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北大人文合集(套装共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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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儒——“内圣外王 知行合一”的儒家思想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据其理,既然儒家学派在历史上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它又具备哪些高出其他学派的优势呢?关于它的研究,会不会艰深晦涩、令人望而却步呢?实际上,儒家文化是一个由历史积淀下来的产物,是千千万万个儒家弟子所有学术的浓缩精华。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们在弘扬经典国学的同时,也在努力为我们阐述这样一个个通俗易懂,同时又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道理:什么是中庸之道?怎么做才能修身养性?儒家思想为何能得到大多数封建帝王的推崇膜拜?

1.儒家学说的三种主张——礼治、德治与人治

顾名思义,“治”指的就是治理国家,而“礼治”、“德治”和“人治”分别是治理国家的思想主张。这三种主张虽然都是儒家学说,但其核心思想却有所不同。北大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经提出,儒家的这三种治国方略,是根据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应运而生的,而它们也从侧面反映了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的特点。

在春秋战国那个社会历史变革时期,中国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国家陷于一片混乱,各种社会制度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包括“周公所制之礼”。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儒家开始主张恢复礼法伦常,推行以礼治国。

礼治,核心思想是建立森严的社会等级关系,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使自己的行为有法可依、有理可据。据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考证,这一时期的具体社会制度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儒家认为,社会秩序到底是井井有条还是混乱不堪,就要看这种“礼治”的观念是否深入人心。为了保障这一观念的实行,儒家还对违反礼法的行为作出了相关处罚措施,从而针对“礼治”提出了“刑”的概念。梁漱溟教授也据此推断,儒家的“礼治”学说,和法家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德治,就是要建立起严格的道德观念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一种超越法律,且深入人性的治国方略,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我国封建社会曾大行其道。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撰文指出,儒家的“德治”学说以“感化”为手段,使人知荣辱、明是非、懂善恶、存感激,是一种深化到个人心灵的社会改造。而作为强制手段,“德治”学说也将监督和惩处的权力下放给个人,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德治”施行的保障力量,也就相当于“礼治”学说中“刑”的概念。

人治,同样是一种顺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儒家学说。这一学说建立在“德治”的基础之上,其核心思想是注重那些道德高尚的人,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权力,甚至居于统治地位,进而促使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以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但梁漱溟教授曾经指出,从“德治”到“人治”的思想学术转变,实际上是从“制度权力”向“个人权力”的转变。这一转变虽然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但由于缺少约束力,掌权者只能依靠自身的修养进行自我制约,而儒家的“人治”思想,也逐渐沦为了封建君主的统治工具。

2.什么是四书?什么是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九部著作的合称,一向被儒家学派奉为经典。其中,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和《春秋》。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证,儒家最早奉行的经典书目还有一部《乐经》,和其他“五经”合称“六经”,但是这本著作后来失传了,所以就成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五经”。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该称谓始于战国,汉武帝后成为专授儒学的官名),宣布废黜百家思想,而只有儒家学派拥有合法地位。这让儒家学派得到了空前大发展,也为儒家学派思想影响整个中华民族奠定了基础。到了南宋时期,一代大儒朱熹将四书五经整理成为系统书目,并首次使用了“四书五经”的综合称谓,使其成为后世儒家子弟的“教科书”。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考证,我国汉唐时期儒家学子主要进行“五经”的研究,而从宋朝开始,则着重开始研究“四书”。

按照朱熹的说法,“四书”的阅读顺序应该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再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最后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四书章句集注》)。

《大学》最早只是《礼记》中的一篇,在朱熹之前从来没有被单独提领出来。经过唐朝的韩愈、李翱和北宋二程(程颢、程颐)的推崇,朱熹才将其单独称“书”,并置于“四书”之首,认为《大学》是学习儒学的入门读物。

《中庸》和《大学》的来源相同,一般被认为是《论语》的精要所在。

《论语》无疑是儒家著作的重中之重,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且内容精练,语言规范。

《孟子》也被朱熹编入“四书”之列。明朝以后,《孟子》一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被抬升到了一个空前的学术地位。但《孟子》的刊印却并非朱熹首创,汉文帝曾为《孟子》一书置“传记博士”,后蜀末代皇帝孟昶也曾命人将《孟子》刻入碑文。

在南宋之前,各个朝代对各类经书的选用有所不同,而实际上,这些经书的内容多有重复,有些甚至是从另一部著作中提领出来的。“五经”的出现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局面,除了传说中被秦始皇烧掉的《乐经》之外,其余五部经书成为宋朝之后的儒家经典。

《周易》,又称为《易经》或《易》,自古有“群经之首”的称谓。国学大师陈寅恪更是认为,它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根本。该经书相传为伏羲所作,最初只有八卦,周文王衍生出六十四卦,并加注了简单的卦辞,最后孔子著成“十翼”,进一步阐述了《易经》的内容。

《尚书》,又称为《书》或《书经》,从汉朝开始被称为《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了上至尧舜下到春秋中期这段时间的历史。司马迁认为此书的编者为孔子。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常说的“饱读诗书”,其中的“诗书”指的就是《尚书》和《诗经》。

《诗经》,又称为《诗》或《诗三百》。该经书共收录诗歌三百余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汇编集录。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考证,《诗经》的编者为孔子。

《礼记》,又被称为《礼》,是从战国到秦汉的儒家思想的汇总,根据编者不同分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小戴礼记》就是我们常见的《礼记》。“大戴”为西汉理学家戴德,“小戴”是他的侄子。

《春秋》,又称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古文》或《左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著者一般被认为是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春秋》一书本来并非儒学著作,但朱熹将其编入《四书五经》,后来又成为科考选材,所以它逐渐被奉为儒家经典。

3.什么是“内圣外王”学说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认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主要学术思想之一。“内圣”指的是君主对国家内部的治理调和,同时也被认为是儒家学子对自身品格的修行依据;“外王”指的是君主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战略,而在个人修为方面,也是儒家学子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指导。然而,这一学说最早却见于先秦时期庄周的《庄子·天下》,其文如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众所周知,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也主要来自老子,但这一点却没有影响其学术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儒道两家的关系,先有孔子问“礼”于老子,后来到了宋朝,儒释道三家学派逐渐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理学”体系,三家之间的学术思想也就不分彼此了,而“内圣外王”就是“理学”的主要思想之一。

孔子曾经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想要政治清明,社会秩序井然,就必须以道德为执政方向。只要将道德融入政治,就可以起到重大深远的影响,而如果政治没有道德作为支撑,那么就有失纲常,是无法长治久安的。孔子的这一学说,也是对庄子“内圣外王”学说的阐述,也为后世朱熹引入该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

按照北大国学讲师张岱年的说法,所谓“内圣外王”,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先“内圣”,而后“外王”。张岱年先生的理论基础是“只有先将自己的修为做好,才能成功地治理他人”,而他的延伸意思也很明显,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所以,“内圣”是“外王”的前提,而“外王”也是“内圣”的保障,它们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其实,这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道理。

4.什么是“中庸之道”?

