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领袖都要维护和弘扬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应该提出道德的、宗教的事实和各种假设，以此来证明政治体系的合理性。它通常包括评价组织机构、政策和领袖的各种标准、关于政治体系运作的理想化描述以及缩小现实与理想目标间差距的纲领。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不能由统治者按照自己的心愿随意创造和操纵的，必须对经验和事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且一旦政治意识形态在政治体系中得到广泛接受，统治者也必须服从它，否则就会冒破坏自己合法性的风险。达尔认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并非是统一和一贯的，它会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含糊性是它的一大特点，正因为含糊性才使得灵活和变化成为可能。此外，人们对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也是互有差异的，有些人甚至会坚持与其对立和冲突的意识形态，受到全体社会成员一致赞同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
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解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人们通过它了解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建立起一种指导行为的世界观，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使执行过程费用减少。”具体地说，意识形态有三个特征：第一，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第二，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断纠缠在一起。意味着可以在相互对立的理性和意识形态中进行选择。第三，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功能也进行过深刻地分析。葛兰西认为，国家的统治方式有暴力和同意两种方式，而意识形态的统治则属于“同意”的方式。资产阶级国家利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牢牢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认可社会秩序，自觉地服从资产阶级统治。其后，阿尔都塞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剖析。他认为，意识形态对社会再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为了继续存在，就必须再生产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而且同时还要求将劳动者对现存秩序规范的顺从态度再生产出来，也就是将劳动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顺从态度再生产出来。”
英国社会学家、传媒研究专家约翰·B.汤普森认为，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意义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其中，“建立”指的是意义可以积极地创建和制定统治关系；“支撑”指的是意义可以通过生产与接收象征形式的现有进程来服务于维持和再造统治关系。他认为，意识形态的运行可以分为五种一般模式。一是合法化。即象征形式的产生者构建一系列理由来设法捍卫或辩解一套社会关系和社会体制，有些还将它普遍化，从而说服人们支持。二是虚饰化。即统治关系可以通过掩饰、否认、含糊其辞或者对现有关系或进程转移注意力或加以掩盖的方式来建立和支撑。三是统一化。即通过在象征表层面上构建一种统一的形式，把人们都包罗在集体认同性之内而不问其差异和分歧，从而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四是分散化。统治关系可以不必通过把人们统一在集体中而建立起来，而是通过分散那些可能对统治集团造成有效挑战的人和集团，或者通过使潜在的反对势力面向邪恶、有害或可怕的目标而建立起来。五是具体化。可以通过叙述一项过渡性的历史事态为永久性的、自然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方式来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运用特殊的优势把分散的、单个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公共舆论统一起来，把对立的意识形态分化或销蚀为合意识形态的观念形式，把未建立或未完善的观念形态形式体系化或逐步意识形态化，从而使意识形态体系成为高效率的、有统摄力的社会统治观念形态。二是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职能。通过辩护、约束、激励、节约等途径，意识形态使公民认同现存政治权利、政治机构和政治秩序，从而使其具有合法性。三是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意识形态作为世界观的价值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价值信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达到节约经济成本的功效。四是社会管理功能。意识形态通过对人们价值规范的引导，可以使人们超越狭隘个人机会主义动机，遵守社会普遍的伦理规范，建构社会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五是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意识形态运用物质和观念的元素、工具对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思想进行驯化和牵引，使社会秩序保持在意识形态整体框架内。把意识形态冲突限制在一定秩序之内，并使人们把意识形态内化为自身的信念、价值规则和行为规范。
3.意识形态与公共舆论
公共舆论与意识形态在内涵上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在功能上也是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促进的一面。政府在对公共舆论进行管理和施加影响时，往往以是否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标准，并以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塑造和引导公共舆论，使公共舆论朝向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但是，公共舆论并不简单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有时也会存在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地方。
