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能否认，目前的翻译已经成了另一种文字，虽然勉强可以懂，但绝对不是中文。译者照英文的字眼硬译，久而久之成了一体，已经“注了册”，好像霸占别人妻子的人，时间已久，反而成了“本夫”，那个见不到妻子面的可怜的本夫，却无权回家了。如果你批评那种不像中文的译文，译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回你：“你不知道大家都是这样翻的吗？现在的创作不也是这样写的吗？文字在进步，为什么一定要守旧？照英文译，又省力，又新颖，读者也懂，为什么一定要译文像《红楼梦》那样的白话呢？而且照西文译可以介绍新语风，丰富（作动词用）中文，不是很好吗？”我觉得他也真理直气壮。
可是本书的态度，却是要翻译像中文。凡是中国已有的表达意思的方法、字眼、句法，尽量采用，没有的再想办法。读者如果不赞成我的主张，就不必费心看下去了。
这本书主要是告诉读者好些我认为做翻译工作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养成某几方面的敏感，提出一些应该守的纪律。我提出的解决法可以商议，但问题确是问题。
我写这本书有几点基本的态度，首先提一下：
第一，翻译有可以学的地方，有不可以学的地方。这本书只教可以学的地方，把不可以学的地方留给读者去想办法。我所谈的，以指出错误、不妥、译文不能上口诵读为主，不着重示范。大约三十年前我读H. W. Fowler和他弟弟F. G. Fowler的The King’s English（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内文中有一段话给我印象极深。这是一本讲英文文法修辞的书，他在序文中说：
... since the positive literary virtues are not to be taught by brief quotation，nor otherwise attained than by improving the gifts of nature with wide or careful reading，whereas something may really be done for the negative virtues by mere exhibition of what should be avoided，the examples collected have had to be examples of the bad and not of the good.
我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切实有用的科学方法。因为精妙的佳译，也不是教了可以学会的。不知把中国文学研究了多少年、用中文著述了多少万字，研究英文文学，实际做翻译工作下了多少年功夫，才有那么妥帖传神的译笔。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译文没有毛病，虽然找不到原著的动人之处，却也明白晓畅，这种翻译就不错了。再进一步求其精妙，也并不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虽然如此，在“去邪”的时候，我也不得不做些“显正”的工作：如果说这一个字一般人译错了，我总得把不错的译法举出来。我要声明的是，我举的可能只是许多改善的方法之一，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而且我举的也许很可能有斟酌的余地。
第二，我要举的，以实有的，而且一般人和我以前一样容易犯、常犯的毛病为限，绝不凭空捏造（但因种种原因，不能像Fowler弟兄那样，把译者姓名标出）。就翻译而论，的确有些毛病是难免的，甚至大译家也一样，遇到中英文迥然不同的地方（如How do you do？），倒没有这个危险。最怕是英文译为中文似通而实不通的句子。我们是人，容易受骗，必须养成高度警觉（也可以说是敏感），才能应付。
我要做的就是把常见的错误或不妥的地方提出，这样好帮着本书读者养成那种警觉、敏感。
第三，我要讲的，只是把英文译成中文的技术上的问题，不涉及把中文译成英文的事。中译英与英译中虽然不是没有关系，但却是两件不同的事，要求的技能也不同。我认为讲中译英的书该用英文写，写给英文写作能力强而不大能理解中文特点的人看。
第四，译《圣经》、莎士比亚、弥尔顿等名家著作都该有专书，这本书里不特别详谈。