“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雍也》,就哲学层面而言,讲的是一种大智慧、大境界。“中庸之道”也被孔子称为“君子之道”,是儒门弟子修身养性的至上法则。这一哲学思想由孔子提出,再由孔子的孙子子思加以阐述说明,最终得以形成一套“天人合一”的系统理论。“天人合一”理论可以分为天道和人道。所谓天道,就是自然;而人道,包括各种行为准则。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曾做出分析,认为“天人合一”是指人类追循自然规律,并最终达到一种“与天同在,与道同存,与万物同生”的思想境界和心灵高度。反映到个人修为上,就是适应自然变化,找出自己在自然中的合理定位,而后做到进退有据和行止有度。至于这里所提到的“自然”,实际上涵盖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而“追循自然”,是指找出事物规律,然后改变自己去适应它,并最终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子思在他的著述中具体阐述了“中庸之道”,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致中和”。子思认为,人只有在找准自己的合理定位之后,才能做出正确合理的行为,即“静”时“中”,“动”时“和”(行动前做足准备,行动中有据可依)。所以,洞悉事物的规律,而后找准自己的定位,是做出正确决定的前提和基础。《弓与禅》序言中所提到的“道也者,须臾不可离”,说明了“中庸之道”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处事都非常重要。

北大国学教授辜鸿铭曾用政治主张详尽阐述“中庸”的妙处。在他的理论中,“无政府主义”和“独裁专政”分别代表两个极端,无论是哪个制度都无法使国家长治久安地走下去,而最终的中和方案就是“民主集中制度”。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曾用实例证明,在实际事务当中,这种理论指导往往会被人们抛在一边,转而被眼前的得失所蒙蔽,既不能做到“静时中”,更不能做到“动时和”。

在日常生活中,“中庸之道”的意义也是随处可见。比如,一个人如果欲壑难填,那么他一定会被烦恼和忧愁所困扰;如果一个人无所事事,毫无追求,他的生活又完全会被百无聊赖所包围。这就要求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做到松弛有度,适可而止,并学会在得意的时候克制,在失意的时候自励,也就是能够洞悉“中庸之道”。

5.儒家思想中“德”和“智”是什么样的关系?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大论点,其中,“智”指的就是智慧。“智”是先秦时期儒家的重要思想,在诸多儒家著作中都有详尽论述。那么,智慧如何获得呢?孔子提出了一个与道德合修的理论,确切地说是用道德准则来规范智慧。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指出,按照儒家的思想,智慧的获得需要借助“仁”、“义”、“礼”、“信”来完成,或者说这五种文化就是“德”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融合在一起,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最终使人达到君子甚至圣人的境界。

因此,德包含智,智又体现德。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智慧达到目的,但如果具体的做法不符合道德标准,就要坚决杜绝,因为一旦做了,就超出了道德的规范,实际上也就远离了“智慧”的范畴,甚至“聪明反被聪明误”。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实际上就是说,要为智慧和道德提供一个参照和标准,或者说提供一个具体的行为规则。规则一旦被打破,势必会群起而效尤,因为违反规则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眼前利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排队和插队,插队的人当然要比排队的人节省时间,但是如果大家都插队,那么必然造成拥挤、无序的现象。规则就是用来遵守的,一旦被打破就会逐渐被无视,直到大家期望建立起下一个有效的规则。儒家的智慧修养,其规则和指引就是道德,只有在道德前提下,才能有智慧可言,而失去道德规范,智慧必然就会误入歧途。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智慧和道德的关系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是人之常情,道德规范并不是为了限制人们的天性,而是要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秩序。比如,现代社会的一些官员贪污受贿,这种取财之道明显不符合规则,这种智慧就失去了道德的规范,也无法称为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取财之道必须是合理合法的,是可以公诸于天下的,是可以持续的,是建立在不侵犯他人合法利益之上的。智慧的修为同样如此,“善欲人见,不是大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智慧不是要让别人颂扬的,而所有见不得光的事情又都是邪恶的。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应该包含在大智大慧者关于智慧的修为中。

智慧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儒学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德又是儒家所追寻的终极目标。但不管是智慧还是道德,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只有理清了其中的关系,恪尽职守,努力修为,才能最终得成圣者,成为先师。

6.“孝”和“悌”在儒家思想中的解读

“孝”和“悌”是一对相互并列的词语,在我国古籍文献中经常放在一起使用,称为“孝悌”。北大教授张岱年先生表示,想要弄清孝和悌的概念,就必须先要简单了解一下儒家关于“三纲”的定义。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社会上的所有关系都可以总结为君臣、夫妻和父子,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和“父为子纲”。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矛盾又产生了,这就是哥哥和弟弟之间的矛盾。为了消解这一矛盾,儒学中又提出了“兄为弟纲”。其中臣子听君主的话,称为忠;妻子听丈夫的话,称为义;儿子听父亲的话,称为孝;而弟弟听哥哥的话,则被称为悌。

后来经过不断演变,忠义孝悌的意义不断衍变,但其根本意义都没有发生改变,而忠义孝悌也成为古代社会对臣子、妻子、儿子和弟弟恪守宗法纲纪的赞誉。隋唐之前,科考取士的方法还没有被国家推行,官员的任用除了继承外,主要依靠举荐,而孝悌就是举荐成为政府官员的重要指标之一。甚至在后世的科考取士中,儒家的孝悌思想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或者说科举考试本就是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考察。

《论语·学而》中对孝悌有具体的论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意思是说,为人孝悌的人,极少有忤逆父兄的,而从来还没有见过极少忤逆父兄的人会犯上作乱或违反其他纲纪。由此来看,孝悌是君子立身的根本,也是奉行儒家思想的重要前提。这里所提到的“道”,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社会高度的规则和秩序,同时包含道德和行为两个层面,因为道德思想和行为举止实际上都是由文化决定的。所以,只要人人讲求孝悌,社会的根本规则秩序就可以建立,而根本的规则秩序,则是建立其他一切秩序的基础。

