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自然喜欢那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事的下属，上司开心了，则升官的机会就来了。这在封建官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惟命是从。
到了清代官场，这种风气更胜一筹。光绪年间，《月月小说·序》里写道：“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清人撰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这种只知唯唯称是，应声虫式的官僚，充斥于清代官场。
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经常出入官场，对这种现象体会最为深刻。在中国的官场上，一般的小官吏从来都不敢先陈说自己的意见，而只等着上司发话，然后再对上司附和，惟命是从。威妥玛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
有一次，威妥玛到总理衙门办事，无聊之时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竟然无人敢应。最后，一个大臣小心翼翼的回应了一句，“今天天气确实好”。这样大家才争相效仿，嗡嗡嘤嘤的回应：“今天天气确实不错”。由于清朝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以至闹出笑话。有一长官因嫌属吏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属吏连说“是、是”，长官又骂属吏为忘八蛋，属吏仍连说“是、是”。
古代官场还有一个现象，如果对上司的脾气并不了解，弄不清楚他的真正意图，下面的小官就要请教别人或者揣摩其中的意思，以便找出可以迎合的方式，如果实在是不知所云，那就只好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了。清吴炽昌《客窗闲话》借老幕友之口，道出官场上的幕友拟稿办案时以套用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迎合上司意图的情况：“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当然，如果小人物不知礼节，冒犯后自是官位不保。
在清人笔记《埋忧集》里还说到，咸丰年间两广总督接见五名新到省候缺的下属，参拜礼节完后，总督坐下，还没开始说话，室内一片安静，有个靠捐纳上来的候补县令忽然站起来问总督道：“请问大人哪儿的人？”总督一愣，冷冷地回答说：“顺天大兴的”。那位候补县令接着又问：“大人贵姓？”总督有些不耐烦地说：“我们满洲人没有姓的”。候补县令才坐下来。可是这边总督大人却觉得此人太不识抬举，竟然先开口问到自己头来了，很是恼火，但又一下子找不到话来压这个候补县令，也干笑着问这个候补县令：“你的家乡是哪儿的？”候补县令马上回答说：“广西”。总督又问：“你们那的风土如何？”候补县令回答到：“我们那乡下山中猴子多”。总督又问：“猴子的大小如何？”候补县令说：“回大人的话，猴子小的不过巴掌大，大的却似大人一般”。候补县令这句话里的“大人”本是“成年人”，可候补县令口里又总称呼总督为“大人”，这样混在一起没有区别，总督一听，气就上来，马上一拍桌子说：“像你这样的人还想为民父母吗？”当场就下令要那个候补县令马上申请告病回乡去陪猴子。
这个候补县令在上司之前首先发话，看似为了圆活场面，却不知道自己冒犯了官场上的尊卑之分，在任何场合，首先发话都是上司，即使是家常话，这都得要等到上司来开头，上司没有发话，下面的就得等着。可见古代官场繁文缛节，种种禁忌如此之多，无论是朝见皇帝还是参拜上官时都必须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稍有失误就会丢掉官帽子。
惟命是从做到猪狗不如的地步，一味地对上司恭敬、恭顺，自然目的并不单纯，与其说是为了保官，不如说是为了做官。权力是每一个为官者都十分推崇和奢望的，而为了得到它就会有些不择手段，而“恭”是取得上司信任的最好办法。“恭”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多不过是拉关系、套近乎的意思。
尊敬上司：跪拜官礼
“王八蛋，滚出去！”这是左宗棠在巡抚当幕僚做师爷时，对地方武官怒骂的话。事出之因，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上的小人物没有向左宗棠下跪。
