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陈、胡、鲁三位文化巨人，不但成就卓著，而且品节高尚，但侧重点不同，也可以称之为一格而三式。一格即同一种人格，三式即一种人格的三种文化性格表达方式。在陈寅恪是学术人格，在鲁迅是批评人格，在胡适则是自由人格。
陈寅恪的学问人格，是有其独特结构的。简而言之，可以分为6个层次，即：大、深、专、谦逊、珍重与自由精神。
大，是学问大。要知道“大”这个词，在汉语的评价语气中，居于很特别的地位。
那是远比广闻博识更其令人敬仰的字眼，以京剧行当类比，凡丑角中最为出色者，则可称之为大丑，凡青衣中最为杰出者才可称之为大青衣。然而，大不仅难得，更是有条件的，它既包括局面大，气象大，又包括见识大，魄力大，还包括范围大，工具大。孙敦恒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中这样评价陈寅恪：他通晓世界各国语言文字二十三种，英、法、德、俄、西、日等国语言，自不必说，蒙古文，阿拉伯文，藏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回纥文，匈牙利文无不精通，甚至中亚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也能通晓，其史学造诣更是驰名海内外。
陈氏学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而且深。深即精深。大而不深，则易流于空泛，结果，那个大字也站不住了。陈的学问，不但得其大，尤其得其深。比如，他研究《金刚经》，是要一字一解的，不但句句明白，而且句句真切，不但句句真切，而且句句有考证，不但句句有考证，还要“以十二种语言繁变字，证《金刚经》文之正否”，他的学生，中国大陆著名学者姜亮夫，因此而评论说，此种修为，“令人舌咋不能下。而且自愧学浅，门下士亦少能受教者”。
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位其学术成就难于概括的大学问家，而且是一位难于从师就教的大学问家。这样的学问家，难怪何兹全先生要说“是三百年乃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
而且专。陈寅恪的研究，以中古史为主，在他早年的学术生涯中，是逾界而不为，甚至逾界而不言的，别人问他，也说不知。其实，凡学术研究，必有严格界定。界限不清，立论就不会坚实。陈先生的特点，是学问非常之大，但着力点又非常专一。他选定的题目，常常是有些冷僻的，然而又是很专门化的。那研究有如雄狮搏兔，不因对手柔弱而不用全力，也不怕以沧海之量而举轻若重。所以题目固然很专，但其开掘很深，后劲充足，可以收开一孔而见青天之效。他的几本专门性著作，本本都有这样的品征。
而且谦逊。因为学问大，所以更谦逊，这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包括在主语之中的谓语。一些现代学人，因为学问不行，所以才专门在学问之外用工夫；因为学力不够，所以对名誉奖项云云，才特别在意；因为学养不够，所以才听不得半点负面意见。
仿佛一只气球，一触就跳，谈到内里，实在除去空气，也没什么。陈寅恪先生通晓二十多种外语，然而，不满足，“就在他任清华做导师后，仍然坚持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每个星期进城学两天，向钢和泰学梵文”。陈寅恪先生的谦逊，非常人可想象。我有时会觉得，后世学人对陈先生的回忆，也难免有溢美夸大之辞。倘先生在世，也一定会很反感的。
不但此也，他实际上是视学术为生命的，或者换句话说，生命可以不要，学术不可以不要，学术与他的生命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构合体。他身体很差，中年即患严重的眼病，未及暮年，已双目失明。但他依然指导助手，翻检资料，撰写文章，这固然体现了他无比深厚的学养，也反映了他对他从事事业的无比挚爱之情。1949年以后，他处境日益不佳，有学问也做不得，有成果又不能出版，这令他无比忧愤郁闷。他原本是有着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的人，到了此时，更对《再生缘》这样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与共鸣。因而下苦功，花大力，做精深细微的研究，写到动情之处，难免生庄生梦蝶之叹也。但环境险恶，虽生不利，死亦不得，竟至反复琢磨，终无结果。他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这样写道：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的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但构成陈寅恪学术人格最高表现的，乃是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此语出自他给王国维先生写的碑文。