《论语·学而》中另有“入则孝,出则悌”的内容,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家里尊敬父母,爱戴兄长,那么他到了社会上也一定可以谨慎处事,有礼有节,像对待父母兄长一样对待领导和朋友。由此可见,孝悌就相当于儒家教育中的学前教育,而且由家庭成员代为执行,这也说明家庭教育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此外,孝行也被我国古代社会列入法典,比如古代官员的父母死后,要暂时弃官回家守孝,并且一守就是数年,守孝期间要素衣、素食,也不能有欢娱活动,名为丁忧。我国的丁忧制度从汉朝开始,一直沿用到清末,而且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一些官员贪恋权势,在父母死后不报告官府,按律要予以革职。当然,丁忧期满之后可以回到朝廷继续为官,如果实在国家事务繁重,也可以由皇帝下令不准丁忧,称为夺情,但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

儒家思想以“仁”为本,而孝悌又是“仁”的根本,可见孝悌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乃至已经成为儒家的标志性文化之一。

7.儒家的“忠君”思想是如何成为统治工具的?

“忠”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仅《论语》一书中,“忠”便出现了十八处之多。北大教授翟鸿燊先生表示,儒家的忠最初并不是专指“忠君”,而只是一种君子修身的准则。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说,身为君子,要时刻保持警醒,反躬自省,防止自己出现不忠举动,对朋友不守信用或不读书。而这里对于忠的论述,也主要侧重于对人忠诚。这是对儒家弟子的要求,使他们做事尽心尽力,不要三心二意。《论语·子路》中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意思是说生活起居要有严格规定,做事要时刻保持礼数,和人交往更要时刻忠诚,即使到了荒蛮的地方居住,这些法则也不能丢弃。

孟子对于忠作出了进一步解读,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意思是说劝人向善,就是对天道的忠实,为天下人谋福利,就是仁爱。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又一大代表人物对忠的解读,从中可以看到,儒家所推崇的忠,仍然没有愚昧和迂腐的地方,甚至没有专门提到忠君这层意思。

对于忠君,先秦儒家也并不迂腐,因为当时的儒家思想虽然主张“忠君”,但却并不主张“愚忠”。比如,孔子主张“法先王”,也就是认为当时的社会制度应该恢复周朝时期的礼法,对于那些犯上作乱、破坏礼法的人,孔子十分厌恶。当时有一个诸侯僭(“僭”音同“见”)越礼法,按天子的规格使用仪仗,孔子就曾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斥。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行为都可以忍受,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忍受呢?但与此同时,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又有“勿欺也,而犯之”的言论。意思是说,君王有错误的地方,不要隐瞒不说,这样就等于是欺骗他,而要向他提出谏议,并且做好冒犯他的准备。此外,孔子还特意提到微子、箕子和比干。其中微子向商纣王进谏未果而退隐;箕子进谏未果而不问朝政;比干进谏彻底触怒了商纣而遭残杀。孔子认为他们对于天下苍生和天地大道都是忠的,而且也不认为他们对商纣王的冒犯有失礼法,反而大加赞扬。所以孔子又提出了“以礼侍君”和“以法侍君”。意思就是说,如果君主贤明,就一心侍之;如果君主不贤明,就只能按照礼法行事。

汉武帝时期是儒家思想的一次“大换血”时期。儒学大家迎合汉武帝,标榜君权神授,理出“三纲五常”。虽然儒家因此而一跃成为众家之首,并长期主宰我国传统思想,但儒学也从此成为了帝王的愚民之学。君权神授,就是把皇帝的权力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质疑。质疑就是不忠,不忠就要受到社会道德甚至是法则的责难,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皇帝的权力失去了监督和限制。而儒家思想,也就成为了彻头彻尾的皇家统治工具,百姓却在统治者的淫威下越来越奴化,越来越愚昧,以至于要将自己的权利和幸福完全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贤明。

8.儒家关于“三戒”的智慧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在这里,孔子从人的生理周期出发,把一生的修身养性分为三个阶段:

人在少年的时候,由于缺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几乎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好奇。这个时候,因为不恰当的嗜好而造成行为失当,很可能会给人的一生带来灾难性影响。在这里,“色”指的是万事万物,因为世间的一切事物无外乎形色,所以古人常用色来指代万物,“戒色”就是要避免世间万事万物的诱惑。

人到了壮年的时候,不仅有了自己的见解,而且由于思维定型,通常会比较执拗固执,认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一时期人们的身体成长要快于脑力成长,所以通常动手要多于动脑。如果自己不能有效控制,外力又无法加以正确引导,很可能使人养成靠暴力解决问题的恶习。所以,身处壮年时期的人要戒掉“遇事先做,做了再想”的习惯。年轻人确实是血气方刚,但不能痴迷于争斗。

人到了老年的时候,都会比较患得患失——既怕得到,更怕失去,因此往往会抓住某样东西(哪怕这样东西对他完全没有益处)死不放手。心智衰退是人老后最大的恐惧,老无所依则更加让人心焦,做事难免出错,但不做事又只会更加心焦,所以就会对能够使自己取得安全感的事情或者事物过度依恋。比如乾隆,在位六十余年,退位时已经是垂垂老矣,经常办一些糊涂事,而且一直将皇帝的权力死死握在手中,以至于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希望他赶快死去。由此可见,人老时最大的忌讳就是贪婪,而贪婪只会带来失控和歇斯底里,也就意味着失败。所以,老年人要戒免贪婪,而孔子将其称为“戒得”,也就是放下和顺应自然。

北大教授梁漱溟先生曾经教导他的学生,我们握在手里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好的东西,能够为我们带来安全感的东西,也并不一定真的能够为我们带来安全。所谓“吾生也有涯,吾学也无涯”,能够为我们带来快感和安全感的事物无穷无尽,但我们的经历却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在我们停下苦苦追求的脚步之后仍然存在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而那些停下来后就会立即烟消云散的幸福,再美也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过眼云烟。

时刻感念“简单是真,平淡是福”,也许就可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了。其实,也只有明白如何得到真正的幸福,才是人生最高的智慧,而这也正是儒学中关于戒色、戒斗和戒得的智慧。

