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发现与分析
确定分类目录后，笔者请相关人员针对相同的10篇报道进行了编码和试分析，在试分析结束后又根据编码的分歧再度调整了部分类目的分析单元和分类说明，然后再次测试，编码员间信度为0.9。按调整后的类目表，笔者对《南方周末》5年的药品报道进行筛选，共选择出合研究条件的报道129篇，应用软件spss 13.0对5年的统计资料进行内容分析，根据所得数据做如下分析。
1.报道数量的分布与解析
5年来与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相关的报道的主题及其相应则数的分布情况
《南方周末》5年来对议题关注的状态，自2002年至2006年逐年的报道数量依次为29则、20则、26则、23则和31则，每年报道均在20则之上。
对于持续关注的解析：
《南方周末》5年来对相关议题每年报道均在20则之上，表现出了持续关注性。作为卫生医疗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中各环节工作的开展与整体改革密切相关，对于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重视，有来自体系内部自我变革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整体变革的压力和带动，这种压力和带动一方面来自决策者，同时也离不开民间力量的推动。
2002年的“中华灵芝宝”事件、“开心人”事件，2004年的“贺普丁疑云”、“鲁抗事件”和民间对国家医药储备资金管理漏洞的揭发，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的报告研究，2006年发改委第20次降价令的出台……可以看到从1997年开启卫生医疗体系改革序幕至今，卫生医疗体系及其各分支部分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问题的出现促进改革，改革又带来新的问题，这种趋势带动了传媒对卫生医疗体系问题的关注，从而也涉及体系的各分支，具体到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则体现为5年来对相关问题均有数量相当的报道。
对于报道则数变化较大两年的解析：
在5年相关报道中，新闻报道则数变化情况较明显的年份是2003年和2006年。
2003年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相关报道减少，这缘于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SARS的爆发。《南方周末》用了大量篇幅对SARS疫情进行了报道，因而，相对于报纸有限的版面资源，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报道则数较2002年有所减少，由29则下降到20则。
2005年，先有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称“市场化非医改方向”，后有国务院研究机构称“医改基本不成功”，使得医改基调突然变奏，一时间，针对我国现行的卫生医疗制度的状况、困难、弊端和调查研究数字等频频见报。在社会各界对医疗体制改革情绪高涨之时，各大媒体在2006年又对可能出台的新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进行预测、报道，将对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关注推向新一轮高潮。正是社会各界对卫生医疗体系改革的持续关注使得《南方周末》在2006年对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相关报道数量显著增加，达到31则。
2.报道主题的分布与解析
从报道主题来看，个案报道和药品科研应用报道最多，其中涉及药品科研应用的报道39则、个案报道37则，占总体报道数量的一半以上。
其一，药品科研应用主题居多。
药品科研应用领域的报道一半以上是对相关科技信息的传播。药品科研应用的报道主要受到两方面影响：宏观社会发展对科技信息的需求增加以及议题非强制性接触的特点。
科技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正有逐步发展为当代传播领域中充满活力、新意和创新领域的趋势。华盛顿新闻博物馆曾经公布过一项由美国公众评出来的20世纪世界100条重大新闻中，科技新闻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7％，这反映了公众对于科技信息的重视。《南方周末》对于药品科研应用领域报道的数量占据绝对地位，顺应了传播事业发展的趋势和受众需求。
同时，对于普通受众而言，药品科研应用属于非强制性接触的议题，受众直接经验较少、信息来源途径也少，因而媒介对这类议题的构建比较容易，构建效果也较好。此外，药品科研应用报道属于药品供应保障体系链条的前端，这类报道不涉及制度层面的问题，容易操作。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该类主题则数最多，占39则。
其二，个案报道突出。
个案报道以报道对象具有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等特点，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相关的案例近年来屡有发生，因而该类主题是各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南方周末》这类主题的报道则数为37，仅次于药品科研应用主题的报道则数。
