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50多年前发生在重庆的一桩故事，当时传遍山城，远布全川，轰动一时。
王灵官是谁？王灵官就是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的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官王陵基。他是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中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一个主要凶手，人们早就送了他这个凶神恶煞的绰号，并以此著名。张秀熟呢？他便是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这两个冤家对头又是如何在一起发生“舌战”的呢？这里可没有当年诸葛亮在东吴羽扇纶巾、舌战群儒时的平等地位与和平气氛……这是一场对簿公堂时的生死搏斗，王灵官是主审官，张秀熟是阶下囚。
1928年10月14日，王灵官在重庆商业场（现重庆市工商联）卫戍司令部大厅外廊上摆下公案。他全副戎装，居中高坐，两眼圆睁，八字胡上翘，威风凛凛，显得气派十足。在王陵基背后，环坐着一层层高级军官、政府官员，颇壮声威。公案前面摆着一副副刑具，一批副官和打手伺候王灵官问案，随时准备动刑。外廊台阶下面有一个广场，环绕广场是一道高高的围墙。广场四周，围墙内外，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商业场广场上和附近的大街小巷中，从清早便赶来成千上万的群众。他们有的是王陵基派人组织起来“观审”的，有的是闻风而至的，都想看一看王灵官如何公审共产党。这在当时真可算是一出大有看头的“好戏”。被审讯的主要对象便是张秀熟。
张秀熟和王陵基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了，这是在张秀熟被捕的当天晚上。
张秀熟和另外20多位同志于10月1日起先后被捕。直接原因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在此之前，3月9日，省委书记傅烈、常委周贡植等9位同志被捕，4月9日壮烈牺牲。
制造这次“四九血案”的头子是刘湘的第二十一军政训处主任戴弁。戴弁原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投机革命，参加过共青团，后来又投靠蒋介石，并派来重庆和刘湘勾结，共同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当了政训处主任，专门从事反共勾当，镇压共产党人。他对党的活动规律比较熟悉，危害很大。他既是一个特务头子，又是一个叛徒，同志们对之切齿痛恨，必欲除掉。9月24日中午，戴弁从左营街第二十一军军部出来，坐上三丁拐凉轿，准备回总土地巷公馆。党的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带着李觉民和老邓两名助手，埋伏在一条小街的茶馆里。先已约定，由李觉民动手，三人协同行动。眼看戴弁的轿子渐渐走近，还有卫兵护卫，李鸣珂使个眼色，三人走出茶馆，极其神速地按原定计划，一人放哨，一人抓住轿杆，李觉民掏出手枪，从戴弁背部抖手一枪，正中心脏，当场毙命。这是瞬息间的事情，卫兵和轿夫只听一声枪响，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李鸣珂等三人早已扬长而去，无影无踪。
本来这一年在四川已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到处是农暴兵变，先后发生了南溪农民暴动、绵竹农民暴动、潼南双江镇两团士兵兵变，川东各地还出现“神兵”和农民游击队。刘湘已是焦头烂额，惶惶不安。如今戴弁又在眼皮底下被打死，更使他惊恐不已。除了为戴弁大事举丧，把“戴公馆”所在地改名为“至诚巷”（因戴弁号至诚）外，又下令全城戒严，大搜索10日，企图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来一次更大破坏。实际上，他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没有弄清戴弁究竟是哪路人马打死的。但是，他确实已感到，“三三一”惨案、“四九屠杀”，以及多次的破坏和镇压并没有把共产党人杀绝，也没能使他们丧胆，他们仍然在山城，在全川坚持战斗，始终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也正是在这年，党内发生了两起严重叛变事件。先是前共青团省委书记彭兴道的叛变。彭兴道是个个人野心家，在被解除团省委书记职务调到涪陵工作以后，仍然严重违反党纪，擅自跑到上海，企图强行出席全国第五次团代会，受到党、团中央的严厉批评。他不思悔改，并拒绝分配给他的工作，又跑回重庆，向王陵基卖身投靠，公开发表反共文章，对党进行最下流无耻的诬蔑。接着，他又勾结前团省委秘书廖世冕，把廖世冕拉下了水。廖世冕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有了老婆……又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搭。省委批评了他并采取了隔离措施。他心怀不满，与彭兴道一拍即合，向王陵基告密，提供了党、团省委机关住址和一批党团员名单，使党团组织又一次遭受重大破坏。