9.我国历史上对孔子的尊称

孔子号称“万世师表”,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教育引向平民。在孔子之前,读书是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事,普通人是没有机会读书的。孔子身处贵族阶层,饱读诗书却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他开坛布讲,倡导有教无类,遂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最终使儒家思想遍地开花,长青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后世对孔子的众多评价中,最普遍地被人们接受的,同时也是评价最高的称谓是“素王”。这个称谓,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没有头衔的君王”,或者说他虽无君王之称,却有君王之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先生也曾指出,孔子撰书立说是开王者之道,行王者之事,具王者之风,无王者之称,所以可称“素王”。

在我国古代,君主的样貌有特殊标准,因为是天之骄子,自然不能与世人相同。比如脸需要是国字型,然后鼻若悬胆,眼角上吊,耳垂肩,手过膝,等等。而实际上这是刘邦的形象,汉朝的统治者为了神化君权和巩固统治才如此宣传。但是很快就有人发现,孔子的形象居然和刘邦有些相似。传言,说孔子出生的时候天降麒麟,口吐玉卷,被上天封为“素王”,这个称呼也就这么流传下来了。后世君王大多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自然就要对孔子不断粉饰。当然,孔子德行高远,无需粉饰,也不会因粉饰而被玷污。古时臣子立下奇功,君王常会为其封地列侯,用以表彰和标榜贤能。各朝代对孔子追加封号,道理同样如此,也有安抚儒家弟子,让他们效忠皇命的意图在内。

汉朝时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其中“褒成”是古国名,“宣尼”是封给孔子的谥号,“公”是爵位(在我国古代社会,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其中公爵地位最高,男爵地位最低)。

北魏孝文帝封孔子为“文圣尼父”,其中“文圣”是对孔子的追封,而“尼父”只是一种尊称。

北周静帝追封孔子为“邹国公”,其中“邹国”是古国名,“公”是爵位。

隋朝文帝封孔子为“先师尼父”,“先师”和“尼父”都是尊称。

唐朝太宗封孔子为“先圣”,后改为“宣父”。其中“先圣”是尊称,“宣”是谥号,“父”是昵称。其子高宗封孔子为“太师”,是官位,俸禄和职务实际授予孔子的嫡传子孙,其他朝代的爵位同样由孔子的嫡传子孙领受。

武则天封孔子为“隆道公”,“隆道”是谥号,“公”是爵位。

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文宣”是谥号,“王”是帝王,寓意和周文王、周武王等并列,将孔子的地位推崇到了极致。

西夏为巩固统治,尤其信奉儒家思想,对于孔子的封号,在继承唐玄宗封号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升,直接封为“文宣帝”。这一称号,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对孔子封号的最高级别。

元朝成宗复封孔子为“文宣王”。

明朝世宗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属封号或尊称。

清朝世祖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改为“至圣先师”,属封号或尊称。

民国政府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同样属于封号。

10.古代的科举考试有没有年龄限制?

隋唐时期,国家开始用“科考取士”的办法招揽人才,一直到清朝末年为止,对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从来都没有年龄限制。

据史料记载,公元901年的唐朝科举考试时,唐昭宗忽然心血来潮,有感于那些出身卑微并且年事已高的考生着实不易,就下令录取一些年事已高却仍在坚持应试的落魄考生,用以表示皇帝对民情的体恤。于是,负责科考的官员按照皇帝命令,挑出了五个符合条件的老翁,由皇帝御笔特批,成为当届的及第进士。唐昭宗在批书中写道:“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将异恩,各膺宠命。”这段话就是让他们知道这是皇帝法外开恩,而且御批的条文还被称为“赦书”,可见此举完全是一种施舍。按照规定,唐朝的官员年满七十岁之后就要正常退休,称“致仕”。而此次上榜的五位老翁,年过七十的就有两个,分别为曹松和刘象,其余三位王希羽、柯崇和郑希颜也都年过六十。

宋朝时,据范正敏的《遯斋闲览》(“遯”音同“顿”)记载,程颢(“颢”音同“浩”)八十二岁考中进士,而颇具传奇色彩的是,他居然考中了当年的状元。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慨,程颢还写了一手《登科谢恩诗》。其中的最后两句是,“也只年少登科好,争奈龙头属老成”,道尽无限酸楚。

我国科考历史上应试年龄最大的是黄章,此人是广东佛山人,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参加科考,时年一百零二岁。据说黄章自幼读书,十六岁开始参加考试,却一直到六十岁才考中进士,几经周折才进入国子监,但当时他已经是八十几岁的高龄了,很多官员被他的精神感动,多有看望和馈赠。一百零二岁参加考试时,黄章已经视线模糊,稍暗的地方就看不清路,所以考试时只能由官府特批,让他的曾孙提着灯笼在前面牵引照路。其情其景,可谓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乾隆年间,同样是一位广东的学子谢启祚(“祚”音同“做”),以九十八岁高龄中举人,同样惊人听闻。不过此翁的心态比较好,他在中举后还写了一首诗,称为《老女出嫁》诗。诗文中谢启祚以老女自比,说道:“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科举制度为国家供应了大批的人才,也让不少人从落魄子弟成为达官贵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文明。但在此之下,却隐藏着千千万万命运悲惨的无助学子。他们背井离乡,花费数年时间在路上,途径数千里赶往京城参加考试,有多少客死他乡,又有多少老死京城,却都无人问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对此表示,科举考试没有年龄限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促成了人民的崇文思想,让很多优秀人才修习孔孟之道,不断为国家提供栋梁之才,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对当官发财的向往,很多人痴迷于读书考试,最后落得“读死书”、“死读书”和“读书死”的悲惨境地,以致让人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慨叹。

11.国子监是什么样的办学机构?