碑文中这样写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乃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时的陈寅恪，约38岁，正是思想成熟，学业精进之期。而他的这等理念，应该是早已成竹在胸，立论在业的了。终其一生，他对此都是始终不渝的。诚可谓：不管风高浪险，只管闲庭信步，是日开言曰：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陈寅恪的这个理念，绝非只是一句口号，就像我们大陆中国人习惯的那样，往往是说得好听，做得难看。他是自己理念的忠诚践行者。我所说即我所做，我所做即我所思，且既有所思必有所行，既有所行必有所担当，所恪守。
从他的求学经历看，他所学甚多，甚广，甚深，成就极多，极广，极深，然而，并不重视学历。而且究竟取没取得过学历证书，也有疑问，有人说他有一个的，也有说有三个的，他本人对此，缄口无言。但他受聘到清华做导师的时候，确是一位三无学者，即无名望，无博士学位，也无著作。三无学者可以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且为四大导师之一，固然有梁启超的慧眼识真，也有彼时清华大学的不拘一格用人才，更有他本人的真才实学放在那里。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确实是一个重学问、重学术远胜于重名望、重资历、重著述的大学人。名利云云，并非人之不当爱，但世间确有更重于名利者在。在陈寅恪，就是学问，学识，学术与学业了。而支撑主导他这一生行为的精神支点，就是自由意志，独立精神。
陈寅恪的这种精神，典型表现在他与王国维的关系上。他与王国维，诚然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却又是知者之交相知深。惟其如此，他才能为王国维写出那样一篇立高望远，绝俗免庸的不朽碑文。不但如此，在为王国维先生举行的祭奠仪式上，他还要毕恭毕敬由衷由愿地行三拜九叩式中国传统大礼。这不仅是对王国维本人的敬爱与敬重，尤其是对王国维一生学术与学业的敬爱与敬重，也是对自己一生信念的经典外化方式。
陈寅恪学术人格伟大，但又生不逢时，命途多舛。而他的健康状况又很不好，在这人生跌宕，命运起伏之时，1953年末，终于来了一个好消息——至少在如我一辈俗人看来是绝好的消息，中国科学院拟定的历史研究所一、二、三所名单中，陈寅恪赫然在列。其中一所——上古研究所所长为郭沫若，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为范文澜，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即为陈寅恪。
然而，他并未慨然应允，也未欣然从命。纵使有他先前非常亲近的人远来广州当面劝说，他也没有这样做。而是以一种非常郑重与正式的态度，给中国科学院写了一封回信。信中继续重申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为着保守这毕生追求的信念不受扰，还特别花篇幅解说了他先前提出的两个前提性条件。这两个条件，现在差不多在理论界与学界已经家喻户晓，从而愈见出他学术人格的伟大了。这两个条件是：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我们常常说，要做独立的研究，先需有独立的人格；要做自由的研究，先需有自由的意志。而在陈寅恪那里，这些都是无须加以证明的逻辑。凡此种种，正是陈寅恪学术人格的自觉体现与自然体现。
五
胡适与陈寅恪很是不同。他从来不是一位纯粹的学人，他关心学术，也关心社会；关心社情，更关心社会文明，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不能肯定他的注意力究竟是关心学术多些还是关心社会多些，是关注社情多些还是关注社会的文明走向与构建多些。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层面，哪个时期，他的自由人格精神都彻里彻外，始终不渝。
陈寅恪目标专一，经历也单纯，以其一生主线而论，除去学术，还是学术，学术之外无天地。胡适的自觉目标怕也不曾太过复杂，但实际人生轨迹却又复杂得紧。他做过多所大学的校长，做过研究院院长，还做过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甚至被当权者考虑过作为副总统乃至总统的候选人。这经历不唯复杂，简直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了。
