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非常流行标题音乐。如果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标题音乐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全新的音乐表演形式。标题音乐的特点是，节目说明比音乐本身更重要。它的每一小节音乐里，都配有两段长长的说明文字。换句话说，我们在听完一段八分钟时长的交响乐曲之后，先得听上足有九分钟时长的文字解说，然后才能继续听音乐！
标题音乐的历史，可以远远地追溯到16世纪中叶。不带文字解说的音乐，早在16世纪中叶，就已经被人们试图用来表达非音乐思想了。这跟今天的标题音乐非常类似。数百年前的库瑙，就曾经作过单纯地用声音再现《大卫与格里亚特之战》的尝试。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可以看做17世纪的人们在这方面的最初尝试。而且，早在库瑙之前，苏格兰就有一位能够用乐器来表现诸如暴风骤雨之类的很多东西的管风琴师，他叫斯韦林克。据听过他的演奏的行家们说，他的演奏不但有创意，而且有深度。因为，他居然能够通过在同一乐器上运用急速和弦的手法，营造出一种令人身临其境的效果。比如，让基督升天的奇妙场景清晰地浮现在听众眼前。
不过，洛可可时期的作曲家们，却不具备这种激越奔放的情感。他们并不会刻意地在细腻的乐曲中添加布谷鸟叫或夜莺歌唱的声音，更不用说各种田野小野兽的声音了。正因为这种粗疏，他们的音乐才缺少了一些活力。这种不足，被敏锐的贝多芬意识到了。于是，他开始用心地捕捉大自然中一切清新美好的元素，把它们加在自己的作品里。然后，我们就从中听到了湍急溪流的欢唱声，看到了雨后彩虹横跨天际的美妙景象。这种声音，总能让我们惊喜，并由此赞叹音乐和自然的美妙。
音乐就像溪水一样，它总在不停地奔流着，越来越细腻精致，给人带来一种新的喜悦和激动。即使发生了战争，音乐也会继续向前奔流。例如，在拿破仑南征北战时期，法国这一人间天堂、让·雅克·卢梭心中理想的牧师栖息地，的确遭受了一段时期的动乱，从而迫使仙女们及其男朋友远离了法国，飞到了远方的净土上和音乐为伴；而法国那些清新悦耳的音乐声，却被帝国军旅的隆隆炮声盖住了。其实，音乐并不害怕炮声，它只会悄无声息地待在一边积蓄力量，伺机而动。没错儿，战争一结束，音乐家们就带着他们创作的战争题材的音乐从森林里跑了出来。他们的作品，顿时令人耳目一新。于是，一个个的音乐家，就在大喜过望之下一起发了战争音乐的大财。
在召开维也纳和会时，欧洲的外交官和王公贵族都从四面八方向维也纳云集。东道主维也纳作为音乐之都，就用举办音乐会这种独特方式来招待五千人的贵宾队伍。担任乐队指挥的，是当时早已名扬四海的贝多芬。不过，贝多芬当时演出的曲目，却不是他的《英雄交响曲》或《田园交响曲》这类惊世之作，而是《维多利亚之役》。因为，前两首对那些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贵宾而言，太过深奥费解；而后者就不同了，它那雄壮激烈的音乐，足以再现威灵顿大败儒尔当和约瑟夫·拿破仑的动人情景。所以，此次演出自然非常成功。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我至今还记得我当年聆听它时的情景。这支曲子很棒，据说很受帝俄时代的俄国人的喜爱；而且，每当演奏到结尾部分的国歌时，人们还真的会放炮弹，以便透过隆隆的炮声，真切地体会战争中的那种紧张和刺激，真是令人震撼！
不过，有时候，有些人为了能使听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会不惜使用一些误人视听的低劣技巧。这种玩弄阴谋诡计的做法，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人们嗤之以鼻，反而成了一种被人津津乐道的时尚。一旦了解了这种情况，很多原本令人费解的事也就变得清晰明了了。例如，在演奏《莱奥诺拉序曲》时，乐队里就有两个号手在卖力地吹着。但是，这种不够正大光明的做法，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指责。在人们看来，既然要的就是亲临其境的音响效果，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阴谋也就不算什么了。