我国自古就有专门培养国家干部的机构,其中国子监最具代表性。不过,由于这个机构不是对所有人开放,所以它在我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提到,它也由此多了一丝神秘感。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先生介绍,我国最早的国子监出现在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后来国子监的名字几经更改,但最终还是沿用了本名。国子监的职能实际上有两种:一是全国各地官办教育机构(包括国子监)的行政中心;二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负责培养国家的后备官员。

国子监的负责官员分为两级,一级是总管,称为国子祭酒,是行政官员,但同时也是学问精深的讲师,除了负责全国的教育工作外,通常也会负责皇储的教导工作。国子监中还设有若干个部门,具体部门各朝代有所不同,每个部门设一名管理人员,但他同时也是这个部门的讲师。所以国子监的官员都是一职多能,不仅负责管理,还负责教授课业。就国子祭酒来说,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兼大学教授,当然他主要教习的还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其实,国子监的入学资格并不是凭借成绩决定,而是身份地位。比如宋朝时规定,只有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进入学习,其身份大体相当于地方应试的秀才。所以,国子监实际上是官宦子弟的学校。当然也有一些学习成绩优异的贫家子弟进入这里学习,但他们也必须有七品以上官员的举荐。到了各朝代末期,由于吏治腐朽,平民地主阶级的读书人多有通过行贿入国子监者。宋朝庆历四年(1044年),国家建立太学,国子监的教学功能被分离出去,开始主管教育行政。

辽国和金国也都设有国子监,但都隶属于不同的上级机构。元朝时国子监仍然是下属机构,隶属于集贤院并下辖国子学。也就是说,元朝的国子监仍然属于行政机构,国子学才是教育部门。此外,元朝的国子监也有二等,一等自然是蒙古国子监,负责蒙古族官员子弟的教育工作;二等是回回国子监,负责汉人官员子弟的教育工作。

明朝时国子监的行政和教学职能再次合并,但是由于明朝曾从南京迁都至北京,而南京的行政机构又都保留,所以有两个国子监。其中南京的国子监改称南京国子监,北京的国子监称为京师国子监,但实际上南京的国子监比北京的国子监规模要大,高丽、日本、暹罗等国都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学习。不过很可惜,南京的国子监并没有保留下来,而北京的国子监则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并对外开放。

清朝基本沿用了明朝的国子监制度,而且连地址也一并沿用,这也使得明朝北京的国子监得以保存。和明朝国子监的细微差别是规模,另外就是一些科目有所不同。清朝时因为统治阶级为满族,并且蒙古族也有一定地位,所以国子监也设立了一些满语和蒙语科目。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国子监并入学部,正式在我国历史上消失。

12.“孔门四科”包括哪四科?

在北大中文系的书目中,关于“孔门四科”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子教导弟子的“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另外一种是儒家所倡导的“德行、政事、文学、语言”。据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因此他不可能不加区分地进行教授。北大中文系教授翟鸿燊通过对“孔门七十二贤”的研究,发现孔子十分注重因材施教,因为这些人在孔子的教授下所擅长的学术领域存在明显不同。

所谓“文行忠信”,其中,“文”主要是指儒家的各类经书典籍,一般认为《诗》、《书》、《礼》、《易》和《春秋》是孔子的教学用书。内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和政治等诸多方面,是儒家学派的精要所在,也是儒家教学的综合科目。

“行”可以简单理解为道德,因为道德实际上就是由行动来体现的。如果将上述的“文”比喻成理论知识的话,那么“行”就可以称为是实践经验。北京大学哲学(宗教)系在相关课题中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出自此处的儒家思想。孔子对于“文”和“行”都很重视,而且偏重于“行”,主张以实践为主。

“忠”字,顾名思义,就是忠实、诚信的意思。对于“忠”字的修行,孔子提出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只有做到忠于所学,忠于道德规范,才能做到心安理得,自在洒脱;二是对外,只有忠于所言,忠心接人待物,才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内外两“忠”,才能有所成就,获得人生价值,为世人留下财富,得到应有的推崇和爱戴。

“信”字的意义与“忠”字相近,但它主要强调的是对于言论的修行。所谓“人无信不立”,指的就是人一定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更要信守自己许下的诺言,如果不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不可轻易允诺,而一旦允诺,就必须说到做到。孔子对于信的阐述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即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别人将不知道如何对待他,引申义就是别人也不会信任他,并且也不会对他讲信用。

至于“德行、政事、文学、语言”,实际上是后世儒家学者归纳总结而来的,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涉及的规则也更加具体。其主要根据来自《论语·先进》,文中有如下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子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其中提到的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就是儒家所推崇的“四科”,而“四科”后面所跟的都是孔子的门人名字,表明他们是这一科目中的代表人物。其实,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对弟子的教导是分门别类的,而他对弟子进行课业教授也主要分为“四科”,这也成为后世学者理解“孔门四科”的主流说法。

13.“孔门十哲”指的是哪十位贤哲?

“孔门十哲”是指孔子亲授弟子中比较有成就的十位大家,或者说儒家早期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十位大家,分别是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按照儒学科目分类,这十个人可以全部归入“四科”行列,其中“德行”科目包括:子渊、子骞、伯牛、仲弓;“政事”科目包括:子有、子路;“言语”科目包括:子我、子贡;“文学”科目包括:子游和子夏。

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对“孔门十哲”做出了具体介绍:

子渊,指的就是颜回,子渊是他的字,也有史料称其为颜渊。颜回是鲁国人,出身贫贱,并且终生清寒,又在29岁时早亡,但是他勤敏好学,不慕名利,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过世时,孔子哭得很伤心,并要求其他弟子向其学习,因此后世也对颜回推崇备至。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开始将颜回的灵位放在孔子灵位旁一同祭祀;唐玄宗时颜回被封为“亚圣”;明朝嘉靖皇帝又将他封为“复圣”;韩非子也在《韩非子·显学》文中将颜回列为“颜氏之儒”。

子骞,即闵损,字子骞,鲁国人。闵损在孔子门下以“孝行”著称,汉朝刘向曾在他的《说苑》一书中有如下记载:闵损被后母虐待,吃穿都受到为难,但后母对两个亲生儿子却非常慈爱。闵损的父亲知道此事后非常恼怒,要将闵损的后母赶出家门。虽然按照当时的礼法规定,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闵损得知后却力阻他的父亲这样做——他认为后母对待自己一个人恶毒,其他两个兄弟却可以受到关爱,但如果将后母赶走,其他两个兄弟也要受苦了。闵损的父亲最后听从了他的劝解,后母也从此改头换面,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闵损。此外,闵损一生没有进入仕途,并且有明确地拒绝做官的言论和行为。

伯牛,即冉耕,字伯牛,鲁国人。冉耕一生德行高远,操守极佳,颇得孔子赏识。后来冉耕不幸得了麻风病,为了不传染别人而闭门不出,独自治疗,即使是孔子前去探望也只能隔着窗户。冉耕说:“恩师看望,本应亲自迎接行礼,但是为了不将病传染给恩师,只能让人认为我无礼于恩师了。”孔子非常感动,曾因此而发出对上天的不满,认为冉耕这样德行高远的人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厄运。

