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神灵开始从造物主慢慢蜕变为被造物式的研究对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世纪为现代性思维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或者说，为上帝之死准备了条件。因为他们对上帝的逻辑研究实在是为上帝制造了一条桎梏死他的镣铐。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详细解说，或者说，我们只能以将其纳入现代性问题的方式解说它，也就是说，纳入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研究中去解说它。
概言之，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就是研究存在者之存在的传统，或者说，把对存在的思考转变为对存在者之研究的传统，再或者说，是一个从存在者之上通达存在的传统，进一步说，它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开花结果的传统。当然，这种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开花结果，除了其历史的内在发展之外，现代思维的形成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者说，这种传统发展到近代，思维与物质，或者说，词与物的完全分离开始变得可能了，一种对物之完全数学的或逻辑的谋划开始变得可能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上详加解说。
在一篇名为《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的文章中，海德格尔考察了现代科学、形而上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现代的认识要求是数学的认识要求”。当然，海德格尔这句话中的“数学”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之自然科学学科意义上的数学，而是指以数或逻辑的形式规定物的方式，或者说，指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数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恰如‘哲学’不是一门精神科学。就本质而言，哲学不属于哲学系科，一如数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系科”。
正是因为数学在其本质上是以数或逻辑的形式规定物，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数学不是自然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在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上，它是哲学的，是“形而上学的”。也正因如此，从这种以数和逻辑的方式规定物出发，我们才会很好地理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理解这一命题之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实质，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之关于物的筹划，理解现代性的物质化追求何以可能。
笛卡尔处在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交接点上，他源出于中世纪，又背叛了中世纪，他把中世纪对上帝的逻辑研究变成了对现实世界的逻辑研究。正是这一研究对象的替换，笛卡尔开创了现代思维。依照海德格尔的描述，笛卡尔及其哲学所面对的最初景况是，“在中世纪，哲学——如果它根本上是独立的话——受神学的独一权能的支配，渐渐沦为对传统观点和命题的枯燥的概念分析和阐释。它沉溺于一种与人世不再有任何关系的、不能揭示现实整体的学院知识”。很显然，由于上帝之无法对象化的特征，中世纪对上帝的对象化研究变成了纯粹的概念游戏，源出于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词”与“物”的关系变得有名无实。正是看到这一点，笛卡尔重新开始了他的哲学谋划，一种重新确立“词”与“物”之真实关系的谋划，这就是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奠定了从思维出发谋划物的基础，确定了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
就此而言，笛卡尔可说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黑格尔恰当地说到了这一点，“勒内·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独立的思维在这里是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分开了，把它放到另外的一边去了。思维是一个新的基础”。确如黑格尔所说，由于确立思维的现世原则，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真正把上帝推向了彼岸。思想的基础不再是超验的上帝，而是先验的思维，思维成为了思考和确定一切的基础，或者说，一切存在都只有经过思维的确认才变得合法，包括上帝。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笛卡尔走出了中世纪，重新确立了“思”与“在”或“词”与“物”的现世关系，成为了近代哲学的英雄，恰如黑格尔所言，“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了这个基础”。
然而，历史总是很吊诡的，伟大的英雄总是极大的罪人。就“我思故我在”对“思”与“在”或“词”与“物”的重新谋划而言，这一对立的评价也都可以落到笛卡尔的头上。我们看到，通过“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一方面，笛卡尔重新确立的“思”与“在”或“词”与“物”的现世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思”与“在”或“词”与“物”又被截然地对立起来，存在变成了广延性的存在，变成了物质世界。关于笛卡尔哲学的这两个方面，黑格尔都已经看到了，只是囿于其现代哲学的立场，他对这两面都做了积极的评价，他说，“笛卡尔对他的时代以及整个哲学文化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他以一种自由、简捷而又通俗的方式，撇开一切假定，从通俗的思想本身出发，从一些十分简单的命题开始，把内容引向了思想和广延（即存在）上，给思想树立了它的这个对立面”。