10月1日这天住在七星岗附近吴师爷巷的，只有张秀熟和一个文书、一个交通员。
晚上正下着大雨，张秀熟刚上床就寝，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喊道：“章友三收电报……”张秀熟一听，知道坏了。这是他佃房子时用的一个代名，没有对外用过，也不可能有什么电报送到这里来，一定是出了问题。等他披上衣服，已经有两个当官的和十几个当兵的冲上楼来，用枪对准三人的胸膛，并对三间住房翻箱倒柜进行搜查。张秀熟此时心里非常着急。这倒不是因为怕死，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自许身革命以来，生死二字已置之度外。他急的是另外一件事。原来在打死戴弁以后的敌人大搜索期间，省委机关的一些重要文件已经清理、销毁，军委李鸣珂放在这里的四支手枪也已转移，但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文件，就是全省70多个特委、中心县委、县委、特支和个别党员的通讯名册，张秀熟用蝇头小楷将其抄录在几张二指宽的薄纸条上，折好装在一个火柴盒里，放在一个盛杂物的藤包中，挂在墙上。如果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张秀熟急中生智，对两个当官的说……“副官，我这就跟你们走。但我穿的是一双新鞋，小了，穿不上脚。外面正下雨，行走不方便。藤包里有个鞋溜跟，可否让我取出来，把鞋拔上，便于走路？”两个副官本来以为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定是彪形大汉，手持双枪，左右连发，因而紧张得不得了。一看张秀熟是个斯斯文文的书生，又不抗拒，松了一口大气……也就不大在乎，点头同意。张秀熟在取鞋溜跟时摸着火柴盒捏在手里，乘弯腰拔鞋，手掌上用力把火柴盒捏碎。接着又连声咳嗽，要求吐痰。“好啰唆，快点……”副官只求不出事，早点把人弄回去交差，也同意了。张秀熟稍一转动，走到窗口，窗外一片漆黑，窗下是一个大污水坑，他伏在窗沿，躬身向外，连咳带吐……顺手把火柴盒丢下了污水坑，敌人没有察觉。张秀熟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大为坦然。他回转身来，轻松地说：“走吧！”
王陵基听说抓到了张秀熟，喜从天降，迫不及待地要连夜来一个下马威。他在通远门公馆客厅里等着，两旁坐满了军部高级幕僚，张秀熟长衫布履，双手锁铐，由卫兵押着，慢慢走进客厅。王灵官看见张秀熟，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大声吼叫：
“张秀熟！你们共产党天天叫阶级斗争，要打倒阶级敌人。我就是你们最大的阶级敌人。今天你又啷格说？”
“王先生此言差矣。”张秀熟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们共产党是讲阶级斗争，是要打倒阶级敌人。那最大的阶级敌人，从国际上讲是帝国主义，从国内讲是蒋介石。你王陵基么，也算是一个阶级敌人。但要说‘最大的’，那你就卑微不足道了！”
轻描淡写几句话，弄得王陵基气急败坏，张口结舌，好久开不起腔。然后拍桌子……打凳子，暴跳如雷。他跳，张秀熟也跳；他骂，张秀熟也骂。最后，王陵基只得连连挥手，叫道：“带走，带走，押到司令部去！”
王陵基本想给张秀熟迎头来一个煞威棒，把他镇住，使之屈服，不想反而受到一顿奚落，挨了一闷棒。当着那么多幕僚的面，让自己手掌中的一个囚犯嬉怒笑骂地批驳一场，大扫面子，感到十分丧气，当然于心不甘。
于是，经过几番筹划，反复推敲，在十几天之后，安排了这么一出“公开审讯。”
……王陵基的算盘是，这次一定要把共产党驳倒、搞臭，把面子捞回来。他还放出话来：“本司令这一回要是把共产党整不住，我的卫戍司令官就不当了。”但他还是有点心虚，他领略过共产党人骨头的硬度，所以摆了一副“公审”的架势，为自己壮壮胆子。
话又说回来，可切莫小看了王陵基。他多少是有点把握的。他虽身为武将，号称“灵官”，却是文人出身，清朝末年的秀才，后来又到东洋留学，学军事，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四川速成军官学校作教官，是刘湘的老师。他不仅会打仗，还作文赋诗，一手毛笔字也写得不错。他特别自负辩才，从不让人。他的想法是：共产党插旗造反，犯上作乱，古称乱臣贼子，哪有讲不过他们的道理？他想，上次不该和张秀熟对吵对闹，有失自己的身份，是一败着。这次要紧紧抓住一个“审”字，我在上，他在下；我问，他答；我主动，他被动，这就占了先着……加上这半个月加给他的铁窗之苦，总会把他磨得老实一点吧？
但是，张秀熟却并未就范。在关押待审期间，他和同案的20多位同志取得了联系……商量了对策。他作为省委书记，是被叛徒出卖、敌人指名的，无法隐讳，必须挺身而出，公开斗争；其他没有被拿到真凭实据的同志则一概推脱，不予认账，敌人的审问，由张秀熟来对付。
