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策议程与媒介议程的互动
“在政策过程中，西方国家，媒介更多地是作为议程创建时的要求通道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方进行博弈时的议题游说者，而一旦政策出台，媒介往往也不站在政府一方为其进行宣传鼓动。”而在我国，媒介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特色。
一方面，政策议程决定媒介议程。
在2007—2008年《人民日报》对通货膨胀主题的报道中，涉及政策议题的报道占到了7成（94/134），包含政策、政策解读及政策建议等各个方面。媒介紧紧围绕宏观调控政策议题，报道来自政府会议或文件发布的新闻，邀请、采访权威人士或专家学者解读政策，刊发直接表明媒体态度的评论员文章，并在报纸重要版面进行持续关注。
紧随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媒介议程做了集中的关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人民日报》随即紧扣“双防”议题，在一个月内刊发了16条主题报道。而在此前的2007年11月，以通胀为主题的报道仅有7条。
2008年6月，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后，《人民日报》随后刊登了《寻求稳定增长与抑制通胀的平衡》等多篇重要文章，分析经济形势变化，解读政策走向，引导公众认同，接受并贯彻政策议题。
另一方面，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有宣传、动员作用。
特别是在政策出台后，通过媒介议程的设置，能够展现党和政府正在对通胀问题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能够传播主流声音、正面引导舆论，增强公众信心和社会凝聚力。在政策制定出台前，媒介则发挥社会守望功能，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通过访问权威人士、专家学者或者记者自己发表见解，对政策提出前瞻性的建议，为新政策的出台做好铺垫与宣传。
通过解读政策议题，帮助政策议程得到舆论的认同与支持。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两篇“2007年经济述评”，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为即将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做动员。而2008年3季度开始，由于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通胀压力逐渐减小，宏观调控政策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做了调整。《人民日报》在2008年10月1日刊发《“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记温家宝总理与美国经济金融界人士座谈美国金融危机》一文，谈及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的冲击，并首次提出信心对于面对考验的重要意义，为11月份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打下伏笔。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则推出“怎样看待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系列时评。
媒介作为信息发布平台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纽带，在帮助公众释疑解惑、认清形势、理解与支持政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发挥了宣传、解读与动员的作用。
二、舆论调控的现实空间
（一）现实议程与公众议程的错位
一方面，在不易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事实性议题上，公众议程与现实议程相一致；另一方面，在易受其他因素干扰的动态性议题上，公众议程与现实议程往往会出现偏差。例如，在经济发展出现过热风险、通胀压力显现以及股市产生泡沫的现实议题下，公众议题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谨慎，公众反而对股市普遍持乐观态度，纷纷入市，这集中反映在股市开户数、市值与居民储蓄呈反比变化上。
股市涨，则居民存款额下降；股市跌，居民存款额增加。实际上，急涨急跌的股市，既是通货膨胀现象出现、持续、消退的表征之一，又是受通货膨胀因素传导的结果；而居民储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公众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因此，尽管面对通胀压力，除了考虑到利息收益减少，公众更愿意将存款取出，投入股市，是出于对经济形势具有较为乐观的预期。
然而，现实情况与公众的期待并不相符。大量普通公众受当时股市乐观情绪的影响，盲目入市，随着股市急剧震荡，又没有及时抽身，往往被套牢，数额巨大的个人财产蒸发，损失惨重。但是，导致公众议程与现实议程出现偏差的干扰因素十分复杂，既有经济现象瞬息万变、经济规律难以把握的客观性，又有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影响的滞后性，以及媒介议程、政策议程构建过程中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
（二）媒介议程设置的反思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2007—2008年通货膨胀议题的媒介议程设置中，显示了“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的力量，起到了“宣传员、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也印证了我国媒介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策宣传和动员上。