《南方周末》素以深度报道见长，该类主题符合了报纸的风格，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其优势资源，令其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具体到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南方周末》每年都有大致相当数量的个案报道，报道多跳出就事论事的桎梏，对个案进行多角度剖析，全面展现了我国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现状。与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相关的个案报道比重大、各年则数相当，暴露了我国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完善程度不足、改革难度大、成效微弱。
3.消息来源
消息源的分布情况，依次为：专家学者62则、生产商14则、患者群众13则、政府官员信源9则、医生医院7则、经销商5则、新闻媒体4则、协会组织3则、其他12则。
在消息源中，专家学者占据近一半的比例，存在着明显的信源选择偏向，理论上说不利于新闻媒介监督政府与守望环境等功能的发挥。但是具体到本议题，相较于研究中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利益各方——监管部门、生产商、经销商、医生医院和患者群众，专家较少受到利益左右，更能够以独立的姿态呈现客观事实；同时，专家学者作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情况了解比较全面，属于“内行”，提供的信息也比较科学。因而，专家学者应该是最接近公正的信息来源。《南方周末》在对其他信源进行采访的同时，重视专家学者观点，能够增强报道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提升媒介自身的可信度。
消息来源位居后三位的分别是：经销商、新闻媒体和协会组织。
经销商作为主要消息来源的报道仅占据5则，但在实际阅读报道的过程中，发现在其他消息来源占主导的报道中也会不时有经销商的声音发出，可以说经销商这个信源主体并不孤单。
新闻媒体作为消息来源的有4则，但是作为媒介资源的拥有者和直接接触者，可以说新闻媒体从不缺乏观点表达的渠道，某种程度上来说，媒介“作品”整体呈现出来的就是新闻媒体的价值观念和倾向，因而在本研究中新闻媒体消息来源则数情况并不能说明其在问题表达上的弱势地位。
协会组织作为消息来源仅为3则，且分别出现在政策机构、个案报道和计划行动3个主题中，极其分散，这种情况反映了目前该行业协会的发展滞后状况。
4.报道立场
报道立场即报纸对报道所涉及的主要事实呈现的态度倾向，在所有的报道中，中性立场69则，占据一半之上，其次是负面立场，共48则，正面立场仅12则。同时，中性和正面立场多集中于药品科研应用主题，负面立场最多的则是个案报道，可见报道立场和报道主题存在正相关。对于不易引发争论的药品科研应用主题，有客观中立的报道，有正面的评价，个案报道往往牵扯到非法经营、问题药品、暗箱操作等，负面立场较多。
在所有报道中，倾向性立场共60则，几近半数，作为一个力争报道严肃、成熟、理性、客观的主流媒体，还是明显地表现出了过多的倾向性，这与《南方周末》20多年的变化发展历程有很大关系，2002年转型前报纸秉承“以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特点，以正义、爱心、良知为诉求，坚持讲真话，坚持公信力”的办报理念，这种理念的传承使得媒体在将现实事件转化为媒体议题的过程中，担当了过多的法律评价和道德评判者的功能，虽然自2002年报纸开始转型，但是微观报道形式与报纸转型后的理念完全契合还需假以时日。
二、文本分析部分
通过文本分析，本研究将进一步深入探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各环节报道的得失。
（一）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各环节报道的分析
1.药品监管机构
药品的特殊性决定了药品生存周期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机构和检测环节对其进行监管，目的就是确保最后人们拿在手中的是安全有效的药品。就目前我国行政职权的划分来看，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不是哪个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的，需要卫生、药监、发改委、工商乃至司法部门等多个部门的协调联动，对象也往往涉及体系外的医疗卫生、社保机构。
（1）批评相关职能部门的具体监管工作
这类报道多从实际问题出发，进而深入挖掘问题实质，反映监管部门在工作上的失误。
以下是《“万种新药”背后的诱惑》（李虎军，2006年3月2日）报道的部分内容，反映了对药监局工作的质疑。通过多方发言，逐层揭开“新药”审批的内幕：——广东某制药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国制药企业热衷于申报“新药”，因为一旦拿到新药批号，企业可以自行定价，卖个好价钱。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寻租空间，形成“权药交易”。
——据原FDA评审专家、天津大学药学院客座教授孙鹤介绍……中国的药品申请有其特殊之处，例如那些不涉及专利的中药古方谁都可以生产，药监局又没有要求新剂型的效果必须相当或优于已上市产品。于是，生产六味地黄丸的厂家竟然达到数十家以上。
——曾经为国内某制药集团从事药品申报工作的彭江（化名）说……“像中华灵芝宝，我们行业中人根本不屑与之为伍，居然拿到了药字号。我想问药监局，是药品的标准变了，还是中华灵芝宝的效用提高了？保健品都能批成药品，你还能说什么呢？”