这么一来，“标题音乐”和“纯音乐”相互对抗，双方都力图使自己处在对方的上风。四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明争暗斗还在持续着。虽然并没有分出高低，但双方仍然还在较劲儿。这么看来，这个问题好像不需要我再浪费口舌了。但是，这样的饶舌有时却是必要的。这就跟我们为了弄清绘画的流派，需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激烈争论一样。也许，在外行人眼里，无论是后期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还是未来主义，都只是一些不值得争论的名词而已。可是，这种争论并不只是无聊的名词解释，不然我们的艺术就不叫艺术了。事实上，这种争论是各种各样的流派之争。这些流派各有特色，绘画水平也参差不齐。比如塞尚和毕加索，他们虽然派别不同，但他们都拥有高超绝伦的绘画技艺，从而为他们所属的流派增添了不少光彩。有的流派则相反，它们当中不乏技艺低劣的无能之辈。这些无能之辈为了吹捧自己，甚至恬不知耻地贬损大师，妄图使大师居于自己之下。所以，这种争论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只是还很有必要甄别它们的性质。“标题音乐”和“纯音乐”之间的争论，就类似于这种绘画流派的争论。
不过，的确有一些音乐（包括大师的作品）是令人不知所云的。比如，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一些作品，就令人莫名其妙。我可以理解他用曲谱告诉我的《厄勒克特拉》，也明白他用声音向我表达的《死与净化》；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他由此传达的东西是什么。一旦我对他的音乐完全不了解，我就只能仓皇地逃开他。另外，他的《唐·吉诃德》对我而言也像一团迷雾，叫我很难读懂。当然，这种音乐听多了，自然就会慢慢地习惯，我自信习惯它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要不，就干脆当它是个例外好了。
音乐中的幽默，也有上述两种相反的情况。例如，有的作曲家只需轻易地调度音符，就可以淋漓尽致地将幽默的情绪表达出来；而有些人就不同了，他们试图增加一些搞笑成分，以达到表达幽默的效果，却往往使音乐变得呆板、干涩，甚至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他们根本还不知道幽默材料的使用方法，如何能营造出幽默？无论是施特劳斯的《蒂尔·艾伦施皮格尔》，还是莫扎特的《魔笛》，里面都有与我们心灵相通的东西。那些作曲家，似乎把我认为有趣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所以我听着自然会会心地微笑起来。这种幽默是自然的，容不得半点装腔作势。有些人虽然费尽了心思要制造幽默，却总是不见成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倒可以转行去从事悲剧，因为表达悲伤更加容易。
今天，标题音乐的名目越来越多。其中当然有很多佳作，比如，柏格斯特的一些试图通过管风琴来表达“星球的本质和特点”的作品，以及德彪西的含有“农牧神出现在一个下午”这一著名情节的作品等。“农牧神”和“那个下午”，简直就是德彪西标题音乐的标志，它带有一种浓浓的象征意味，令人印象深刻。我相信，这些成功的作品完全能够自行在听众中产生共鸣，而不需要饶舌者来口若悬河地作出一些不得要领的评论。因为，真正优秀的作品，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让听众渐入佳境。
而有些作品，则是必须借助外来力量才能让人了解，它们无疑是不好的作品。既然它们不好，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听它们了。这就像我们吃水果馅饼一样，只须品尝一口就可以知道它的味道。如果还要另外费神去看食谱来了解它的制作过程，或是看着曲谱欣赏雷斯皮吉的《罗马的喷泉》或勋伯格的《升华之夜》，那么人们无疑会觉得多此一举。
对标题音乐有巨大贡献的是埃克特·柏辽兹，他被人尊称为“标题之父”。他一生历经坎坷、倍受压制，但他却没有被压倒，反而成了一位真正的伟大音乐家。他在音乐史上拥有谁都无法撼动的地位，也没有人能否认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