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从理论下手，而理论又是最枯燥的。我在卷首讨论翻译的理论，可能使许多读者气闷。如果有这种情形，就先看下面的也可以。等到对翻译已经有了研究，再看理论也不迟。但如果耐心看完理论，即使囫囵吞下，对于了解实际的问题也有益处。
这本书是写给初学翻译的人看的，但我并非狂妄自大，也希望给老资格的翻译家参考。我得声明，我并非“老资格”的翻译家。
我更希望，一般从事写作的人也肯一看这本书，因为今天拙劣不堪的翻译已经影响到一般的写作，书中许多地方讨论到今天白话文语法和汉语词汇的问题，这和任何作家都有关系，并非单单从事翻译的人所应该关心的。我教中文的时候，时常要讲到翻译，也是这个原因。
翻译是艺术，要动手去做的。要想精熟，只有多读中英文书、多思想、多翻译。如果认为读了一本讲翻译的书就够了，这就如严复所说的：“无异钞食单而以为果腹，诵书谱而遂废临池，斯无望已。”还有这本书里讲的是写文章的道理，如厨师教人火候、用作料配菜，而不是把原料给人，所以读者自己要把中英文的根底打好才行。
在变化极快、极多的时代，总不免有国故派与进步分子之争。翻译这件事，尤其免不了。
“国故派”这个名词是我借用的，我心目中它指的是英文所说的purist，就是在文字方面非常讲究，力求纯正，不喜欢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中文的人；英国有The Society for Pure English，成立于1913年，由权威辞典学家、文学教授等人组成，目的在指导一般人对英文的鉴识、欣赏力，并就英文文字应用及发展方面，指导教育当局。1945年以后，该会就没有活动了。我们历代有文字学家为一般人正误，单说近代就有一位吴契宁先生在1935年出过一本《实用文字学》。他怕排字有误，特地亲自抄缮。还有一位顾熊藻先生写了一本《字辨》。在文字上他们算是purists。作文方面，目前似乎没有什么人著书出来攻击欧化的文章。我所要说的是，国故派永远是少数，但这种人也有相当力量。另一方面，进步分子也不可轻视，虽然他们一部分的“创作”迟早会遭淘汰，但另一部分会流传下去。这两方面的力量互相消长。国故派尽管不喜欢欧化中文，欧化中文仍旧得势；进步分子尽管讨厌国故派，大多数的人仍旧听国故派的话，想把中文写得像中文。我们不能不顾正统的中文，也不能把进步分子的中文一笔抹杀。
Fowler弟兄的The King's English一书对英语世界的影响是这种互相消长的试金石。1930年那本书的第三版序言里说：
It has sometimes seemed to us, and to me since my brother’s death, that some of the conspicuous solecisms once familiar no longer met our eyes daily in the newspapers. Could it be that we had contributed to their rarity? Or was the rarity imaginary, and was the truth merely that we had ceased to be on the watch? I do not know...
H. W. Fowler是客气，实际上他这本书影响非常大，不但在英国及大英联邦各国，即使在美国，凡是认真写英文的，无不重视这本书。中国精通英文的前辈早已一再提起他弟兄的书。任何人细细读了，也会养成一点敏感，避免犯某些英文文章的毛病，也知道一些文章的好坏。他们的功劳有一个重大的意义，不容忽视，这就是证明少数派、求全派、学者、力求语文纯正的人，并不是没有用处的，相对绝大多数不讲究语文纯正的人，这种人虽属少数，但仍然可以发生作用。就保存一国文化和增进人类互相了解而言，他们是有功劳的。
我佩服英国散文大师Max Beerbohm的话：“to seem to write with ease and delight is one of the duties which a writer owes to his readers，to his art。”所以对翻译也抱同样的态度。我们应该处处替读者设想。
这本书里讲的，本来是一整篇，之所以分许多章节，是为了读者便利，有些界限是分不清的，如“中文语法”和“中国的中文”。
书里所举的例子，每个只用来说明一点，所以务求简单。遇到没有英文也能说明的地方，就不列英文，以省篇幅。有的译者把原文“忠实”地译成中文，即使不写出原文也知道原文是什么，当然也就不必再列原文了。
附记：友人诗人黄国彬教授说，我这本书里说的毛病近来的译文里已经少见，他要归功于我的书，我不敢当。但是用我的书做翻译教材，总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