当然，如果坚持从数或逻辑的方面规定物，黑格尔对笛卡尔的评价毫不过分，或者说，在这里看不出笛卡尔有什么罪过。不但如此，由于笛卡尔把思维与广延截然分开，一条从思维出发谋划物的道路被开辟了出来。现代哲学的思维，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现代社会的物质成果，大概都要归功于笛卡尔的这一哲学命题。在这一意义上，笛卡尔确实是伟大的，甚至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就笛卡尔所创造的思维把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极端化而言，即仅仅通过谋划存在者（物）去思考存在，或者说，仅仅把存在规定为存在者（物）的存在而言，现代哲学完完全全地抛弃了“真际”，走向了“实际”。
因为，如果把这一思维贯彻到底的话，就会出现这一结果：唯有指向物的思维才是恰当的，唯有物质性的成果才能证明思维的恰当性。或者说，一切都变成了唯物的，物质原则变成了唯一恰当的原则。也就是说，唯有“实际”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是不确定或不可靠的，一切都应当转向物质，拷问物质，归于物质。正因如此，我们看到，现代社会中，人们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拷问物质，研究物质，分解物质，把一切物质变成可以在理论上规定和在实践上利用的物品；另一方面，他们又尽可能地攫取物质，消耗物质，用物质去支撑自己的存在；同时，又害怕失去物质，失去物质性的生命，害怕身体的死亡，害怕失去了物质性的存在就失去了一切。总之，物质变成了现代社会运转的基础与中心，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指向物，或最终都指向物，或者说，一切都变得很实际，唯有“实际”才可信和可靠，一句话，出现了一种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
由于这种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的出现，或者说，由于这种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变成人们的基本生存信念，现代社会中，事实性存在之外的存在就都变得特别艰难：审美性存在、价值性存在和信仰性存在，不是变得不可信，就是变得奢侈，或者顶多变成一种物质之外的装饰或掩饰。如此一来，世界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乏味，厌倦成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心理问题成了日常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虚无主义问题被日常化了。
当然，具体去论述现代性与哲学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在此无法详细地去关涉。但是，通过对现代性思维特质的提示，我们可以看到它无限趋向“实际”的逻辑可能性，或者说，现代性思维制造了一条无限趋向“实际”的理论逻辑。在这一逻辑的末端，“实际”就变成了一切，物质主义变成了基本的信条。可是，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一个古老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个“实际”的世界是处在时间中的世界，是个生灭变化的世界，是一个不断被否定的世界。也就是说，这种被认定为可信和可靠的“实际”总是不可信和不可靠的，或者说，“实际”的世界是个“一切皆流，无物常在”的世界，再或者说，是一个虚无或不断趋向虚无的世界，这样一来，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安身立命，或者说，如何让人们去肯定和热爱这个世界，就成了问题。
我们看到，由于坚持以思维为基础，从数或逻辑上去规定物，现代思维最后所能承认的只能是物，物之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这样一来，上帝是虚幻的，有审美、价值和信仰关怀的人是虚幻的，“真际”是虚幻的，哲学思考是虚幻的。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现代哲学喊出了“上帝死了”，“人死了”，“哲学死了”等等，总之，凡是不符合物质原则的东西都应当死去。由此，现代性的否定本质，或者说，其虚无主义本质暴露无遗，其反哲学的本质也暴露无遗。
如果哲学思考的是如何去肯定这个世界的话，或者说，如何哲学地去肯定这个世界是哲学家思考的主要任务，那么，现代性思想都是非哲学的，或者说，都是旨在消灭哲学的，再或者说，它是以哲学的形式破坏哲学本身。之所以如此，其要旨在于，它所力图肯定的世界是生灭变化的世界，或者说，它力图从生灭变化的世界去肯定生灭变化的世界，再或者说，它不是站在绝对肯定的立场上肯定世界。因此，它对世界的绝对肯定是不可能，最终只能是不断地否定世界，并走向绝对的否定。我们看到，由于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力图把一切存在都变成理论性的，而“我思”却是建立在“我怀疑”的基础上，这种对物的理论谋划一开始就缺乏绝对的肯定性基础。故此，当理论对物的谋划得以完成，存在就完全被掏空，变成为理论化的空中楼阁，最终坍塌为一堆让人感觉莫名思议又无可奈何的物质，沦落为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关于这一点，黑格尔之后的历史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最终完成了从思维出发对物的谋划，他的“实体即主体”的命题挑明了这一点。他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而当实体被表述为主体时，一切存在就变成为主体的在了，主体对物的谋划在理论上就终结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主体如何对待和处置物的问题了。也因如此，思考如何从数或逻辑出发规定物的任务完成了，也就是说，哲学终结了，剩下来的任务属于具体科学。或者说，剩下的任务是如何具体地把物变成为我的物了。就此而言，黑格尔之后，物质主义的时代真正来临了，或者说，虚无主义的时代真正来临了。
（作者系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