清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相当于二品大员，但此极不这职成器但此人极不称职，贪赃枉法，、挟优宿娼，据说连检阅新兵，也是坐在轿子里，以致永州坊间有了一条歇后语：樊总兵阅兵——坐着看。咸丰年间，时值多事之秋，“寇事急”（指太平天国起义），永州知府行政官黄文琛日夜守城，樊燮则日夜酣饮狎优，不出衙门。黄文琛非常不满，于是干脆带着官印，跑到上面的上司巡抚骆秉章那里，要求解任不当官。
樊燮害怕黄文琛说自己的坏话，也进省拜谒巡抚。骆秉章让他去见师爷左宗棠，古代师爷只是地方行政长官的私人顾问，不领朝廷俸禄，没有正式职权。所以作为朝廷命官樊燮，见了左师爷没有行下跪官礼，左宗棠大声教训他：“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也不是吃素的，回敬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大怒，起身踹了他一屁股，并厉声呵斥：“王八蛋，滚出去！”樊燮这次进谒，本是要求情保官的，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
行跪拜礼说白了就是要扬上司的官威，左宗棠借巡抚官威作福只是骂了樊燮，这在官场上对犯礼还是最轻的惩罚。古代官场有各种各样的官礼，上无论大官还是小官都怕自己触犯了禁忌，不得官运。比如官员上任只能前进，不能走回头路，上任时间要避开正月、五月、九月这三个月份，这是官场公认的禁忌，还有一种是官场人物个人的禁忌。这一般都得要官场小人物自己察颜观色，、细心揣摩，如果揣摩不出顶头上司的喜好，那就是犯了官场大忌。
行跪拜礼是官场小人物必须灵活运用的官场技巧，这方面宋朝小人物蔡确就做得到位。蔡确是刚刚当上小州的司理参军，司理参军在宋朝时是最低级的地方官，二品宣抚使韩绛来陕西，在地方众官迎接韩绛的时候，蔡确当堂颂诗恭贺自己的顶头上官韩绛说：“儒苑昔推唐吏部，将坛今拜汉将军”。韩绛听了很高兴，称赞蔡确是个人才，并把蔡确推荐给弟弟韩维。韩维当时做开封的一把手，一下子就提拔蔡确当上了蜀官。
后来韩维调走，刘尹继任，其他属官都站在台阶下行礼拜见，蔡确却不行大礼，刘尹大怒，觉得蔡确轻视自己，立即参本到中央，请求皇上出面处分蔡确不恭。神宗让蔡确说明他不肯在台阶下参拜的理由，蔡确说：“开封府历来习惯是属官在台阶下参拜，那是因为太宗、真宗都做过开封府尹，因此上有这个规矩。现在大家都是圣上的官员，在行这个礼再行这个礼，就不恰当了”。意思是说，如果把向皇上行的礼用到对官员上是不合适的。宋神宗听了这样的话很高兴，觉得蔡确有学问，不应该只做这样的小官，就又提拔蔡确到了中央作地方官就又提拔蔡确到了中央做地方官。
一个九品的小官蔡确在行官礼这样的小事上下功夫，哄得自己的上司欢颜而升职。像蔡确这样谦卑又灵活的运用官场之礼能升官像蔡确这样谦卑又灵活地运用官场之礼能升官，当然也有自持清高而故意冒犯官场的也大有人在，地方小官于谦就栽到了官场之礼上。这个礼是官场上已制度化的送礼。
在古代官场地方官的荣辱升迁，都掌握在京官手里，因此，外官不得不跟京官搞好关系。外官在京城的交往圈，主要由三种关系构成：第一是“座师”，也就是在考秀才、举人、进士时录取自己的考官。乾隆之后科举考试的考官一律由翰林出身的京官出任，因此，对科甲出身的外官来说，座师多年为官可能已经位居要津了，所以师生关系是官场提拔、推荐的指望。第二种关系是“同年”或同乡。
“同年”是指那些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时名字跟自己写在同一张榜上的人，意思就是跟自己在同一年同一科获“举”的哥们儿。每科新录取的举人，都要一起暴撮一顿“鹿鸣宴”，”；而新登第的进士，则享受“琼林宴”。这可都是财政公款掏钱请客的，大家一起吃了这顿饭，就算是一辈子的哥们了儿了，“同年”是官场上最“铁”的关系，科甲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第三种关系，是外官所任职省份的京官，清代地方官不许在籍贯所在的本省任职，只许到外省为官，所以，那些从自己任职省份出来的京官也得打点好，他们通过官场上同乡、“同年”关系对家乡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外官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时，都要给交往圈送一遍礼，送礼的名目繁多，仅常规项目就有冰敬、炭敬、别敬、团拜等。
“冰敬”的意思是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的意思是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是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此外，逢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另有“水礼”，同乡、同年还有“团拜”名目，大概意思就是每年新春“团体拜年”。