但他哪里是做总统或副总统的材料呢？甚至做大使都不是上好材料。而他本人对政治也实在是兴趣无多。他关心政治形势超过关心政治本身，关心思想与文明又远远超过关心政治形势，对于权术，治术之类不但一窍不通，尤其深恶痛绝。
陈寅恪交往的范围也小，人数也少，所交往者基本限定在专业学术的圈子之内。
他一生过的乃是很纯粹的学术生活。他其实没有多少朋友，相知最深的应该是王国维，交友最久的则是吴宓，王、吴之外，交友不多。不像胡适那样，交游广泛，朋友无数，以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都可以成为一则带些幽默的社会掌故。陈寅恪不但朋友少，论敌也少，这一点又不像鲁迅，鲁迅是朋友有数，论敌无数。陈寅恪是不树敌的，只管做自己的研究，其意若曰：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而且怕连这样的宣示在他看来也是多余的。
胡适不是这样。他交流极广，交友众多，而且不怕费时，也不怕费力，费时费力心甘情愿，或者说嘴上虽有些埋怨，内心还是很喜欢与很自得的。而这一切都说明，他不大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很纯粹的学者，却又可能成为一名影响深远且广泛的文化使者。胡适先生以他的人格与行动把这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与陈寅恪相似的是他们的人格。如果说学术人格在陈寅恪那里绝非一种装点，那么，自由人格在胡适这里也绝非只是一种意向，甚至一种好看的时髦。
他的学生，台湾大学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殷海光研究胡适，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这题目很大，然而，题目不大，不足以匹配胡适之先生。实在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他的思想与中国的前途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性联系。殷海光评述胡适思想有7条归纳：1.主渐进的；2.重具体的；3.反教条的；4.个人本位的；5.存疑的；6.重实证的；7.启蒙的。
归纳得很恰切。但也可以把这7条分为五个大类。第1条单独一类，是讲对社会改造的基本态度的，第2至6条可为一类，这几条正是胡适思想的核心价值的分列式，第7条另是一类，是他思想的外化指向与标的。而把这些综合概括为一句话，其结果就是他的自由人格。
自由人格表现在言论上，学术上，行为上，追求上，探索上，必定是个体化的，必定是有逻辑的，必定是理性的，必定是反教条的，必定是疑问的主批判的。
胡适一生经历复杂，但在这个基本层面，他却从来没有过质的变化，而是一以贯之，直到生命的终点。他虽然做官，但不会讲官话；做过管理者，也不会讲教条。且无论身居何位，总要主张存疑，并且有疑必问，有问必究。他一生有许多不满意处，特别是对国民党政府专制体制的不满。为此，也曾和那体制发生激烈或比较激烈的冲突。
就中也有妥协，隐忍与无奈。但无论如何，胡适就是胡适，他个性表达的初衷不变，他坚持言论自由的立场不变，他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不变。
因为他讲自由，必然讲逻辑；因为他讲逻辑，必然讲实证。胡适虽然不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学者，不是最有成果与成就的学者，甚至不是最具个性的学者，却是最讲究实证的学者。他有两句名言，在中国学界流传最广泛，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这两句话，伴随胡适的整个学术生涯，取荣取辱，皆与之息息相关。而他本人，对此尤其笃定不疑，是一定要把它们坚持下去的。这两句话是：1.“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
假设可以大胆。天马行空，随你；异想天开，随你；横空出世，随你；话说，漫说，正说，戏说，繁说，简说，随你；甚至不按规矩出牌，无门无派无专业，搞笑，搞怪，无厘头，都随你。然而，假设只是假设，假设不是真的，把假设作为真实，那就更其假了，结果必然是虚伪了，离谱了，荒谬了，与学术与道德与人生没有正面关联性了。
假设自有其意义在。然而，唯有求证才可能有真结果，唯有小心求证才可能出真结果。仿佛我们现在最喜欢讲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很好哇。然而，前提是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