陈力丹在谈到两者的区别时认为，“意识形态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政党的主导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通常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我们常说的意识形态。舆论是社会自在的精神形态，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强调舆论导向的目的，即在于希望各种非主流的思想观念，以及其他一些属于主流思想的形式不一的思想观念，能够同现实的意识形态协调，趋向于它，至少不要影响现实意识形态对全局的控制，以保持社会稳定。”笔者认为，公共舆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达主体不同。公共舆论表达的主体是公众。公众主要是一个政治性概念，一般指社会上围绕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或问题，通过公开、合理的讨论而形成的能动的社会群体，他们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其行为是有理性的。公众往往是作为政府的相对面而存在的，没有政府也就没有公众，没有公众也就没有政府。公众既是政府服务的对象，也是评价政府得失的主体。比如，政府制定一项政策要问计于公众，通过民意调查、听证会等途径了解公众的意见，出台一项政策以后，还要了解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意识形态的主体是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其中执政者所坚持和传播的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反之则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公众往往因事而变，因事而分，但意识形态的主体则相对稳定。
第二，表现形式不同。舆论是社会“自在”的精神形态，围绕同一问题，不同范围的公众有不同的诉求，所以，舆论往往呈现出不系统、分散化、多元化等特征。意识形态是“自为”的精神形态，是一种思想和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不是支离破碎的想法和观念，而是形成了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它是由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思想观点组成的系统化了的思想观念体系，而这种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既是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使得意识形态具有系统的理论性。另外，公共舆论处于社会意识活动的表层，人们随时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感知，而意识形态则处于社会意识活动的底部，人们需要通过系统地理解一系列原理或符号，才能感受和理解它的存在。
第三，存续时间不同。公共舆论是围绕某些社会事件而形成，一旦事件消失了，围绕这个事件所形成的舆论也会随之消失。比如，2003年围绕“非典”的爆发，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随着“非典”的消失，这方面的舆论也随之消失。但是，意识形态则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形成后不会马上消失，与社会发展不完全同步。意识形态有时可能会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这时，意识形态会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和障碍。有时意识形态会超前于社会存在，尤其是在社会历史急剧变化的时期，某些社会意识往往成为社会革命和历史变革的先导，给社会存在以深刻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历史继承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第四，功能不同。公共舆论反映的是公众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诉求表达机制。公共舆论表达的背后隐藏的是利益需求，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公共舆论直接的功能是维护和实现公众利益。由此可以引申出若干间接功能。比如，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功能、政治参与功能、社会稳定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沟通功能等。从公共舆论与政权的关系来看，正向的公共舆论可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从而维护和巩固政权；负向的公共舆论则破坏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使政权丧失道德和价值的维系。大规模的负面舆论的出现则是社会变革的前兆。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主要功能是为政权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论证。国家力图通过合法性使人们相信，国家的统治之所以受到普遍的认可，不仅是因为人们出于对暴力惩罚和强制的恐惧，而且还由于国家具有公正和恰当的道德信念。美国政治学家费克斯从三个方面阐述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这些功能包括：经济上支持大众的消费需求，政治上把各种反抗纳入主流政党之中，文化上建立公共教育制度。由此可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就是使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政权体系得到合法化论证，履行维护政治统治与政治秩序的特殊功能。
与此同时，公共舆论与意识形态也相互联系，相互交织。有时，人们会把舆论工作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
第一，两者同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按照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划分标准，公共舆论和意识形态都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公共舆论是浅表化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变化的表征。另外，因为两者同属于社会意识，必然存在着相互影响，有些公共舆论可能会成为意识形态中的新的因素，融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公共舆论包括意识形态公共舆论和非意识形态公共舆论。
第二，意识形态制约着公共舆论的形成和导向，公共舆论对意识形态具有反作用。意识形态在所有社会意识中具有主导作用，对其他社会意识具有规范和引导作用。许多成功的意识形态都经过了理论上、哲学上以至道德上的充分论证，使其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这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具有理想、理论先导和价值导向的功能，往往成为人们为某种社会理想、社会制度和社会目标而奋斗的一种巨大力量。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会成为动员和引导人们向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的旗帜。主流意识形态由于得到了政府权力的支持和传播，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公共舆论形成的“环境”或“意见气候”。如果一种舆论背离某种意识形态目标，这种意识形态就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甚至用对立的观点压制它的传播。反之，公共舆论对意识形态具有反作用。当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时，公众舆论从总体上就会支持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当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与时俱进、丧失存在的合理性、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时候，就会出现公共舆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满和反对，这时，反主流的意识形态就会利用公共舆论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其结果是新的意识形态逐步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