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不是想写一本书，就写出来的，是先有那么多资料，然后动笔写的。我写了三十多年散文，译了二十本书，研究了七年翻译，看到了许多不同名家的译文，比较中英文文法、结构、表现法不同之处，遇到无数难题，想法解决，随时记在心里，事后加以整理、分析、归纳，写了出来。原稿写好之后，搁了好多年，一再修改，并拿来在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高级翻译文凭班作为教材，试用了两年光景，观察学生的反应，又曾摘要写成十二章，充该部函授讲义，这份讲义还拿去供几间专上学院做过翻译教材。全书现在才印出来。所谓研究七年，是每天七小时半，连续不断专业化地研究，逐字逐句推敲，跟朋友反复讨论。不是玩票。
上面这段话绝不是表示这本书有什么了不起，我个人才力、学力都有限，写的时间还嫌不充分，我只是说明成书的经过。
我是写散文的人，所以我的要求是译文要像我佩服的散文家的散文，这种态度不一定人人赞同。我把翻译当一门科学。当然翻译也是艺术，不过艺术是很难教的。不谈科学而侈谈艺术，未免过早而立足不稳。真正译到精确妥帖的地步，离艺术也不太远了。
我虽然没有谈艺术，倒谈了翻译的哲学。这是因为有许多问题关乎思想态度，不在中英文程度优劣，也不在翻译技巧的有无。要是思想不清楚，翻译好不了。
这本书像一本军用地图，告诉人哪里有地雷、哪里有险滩、哪里有流沙。当然也指示安全的道路，但可不是导游手册。书里所讲的是实际有过的困难，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有些毛病因为劣译充斥，大家看惯，而且目前许多作家写中文也不知不觉犯了，所以见怪不怪，其实毛病总是毛病。
中国近代的翻译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虽然名家辈出，而寡不敌众，究竟劣译的势力大，电讯和杂志上的文章多半是译文，日积月累，几乎破坏了中文。我深爱中国的文字，不免要婉言讽喻。
这样的一本书所讲的不代表任何人、任何刊物、任何派别；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意见和真理不同，真理只有一个，而意见却可以有很多。我虽然也知道一般人很喜欢纯净的中文，但有些译家可能抱不同的见解。不过我所知道的若干翻译名家也曾支持我的意见，所以我发表出来，也觉得心安。好在言论自由，别人抱不同的见解也可以发表。读者和后世都是最公正的评判。
书中尽量不用别人的资料，好歹都是我收集来的。有些话我说了，又听别人提起，还是保留了下来，因为一删全书就不完整，而且也删不胜删。
我写这本书欠很多人的情分，尤其是我在某杂志的同事和许多翻译界老前辈。我不能一一举出他们的芳名，因为他们都是译林高手，极有名望，提起来反有招摇之嫌。但宋悌芬兄和我的翻译生涯关系很深、很久，本书的原稿还承他看过一部分，他也提出过意见；徐诚斌主教做《公教报》主编，我在他面前做翻译，承他指点三年。这两位不容不提。许多友好给我很多启示，解决我某些问题，消除我很多疑惑。许多要点若非他们提出，我会忽略。有些地方我和少数友人也激烈辩论过，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谁，虽然如此，我仍然感激他们。
亚洲基金协会香港的代表，特别是袁伦仁先生，给我支持，这本书才能写成，这是要提出来的。还在香港中文的用途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翻译成为急务之前，基金会的主持人就已经注意到翻译的重要，力谋推进这方面的研究。这种远见值得钦佩。
我尽管感激这许多人，但自己写的书自己负责。
这本书既然是创作，有些地方一定还要斟酌，而且不免有错误，希望大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