经对他开始讨厌起来。过了一会，总督大人干笑着问候补县令：“你的家乡是哪儿的？”候补县令就坐在那里回答说：“广西”。总督又问：“你们那的风土如何？”候补县令回答到：“我们那乡下山中猴子多”。总督追问：“猴子的大小如何？”候补县令回答的很有意思：“回大人的话，猴子小的不过巴掌大，大的却似大人一般”。候补县令这句话里的“大人”本是“成年人”，可候补县令口里又总称呼总督为“大人”，这样混在一起在任何人听来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总督一听，火冒到脑顶，一拍桌子说：“像你这样的人还想为民父母吗？”当场就下令要那个候补县令马上申请告病回乡去陪猴子。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故事，会发现，候补县令并没有恶意，他只是想在上司之前首先发话，圆活场面，却不知道自己冒犯了官场上的尊卑之分。因为有一条官场定律是：在任何场合，首先发话都是上司，即使是家常话，这都得要等到上司来开头，上司没有发话，下面的人就必须要是哑巴。这也是唯上是从的一个表现！所谓恭顺、恭维，是要对上司表现一种尊敬的态度。这在中国这个讲究门第等级的古老社会依然被看作是社交的礼节。俗话说：“抬手不打笑脸人”。为官者岂有不喜欢被人恭维的？虚荣之心人皆有之，不要说一般的为官者被人吹捧两句就会飘飘然，就算是碰到铁面无私、两袖清风之人，明明知道那些恭维之辞都是献媚，或大声斥责，然而总免不了心里会闪过一丝窃喜。
除此之外，还要恭敬。“恭敬不如从命”，为官者要能顺从上司的意思，领会言语未到的精神，把事情办好，还要能够多留心眼，博得上司的奖赏。中国数千年的官场，无不透露出善于揣摩心思、巴结奉承的为官哲学。虽然多一点功利的色彩，但是古往今来多少为官者为此折腰，终不过是为了讨得上司的欢欣而已。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中国的官场是讲究面子和交情的，礼下于人者不单单是为了遵从礼仪，而是为了能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而得礼之人自然也会明白其中的含义。纵观各朝各代的官僚，哪一个不是老谋深算、暗藏玄机之人？就连《红楼梦》里的贾芹为了得到一点生计，还要给王熙凤送东西，那为官者为了大好前程低下一点也就没什么了。
“世上的事，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一句话李鸿章就为官的奥秘。只要能讨好皇帝，得到皇帝的信任，那么事情做成什么样子就无所谓了，这也成了为官者一条众人皆知的秘密。因此在清朝末年，除了李鸿章，还有许多官员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取媚当权者。
中日甲午海战时，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首，形成了主和与主战两派，李鸿章没有急于作决定，而是分析两者的势力对比，很明显大权掌握在太后的手中。因此，虽然他明知日本野心勃勃，但是依然力主求和，站到了慈禧的一边。为官者能如此见风使舵，不可以不说为人所不齿。
清末为了增强海军实力，北洋海军将领多次要求购置舰船，然而从李鸿章那里得到的回答是：“现在考虑到时艰款绌，我没敢奏咨渎请，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好了”。一幅大义凛然的样子，而实际情形则是海军衙门和户部的王公大臣为了取媚于慈禧，把大量的海军军费挪用到建造颐和园的工程上了。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购买舰只的需要，也必然要因颐和园工程而搁置。
除了对掌权者唯命是从以外，还会对那些深得掌权人信赖的大臣迎合奉承。李鸿章对待醇亲王就是这样。醇亲王喜欢作诗，为了迎合他这个爱好，每次李鸿章去做客都会假意的诗兴大发，歌功颂德一番。为了迎合醇亲王的喜好，他甚至不分黑白曲直，一味的看脸色行事。有一次，一个御史上疏弹劾奕，醇亲王非常生气，把折子派人送给李鸿章看，他竟然高声说道：“写白折子、作八股文的翰林，也想过问海军的事情，真是太可恶了！”身边的一个幕僚劝他不要搀和这件事，李鸿章说：“醇亲王不答应”。
李鸿章取悦当权者的手段，除了见风使舵外，还有就是报喜不报忧。一次，李鸿章上疏说直隶一个地方的“麦秀两歧”，就是说一棵麦子上长了两个穗。这在当时是被看作天下太平和主上圣明的征兆。身为直隶总督并自诩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居然也用这种把戏来奉承慈禧太后。
李鸿章在俄国访问的情形最能体现他报喜不报忧的特点。俄国沙皇加冕，在典礼过程中出现混乱场面，百姓疯狂的勇向观礼台，结果拥挤造成死伤惨重。李鸿章也坐在观礼台上，看到这种场面，他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说当然会，李鸿章有些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这样做不是很愚昧吗？我做直隶总督的时候，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人而我在向黄帝写奏折的时候，只字未提，称天下太平。
他看到维特茫然不解，便说道：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由此可见，李鸿章为了升官发财，一味的讨好主子、代人受过，都是有可能的。
这样固然可以讨好掌权者，但是并不可取，对付昏庸无能的上司或许还能有一点用，但是对那些作风踏实正派的上司来说，就一点用也没有了，甚至他能一眼看穿这些把戏，从而对为官者的修养产生怀疑，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因此，“恭”用也要讲究学问，能够因人而异，并不是一位的阿谀奉承、迎合讨好。
小人物对上司的恭敬，最重要的方法是保证自己能对上司惟命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这显然不是为官的要义，如此为官则和行尸走肉无异了。然而，试想一下，有哪个上司愿意下属总和自己对着干呢？大多数为官者，还是希望下属能够惟命是从，方才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