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互动过程中，媒介议程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解读政策议题，帮助政策议程得到舆论的认同与支持，但也存在不足：
首先，媒介呈现政策议程的滞后性。2007年5月份，通胀议题开始进入现实议程，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及时展开，媒介议程也予以重视。但是，直至2007年10月底，官方对于“防通胀”的明确表态才正式出现在中央权威媒体上。
其次，将公众的意见、建议反馈给政策议程时，存在不足。《人民日报》在2007—2008年通货膨胀议题的设置中，以“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以及“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原则，《人民日报》主要通过经济形势解读、未来发展预期及关注民生等方面的报道，对公众议程进行呈现。但由于对公众存在“刻板成见”，担心公众“闻通胀色变”，而忽略了公众对于通货膨胀有着自己的理性认识，在呈现“公众更为关注经济增长”方面失语。例如在主题分布上，民众反应方面，只有6条报道是从百姓角度呈现通胀问题，其中1条还是关于香港市民应对涨价的良好心态。《人民日报》尽管有其定位的特殊性，但在反映现实经济热点问题方面还是比较保守的，没有过多地报道群众对于涨价的感受与态度。在报道公众对现实问题的反应时，消息来源相对单一，缺乏直接来自普通百姓的声音。
再次，媒介议程对于政策议程的呈现，宣传任务多，建议、反思少。在传播学议程设置过程理论中，是议题先进入媒介议程，媒介可以直接对政策议程有影响；同时，媒介议程通过影响公众议程，又可以间接来影响政策议程。在我国，在完成宣传任务之外，媒介议程要对政策议程产生间接影响，应当更好地肩负起舆论监督的责任，同时做好传达公众呼声与要求的工作，这正是改善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舆论调控的空间所在。
三、相关建议
（一）正视现实议程客观复杂性
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通胀压力的变化等现实议题，始终是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具体措施等政策议题的主要依据。同时，通货膨胀议题自从进入现实议程，便进入了媒介的报道周期，即现实议程是构建媒介议程的客观依据。
但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三者综合起来，才能构成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因此当政策议程做出反应、媒介议程评价经济形势时，不能以单一的通货膨胀水平做依据。同时，食品价格上涨对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一定的通胀率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等，都是有益的。可见，通胀问题具有客观复杂性，关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需要慎重对待。
（二）改善媒介议程的引导观念
首先，打破对“公众闻通胀色变”的刻板印象，呈现公众“更为关注经济增长”的一面：扩展消息来源，让更多采自群众的新闻见报，敢于传达公众的声音与反馈、体现舆论的监督，而不只依靠权威发布、统计数据、专家分析与记者点评。
其次，真正贴近公众议程，有效引导舆论。如果说通胀问题的呈现应该客观、谨慎，从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帮倒忙”，那么在形势解读、应对政策、政策效果及未来预期的报道中，则应该将“三贴近”原则落到实处，增加对普通群众的采访，使报道更加生动、真实、可信，有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有群众参与，体现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的监督与检验。
再次，重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当经济形势变化，宏观调控政策开始调整的时期，网络平台能够聚集公众对于政策的建议，媒介借助网络汇集的公众议题来配合政策议程，做法十分可取。尽管网络舆论对政策议程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媒介议程已经越来越重视来自网络的声音。媒介应当重视借助网络平台汇集公众议题，从而配合政策议程。
（三）提升媒介议程的引导方法
在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中，舆论引导需要通过同类信息传播的积累来发挥作用。“公众议程往往受最近时间内接受的媒介信息的影响较大，媒介信息的流动性决定了公众对这类信息的选择和记忆的特点：暂时性，不断对未来信息的期待。”因此，在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舆论调控时，我国媒介应当重视利用媒介对舆论的近期影响力，启动对议程设置最佳效果时间的研究。同时，把握舆论形成的脉络，找准舆论引导的切入时机，不能过分依赖“形成舆论压力”，要重视深层次舆论（信念）等。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新情况和新课题。能否解决好这些经济问题，关乎我们的国计民生。然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不仅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指导和社会学家的忧虑与反思，同时还需要传播学者建言献策，进行有关经济问题舆论调控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