在《从69.3元到19.8元：天胡荽愈肝片降价内幕》（柴会群等，2006年3月16日）中，强调了物价局职能缺失造成的监管漏洞：
——不是每个人都了解物价局在药品定价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老百姓买到手里的药是便宜是贵，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一度被忽视的部门。
——天胡荽愈肝片的定价过程是这样：由制药厂报至产地级物价部门审核，后者根据其原料、厂房、人工费等生产成本进行核价，从而制定出最高零售价，原则上允许药厂、销售商和医院各有15％左右的利润。天胡荽愈肝片降价的事实说明，厂家在报价时实际上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虚报了成本，从而使得这个价格被严重“注水”。
——该药品如果想进入外地市场，则还要到外地物价部门备案或审核，上海的门槛则更高，要先报至中药行业协会把关，然后再到物价部门重新审核。类似的报道还有：《两份文件的市场效应》（陈小莹，2004年7月1日），涉及上海市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中心、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等多个机构部门，这些部门以文件形式规定妊娠药购货渠道，破坏了市场规律。在《为何不公开5种药品安全信息？》（李虎军，2002年6月20日）的报道中，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如何在药监局的行政干预下由原计划的公开发布转为内部处理，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无法获悉药物的不良反应和严重隐患，制药企业是保住了，可是谁来保证我们广大患者的人身安全？《止痛药风暴刮到了中国》（李虎军，2005年4月21日）、《钟南山：医生“质询”药监局》（马昌博，2006年3月16日）等等也纷纷反映了监管部门的问题。
（2）多头管理的监管尴尬
这类报道往往以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具体问题为开端，客观展现监管部门力不从心的监管状态，在问题的最后，往往从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宏观角度出发探讨症结所在，或者上升到对整个卫生医疗体系改革、政府管理工作思路的探讨。
例如，在《药品降价风满楼，博弈各方论未休》（曹海东，2005年6月23日）中，指出“发改委只有调控药品出厂价与零售价的权力，无论是从发改委的职能范围还是实际能力来说，发改委都无法触动中间流通环节的利益”。国家发改委欲降低药价，但出于药价问题牵连到多个机构部门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未有定论。“医疗产业涉及到药监局、社保部门、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环保总局、商务部、国家科委、纠纷办等众多部门，同时医药行业的政策性比较强，政策与政策之间有连带关系，在发改委的职能范围之内很多方面并不能触及到，或者触及到也不能有效地协调好各方利益。”
再如，在《药价“跳水”靠谁》（刘以宾，2003年9月4日）中，指出“如何彻底解决药价虚高问题？究竟靠市场还是靠政府？在药价问题上，政府与市场又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些理论认识上的问题，其实在其他许多产业、商品领域早已得到了实践验证……唯有政府真正站在超脱的立场上，施行起来才会有奇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后，剩下来的则是通过完善而强硬的法律规范来维护消费者利益。”
这类报道反映了我国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监管的困境，各部门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这样往往会造成监管的真空带，滋生不规范的市场行为。药价一直居高不下，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源头的监管难辞其咎，但是由于药品问题牵扯部门太多，利益博弈仍在继续，解决药价居高不下的状况仍然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两点指出，对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监督管理部门的报道，内容表现上既有对具体部门工作不力、权力寻租的揭露；也有从客观角度出发，表现各部门在监管过程中的无奈状态，如实反映了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监管现状，同时从供应保障体系乃至整个卫生医疗体系改革出发，积极探讨对策。《南方周末》对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监管问题的报道，反映了我国目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现实情况，即：医改是一个系统工程，且涉及包括医院、医生、患者、保险、医疗行政机构等太多利益主体，要想改革成功，非各部委通力合作不可。同时，政策制定者更需要在认清政府责任的前提下，给予相应的财力、政策支持，而非一纸空文，要给参与竞争的主体们一个平等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