这些都是历代官场的陋规，可是于谦偏偏不依此规，他每次进京都是两袖空空。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特产去？”于谦甩动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他还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态度，诗的后面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为此，于谦付出了差点丢掉命的代价。太监王振贪污成风，地方官进京办事，总要先送白银贿赂给他，不送礼于谦不送礼自然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把于谦打进监牢，还判了死型还判了死刑。好在于谦在地方当官很有名气，河南、山西的地方官员和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人联名向明英宗请愿，要求释放于谦。
官场礼虽多，禁忌也处处皆是，但是为官的小人物只要看准当头有实权的那个上司，投其所好，自然就不会错，正如蔡确还是啥也不是的小人物时，给任何官都行大礼，这样升了官又瞅准了最有实权的人巴结守礼不行，官运自然来了。但是地方官于谦却故意冒犯，我们只能说于谦不没走上官道我们只能说于谦还没走上官道，这常常都是一些做官不久的新官或者没有深入官场里的小官。清代有名的大才子洪升写了一部传奇戏曲《长生殿》。》，这部写戏流传至今这部戏曲流传至今，是经典之作。可是当年预演时，洪升却丢了他好不容易获得的官职。丢职的原因的洪升让丢职的原因是洪升把《长生殿》预演的时间是在皇后病逝尚未除服的预演的时间安排在皇后病逝尚未除服的“国恤”期间，于是卫道士黄六鸿以“国恤张乐大不敬”为由，把大才子洪升的国子监生官位革除。第二年洪升便携家眷返回杭州。
官场上的礼节也好陋规也罢，其实就是上面的上司用来制约下属的一种制度，深在下层的官场小人物除了顺从还是顺从。
顺从上司：观点一致
官场守则切忌独立思考，特别是那些向上钻营的小人物，最好没有自己的思想。一旦有思想，有分析能力，就会有违令的勇气，“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宜谋官。下属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别在官场上混。哪位上司敢说：我就是喜欢听批评意见；哪位上司说：我就是要提拔那些敢于谏言者。这都是上司为官术的表面功夫，真正的是，没有哪个上司喜欢下属去批评他，更不喜欢不按他的意思办事，下属要做得就是上司的观点就是自己的观点下属要做的就是上司的观点就是自己的观点。
古代官场上很多都是有学问的人，然而往往这样的文化都做不在大官上，究其原因，有人说的对有人说得对，那就是这些文化人积累了丰厚的文化素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内心观点。而这些观点一旦和自己的上司不合，又不愿意妥协，最后的结果是无论再多才多艺的人都会左贬或落官。
大诗人韩愈为官是从入幕府开始的，当韩愈依附徐州张建封的幕府做节度推官，在张建封的幕府里面，由于张建封对他的幕僚要求非常地严，韩愈就此和自己的上司张建封为了管理得过于严密而发生争论韩愈就此和自己的上司张建封为了管理得过于严格而发生争论，他曾经给张建封写过一封信，说是你让我们大清早、天不明就要入幕，晚上到了日落我才能回去，这不是待贤之道，我受不了。这可不像是幕府小人物说得话这可不像是幕府小人物说的话，于是张建封立即就把韩愈赶跑了。
我们可以历数像韩愈这样被贬官的文化名人：屈原，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及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司马迁，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李白应邀入永王李璘幕府。和永王一起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流放。韩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50～57岁时，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欧阳修，为上章批评时政的范仲淹辩护，被贬为夷陵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