仲弓,即冉雍,字仲弓,鲁国人。冉雍虽出身贫贱,且他父亲的品行也不好,但冉雍却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他心胸博大,德行忠厚,很受孔子喜爱。曾经有人用冉雍父亲的恶行攻击他,但冉雍说:“即使是最普通的耕牛,也可以生出小牛来作为祭祀用的神圣供品。”以此来证明自己一心向贤的决心。后世中,荀况(即荀子)对冉雍大力推崇,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的一代大儒。

子有,即冉求,字子有,又称冉有或有子,鲁国人。冉求为人谦逊,在孔门弟子中以多才多艺见称,同样是孔子非常喜爱的弟子之一。冉求曾任官职,政务得当,而且在理财方面也很有天赋,但冉求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却是在军事上。公元前484年,冉求被任命为鲁国统帅,以巧妙的战术击败齐国,并趁机说服季康子(时任鲁国正卿,掌管朝政并兼任最高军事指挥官)迎回流亡在外十余年的孔子。唐朝开元年间,冉求被唐玄宗尊为“徐侯”;宋朝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又封冉求为“徐公”。

子路,即仲由,字子路,又称季路,鲁国人。仲由出身贫贱,但生性大度果敢,又好武艺,是孔子门下最具军事才能的弟子。孔子对仲由的评价非常高,曾说过,如果儒家思想不能发扬光大,他就去世外隐居,那时仍然跟随在他身边的恐怕只有仲由。仲由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对于那些敢非议孔子的人向来不留情面,因此在他成为孔子的弟子后,孔子就很少再听到众人的非议了。后来仲由战死,年过七旬的孔子因此极度悲伤。

子贡,即端木赐,字子贡,卫国人。端木赐头脑灵活,对事物有独特见解,尤其善辩,《论语》中他与孔子的对答出现最多。但孔子对端木赐时有微辞,器重他不及颜回。端木赐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政治和经济上——在政治方面,他曾游说各方势力,不用一兵一卒保鲁国周全;经济方面端木赐是当时有名的富商,也是孔子门下最富有的弟子。孔子过世时,端木赐未能及时赶回参加葬礼,所以孔子的其他弟子都是守孝三年,但端木赐却在孔子的墓前守候了六年,师生情谊可见一斑。

子我,即宰予,字子我,又称宰我,鲁国人。宰予在孔子门中以善辩著称,即使和孔子也常有争辩,比如对守孝期的规定,宰予认为三年过长,应该为一年,但孔子出于对孝道的遵行,驳斥了宰予的提议。《史记》中有记载宰予因参与政变被杀,不过据北大国学教授张岱年考证,被杀的人只是与宰予同字,实际上并非一人。唐玄宗追封宰予为“齐侯”,而宋真宗则追封他为“齐公”。

子游,即言偃,字子游,又称言游,吴国人。言偃在孔子门中以文学见长,他学识渊博,智虑高远,是孔子极为器重的一名弟子。孔子曾对言偃做出评价,“吾门有偃,吾道其南”,意思是说有了言偃这名弟子,他的儒家思想就可以传播到南方去了。当时,南方被认为是荒蛮未化之地,而言偃也是孔子门中唯一的南方弟子,难得的是他在文学科目上又可以排在第一名,其身份的特别可见一斑。

子夏,即卜商,字子夏,又称卜子夏,卫国人,但是据北大国学讲师钱穆先生考证,卜商为晋国人,现被主流学者采用。卜商心性灵动,文学天赋极佳,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弟子,他的最大成就在于对儒学的创新和发展。孔子也曾因卜商的见解而受到启发(《论语·八佾》),将儒学不断推向更高的成就。虽然卜商文采高绝,但他的人生并不顺畅,因晚年丧子,哭瞎了双眼。唐玄宗追封卜商为“魏侯”,而宋真宗则追封他为“魏公”。

14.儒家的“孔门六艺”是哪六艺?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认为,我国古代对“六艺”的说法不一,其中《周礼·保氏》中有言:“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另外一种说法是六经的别称,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别称。而儒家最终取信的是《周礼·保氏》,并将其对“六艺”的阐述进一步总结,分别为“礼、乐、射、御、书、数”。

“礼”即礼节,包括对思想和行为的共同规范。“礼”可以分为“五礼”,分别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不管是对婚、丧、嫁、娶,还是对祭祀、拜师、出行、入学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绝对权威的指导。

“乐”主要是指音乐、舞蹈和诗歌方面的技艺。在我国古代,这三样东西是不分家的,都是用于贵族阶级的祭祀或者享乐。其中,舞蹈的部分还可以细分为“文舞”和“武舞”。“文舞”包括“勺”,舞者在表演时空手或拿一些羽毛和丝带等轻盈物品;“武舞”包括“象”和“大夏”,舞者在表演时会使用刀和盾等道具,并在舞蹈动作中融入武术动作,饰演武官。我国古代的“乐”又可以细分为“六乐”,分别为: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濩”音同“户”)、大武。

“射”就是射箭,在我国古代又有“五射”之说,分别为:“白矢、参连、剡注(“剡”音同“掩”)、襄尺、井仪”,分别代表弓箭手的五个境界。“白矢”是指箭支中靶后穿出靶身,在后面露出白色的“箭矢”,说明弓箭手不仅射箭准确,而且力道十足;“参连”是说弓箭手可以在“白矢”的基础上连续发射箭支,发射的过程可以在瞬间完成,通常情况下弓箭手背后的箭筒内有多少箭,弓箭手就可以一气呵成地射出多少箭;“剡注”即箭支在空中飞行的速度非常快,已经可以发出嘶鸣声了,说明箭支射出的力道更足;“襄尺”实际上是相对距离而言的一种说法,意思是说弓箭手的有效杀伤范围更大;“井仪”是弓箭手的最高境界,意思是说在以上四种境界之上,弓箭手可以一次发射四只箭支。也就是说,可以四四连发,箭箭中的,距离够远,力道也够足。

“御”指的是驾驭,主要指的是驾驭马匹,在军事中也包括战车或其他武器。“御”同样有“五御”之说,分别为: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鸣和鸾”,是说行车(马车)时挂在车上的铃铛响起来很有韵律,说明驾驶者对行驶的节奏掌握得很好;“逐水曲”是说驾驶者转弯的能力非常强,可以在水沼遍布的地方行驶而不使车子沾水;“过君表”是说驾驶者可以在接受君王检阅的时候腾出手来行礼,而仍然使车驾前行自如;“舞交衢”的意思是可以在道路非常艰险的情况下如舞蹈般优雅地前进;“逐禽左”是指驾驶者可以乘车与猎物并驾齐驱,并腾出手来从侧面将其猎杀。

“书”是指书法,包括认字和解译,而从整个学习过程来说,又分为“六书”,分别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是认字的过程;“指事”、“会意”、“形声”和“转注”都是用字的过程;而“假借”是说可以在别人用错别字的情况下,仍然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

“数”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数学,但算法都是中国古算法,其中多数都已失传,现在我国通用的数学,多为西方引进。“数”从低到高共有“九科”,分别为:“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这些都是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从中可以看出,部分古算法一直沿用至今,如方程和勾股定理。当然,现代的算法和古代算法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基本原理是不变的。

15.儒家的自我修身方法是什么?

北大教授翟鸿燊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儒家修身的总纲领分为八个科目,分别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根本,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是修身的具体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实践过程,也是修身或者说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

儒学中的修身,就是让人们的行为逐渐符合道德标准,并让每个人都能了解整个社会,了解各种行为标准和社会运行规律,以“人人自治”而达“天下大治”。但是孔子同时指出,修身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修行者必须能够抵御各种欲望的诱惑,并且持之以恒,最终养成习惯,才可以领悟到自然超脱的境界。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坚持奉行君子之道,就可以成为圣人;一个人坚持好的习惯,就可以成为完美的人(君子)。孔子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示,那些“临时抱佛脚”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是无法洞悉大道的。

至于修身的具体方法,儒家著作中也有相关的阐述,总体来讲可以称为“十修”:

第一,孔子认为修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目标和计划,其中目标尤其重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计划也必须完成。这两者相辅相成,循序渐进,缺一不可。

第二,人们修行的目标可以分为利己和利他,儒家思想认为利己者有害于社会发展,君子应该具备利他精神。利他不是害己,而是和谐共存,也可以称之为行善。孟子认为,君子和小人都在忙碌,不同之处只在行善和求利有别(“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

第三,人们在修行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问题,儒家思想认为,怨天尤人是修身大忌,遇到问题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第四,修身过程中“自省”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人们在生活中每天都要见不同的人,处理不同的事情,言行举止难免受到影响,如果不及时纠正不好的方面,不仅自身会偏离正轨,还可能因此对别人造成不良影响。孔子说“见贤思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说“君子必自反”;朱熹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是这个意思。

第五,是自信自强,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这个自信必须建立在“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人与人的天资条件和后天环境必然存在不同,但最终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思想认识。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优于别人,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劣于别人,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认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不因优越而自满,也不因不足而自卑,这样才能让自己得到不断发展。

第六,理智克己同样十分重要。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孟子·鱼我所欲也》),当我们认定了某个目标的时候,就一定要明白,虽然很多东西难以放弃和割舍,但一定要理智地克制自己,也唯有如此,才能尽快达成所愿。

第七,安贫乐道和安分守己是正身之道。所谓“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们往往会在追名逐利中迷失本真,忽略自己内心的声音,而若是静心自问,其实太多的人所需并不多。当一个久经世故的人退出尔虞我诈的名利场,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一句“平淡是福,简单是真”。

第八,实现自我价值。这种上升到一定高度的修为,必须已经具备了上述各种条件才可实现。用儒家的思想来说,实现自我价值就是一个“成己”和“成务”相结合的过程。以青年人的理想为例,在确定这个理想时要考虑到大环境的需要,如国家,然后将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上善之选。

第九,灵活善变。这里所说的善变不是让人们做“变色龙”,在儒家思想中,一直都很重视个体的随机应变和整体的与时俱进。《孟子·公孙丑上》中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大锄头,我国古时的一种农具),不如待时。”意思就是修身者在没有遇到合适时机的情况下,要像雾豹和冥鸿(我国古书中善于隐遁的动物名)一样潜心修为,而一旦时机出现,就可以像云龙和大鹏(善于腾冲的神兽)那样直上九霄。

第十,人际关系。这一点实际上是综合的阐述,在具备了上述条件后,人际关系的建立并非难事。这里单独提领出来,是要说明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完成一件大事,推行一种思想,都必须依靠众人的力量,而如果自己一个人闭门造车,最终是难以成事的。

16.汉武帝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北京大学教授林语堂曾撰文明确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利用儒家学说作为他的思想傀儡,兼并天下百家,使中国思想文化失去自由,完全置于统治阶层的掌控之下。而这一观点也在后来得到多数学者回应,并最终成为学术界主流观点。其实,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比较深远的原因,而且这次历史事件对后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纷纷出现,他们各有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也有强大的系统理论在背后进行支撑,各国统治者所奉行的治国思想也各不相同,这种状况史称“百家争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基本采用法家的治国思想进行统治。楚汉争霸时期,各家思想流派再次蠢蠢欲动,准备恢复昔日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朝建立以后,刘邦为了得到更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废除了秦朝的禁书政策,使各家思想流派重新兴盛起来。经过数十年发展,道家和儒家齐头并进,成为最具影响的思想流派。随后的几位汉朝皇帝,基本都是采用道家思想,尊崇“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使人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然而,随着汉朝诸侯国制度的推行,国家权力逐渐被分解到地方公侯手中,统治阶层“无为而治”的方略,也使得地方势力越来越强盛。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和心腹晁错商议,认为吴王刘濞的势力过于强大,应该削减他的属地。刘濞则联合了其他六个诸侯国以及匈奴等势力,以“清君侧,杀晁错”为名,率军向皇城西安挺进。汉景帝没有料到刘濞会起兵造反,慌乱中答应了叛军的要求,将谋士晁错腰斩于西安东市街头。但叛军并不肯因此善罢甘休,在没有了“清君侧”的借口之后,刘濞干脆揭开反旗,走上了明目张胆的武装夺权之路。叛军行至梁国(今河南商丘),此地的诸侯梁王是汉景帝的亲生弟弟,誓死将叛军阻拦在梁国境内,并紧急向汉景帝求援。直到此时,汉景帝才如梦方醒,派遣周亚夫和窦婴率军前去镇压,最后以“切断粮草”的计谋打开突破口,三个月内便将刘濞叛军击溃。刘濞在逃亡的路上被杀,其余六王也相继畏罪自杀,史称“七王之乱”。

“七王之乱”后,汉景帝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便顺势将其他藩王的属地收归国有,统一由中央掌控,以致中央政府的权力达到汉朝以来的巅峰。但是由于各家学术思想在全国各地盛行,导致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受到威胁,所以汉武帝即位后,急需做出相应的措施。在当时的朝野中,以官员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交战正酣,而由于窦太后掌握着一定的实权,所以道家成为这一时期的汉朝国教。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窦太后的权力也随即被汉武帝取代。面对重新陷入混战的各家思想流派,汉武帝决定广招天下贤士,重新确立一家有助于他统治国家的思想。

公元前134年,全国各地的学者纷纷赶往西安,在汉武帝亲自主持的策问仪式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取得胜利。汉武帝对他提出的儒家思想大加赞赏,并最终确定了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相关律法的制定和道德的推广也据此完成。自此,儒家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长达数千年的思想统治。但必须注意的是,汉武帝之后的儒家思想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儒家思想,而是融入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家流派的混合体,甚至儒家思想中的很多内容也被删改,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皇帝为了更好地统治国家。

17.历代君王为什么要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

据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考证,我国的“封禅大典”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各个时期的“封禅”仪式都有所不同,目的也从最初的“祈求平安”到宣扬“君权天授”。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受孔子学说影响,儒家思想被广泛传播,众多儒生提出来祭祀天地,以体现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祭天需要选择“国内”最高的山,而在齐鲁境内,最高的山就是泰山,所以泰山就成了祭天之地。渐渐地,泰山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就占据了一席之地,被誉为“五岳之尊”,成为儒教的圣山。此外,为了显示泰山的神圣地位,管子还列出了一系列曾在泰山封禅的先贤圣人,如无怀氏、伏羲、神农氏等(《管子·封禅》)。

在这种文化和时代背景下,春秋时期的诸国君主便命人在泰山顶上筑起圆形祭坛,作为祭祀天神的场所,这种祭祀活动称为“封”;又在泰山脚下筑起方形祭坛,作为祭祀地神的场所,这种祭祀活动称为“禅”,合称“封禅”。“封禅”一说的来源,便在于此。历代君主们都到泰山封禅,以祈求年岁丰登,国家太平,君权安稳,天地共同保佑(“登封报天,降禅除地。”《史记·封禅书》)。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这一文化被延续下来,所以秦始皇也成为第一个到泰山“封禅”的帝王。在此之后,“封禅大典”逐渐演变成为最高级别的国家礼仪,而除了祭祀天地外,还先后加入了狩猎、游览、仪仗巡游、歌舞表演等形式,以至封禅大典的规模成了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

关于祭祀仪式,可以追溯到上古到夏、商、周时期,而祭祀的对象也从祭祖扩展到祭天、祭地、祭山川河流等。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其中,讲究“克己复礼”、将祭祀纳入最高规格的国家礼仪的儒家思想,更是掀起了君权至上的学术思潮。

到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沦为皇权统治的工具,国家实行“独尊儒术”,祭祀仪式的规格也随之进一步提高。儒家弟子董仲舒更是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观点迎合汉武帝,让愚昧的百姓相信听信皇命就是听信天命,将皇帝的权力彻底推上神坛,也让臣子百姓更加盲目地服从皇权统治。汉朝的班固曾对泰山封禅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凡是推翻前朝、建立自己朝代的君主都会到泰山封禅,表明自己是接受天命才如此行事。从此,泰山在皇家仪式中的地位变得崇高无比,各朝代想要成就一番作为的皇帝都会亲临泰山,举行规模宏大的封禅仪式,以求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更广大和深入的支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曾经做出统计,我国历代在位皇帝登临泰山封禅者多达数十位,不在位或者不是大一统社会下的皇帝登临泰山者,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可见,泰山的“封禅”文化已经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成为每一个尊崇儒家思想的皇帝的政治行为。

18.儒家为什么提倡“知行合一”

儒家思想中“知行合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程朱理学。程朱理学认为,“知”和“行”是两回事,应该分开修行,并且先修“知”,后修“行”。明朝儒学大家王守仁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知和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先后之分,更不能分开来对待。根据北大国学讲师张岱年解析,“知”和“行”的概念大体可以理解为“理论”和“实践”。按照王守仁的观点,知和行就是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或者说是思想意识和实际行动,而“知行合一”就是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相互促进、不断提升修行者品格的目的。

1508年,“知行合一”的概念首次被王守仁提出,他以道德意识和思想理念为核心,系统阐述了新儒学中关于“知”的定义。在阐述“行”的时候,他也先后引入了道德实践和实际行动的概念,并说明了知和行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是王守仁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儒家观点,使儒家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儒家思想对于理论和实践的解读,也从此进入了“二者同出一源,名字不同但目的相同”的高度。

“知行合一”儒学新观点还有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改变,那就是反道德规范的阐述。在“知行合一”这个观点提出以前,儒家弟子都必须以道德规范为行为标准,需要按照这个标准不断规范自己的行为。但“知行合一”却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才是道德规范的最大力量,只有从本心出发,对道德标尺有足够的认同,心向往之,才是修习儒家思想的大道,而不是在外力和欲望的驱使下,使修习者强行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可以说,在儒学发展进程中,这一观点的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而“知行合一”的儒家新思想也因此大受欢迎。

另一项创新观点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王守仁认为,经过时间洗礼的传统道德可以成为人们的思想指导,修习者的想法如果和道德规则不谋而合,会在心理上感到安慰。但如果修习者的想法和道德出现偏差,也不应该立即感到沮丧,并在不情愿的心态下努力向道德标准靠近,这样只会让自己的内心和行为都受到扭曲。修习者应该将道德和实际情况相对照,实事求是,以求“知”和“行”的“心心相印”。因为势随时移,任何一条曾经的道德标准,都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淘汰,一味泥古不化,也有碍人格的健康。

王守仁延伸了宋朝理学家陆九渊的观点,并由此得到了反对程朱理学的理论根据。他认为,“知”是“行”的指导,而“行”是“知”的表现;“知”是“行”的开始,而“行”是“知”的进行。修习者在解读“知”的过程中,必须加入“行”的理念,这样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到“知”的含义;反之同理。“知”和“行”就如同一个跷跷板的两端,如果中间的支点不抬高,那么任何一端的升高,都将以牺牲另一端的高度为代价。

“知行合一”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除了我国外,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对这一思想十分推崇。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曾发出“一生俯首拜阳明”的感慨,并将此感慨刻在腰牌上;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的名字“行知”的来源,正是“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