“公审”开始，全案人犯带到。王陵基重点是要制伏张秀熟，却把他放在最后，先审其他人。每个人花的时间不太长，并没有取得什么“有罪”的口供，但把一个身着军服的士兵罗孝慈当做打死戴弁的凶手，动了大刑，上了夹棍，押在公案一旁，硬不松刑。然后提审张秀熟。
张秀熟到了。他面对王陵基，双目平视，略微斜身站定。此时两人心中各有各的想法。王陵基想，这回要稳住，一层一层往下追，不能让他惹毛了。张秀熟想，且看他怎样动作，今天是最后一个机会了，要充分利用起来。
“你是四川共产党头子张秀熟吗？”这是明知故问，却是问案的必要程序。
“是的。”
“哪里人？”
“四川平武。”
“是受共产党中央委派的吗？”
“是党代表大会选举的。”
头开的不错，很顺利。三问都如实招认了，正好“乘胜追击”。
王陵基于是来了一套准备好的花招，平和地问张秀熟说：“我在你们机关查出的文件中，发现你父亲给你的家信，他要你‘希圣希贤，不求名利’，你简直违背了你父亲对你的教训，你怎样解释？”他以为这一个攻心战术，将使张秀熟思想上发生动摇。殊不知张秀熟正在寻找机会，要把敌人的审讯台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演说台，现在机会到来了。于是，他从什么是圣贤，什么是孝道，从孔夫子谈到马克思，宣传解放全人类才是大圣贤、大孝道。王陵基无法应付，只得几次制止张的发言，但又按压不下去。紧接着他问：
“你们四川有多少党员？组织情况怎样？”
“共产党员多得很！只要是认识了现在的社会制度、明白了马列主义的人，都会加入到共产党队伍里来。至于组织一层么，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告诉你。”
有点不对头了！王陵基又拉回来，缓和一点，慢慢问。
“你们的经费从哪里来？你们每个月领多少津贴？”
“共产党人不领什么津贴。党的经费靠党员自愿捐助。”
“你们那点钱，够吗？”
“是的，党的经费很困难。不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都有大量财产……有时被我们没收，也可作些补充。”
王陵基有些坐不住了，提高了嗓门：
“军部政训主任戴至诚先生是何人杀死？从实招来！”
“谁叫戴至诚，我们不知道。你既然指认是我们杀的，请拿出证据来！”
王陵基拿不出。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造反？要搞暴动？”
“让我来问你。你们的田赋征到哪一年了？”张秀熟反问一句。
“什么？”王陵墓愣住了，“你是啥意思？”
“好，你说不出口，我来帮你回答。现在是民国十七年，但是你们的田赋已经征到了民国五十六年了。你们军阀年年混战，横征暴敛，贪官污吏遍地横行，土豪劣绅盘剥无已。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共产党怎能不领导民众造反？民众怎能不起来暴动呢？”
王陵基尽量克制自己。
“你认为你们共产党的主张真是对的啰？你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啰？”
“当然是的！就像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制度一样。我们现在做的就类乎当年孙中山做的工作。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不过数年，我们的力量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主张将来必定有一天要实现。”
王陵基站了起来，把桌子一拍：
“你就真的不怕死吗？”
张秀熟平静地回答：
“死对我们来说，是很荣耀的事。试看孙中山先生为缔造中华民国，带领大群仁人志士，历经了多少艰难险阻，牺牲了多少党人的头颅，才取得了胜利。我们共产党人为民众谋幸福，求中国之解放，为了主义的实现，是随时准备一死的。”
王陵基咬紧牙关叫道：
“那么，本司令就要枪毙你们！”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张秀熟也提高了声音：“到我们革命实现的时候，对不起，我们也要依样画葫芦哩。哈哈！”他不由笑出声来。
至此，王陵基再也按捺不住，撕开硬绷了许久的面孔，破口大骂：“你敢硬！老子偏要把你们的脑壳割掉。你们不依教，咯老子到鬼门关等我算账……”
张秀熟不再回答，翘首微笑，让王陵基独自去跳。
从晨至晚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审讯再也搞不下去了，只得收场。
王陵基本想按军法立即把张秀熟杀了，但他的上司刘湘有顾虑。当时，地下党发动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呼吁，大力营救。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先生从成都急电刘湘，叫他千万不能杀张秀熟等国家人才；加之国民党这时颁布了一个《危害民国治罪条例》，规定共产党案件交高等法院审判，不归军事审判。刘湘只得指令卫戍部把此案移交给法院。
到了法院，就按当时的诉讼程序进行。重庆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熊复田先生自愿义务为此案辩护。在各方面的正义呼声下，法院于1929年按照《危害民国治罪条例》，判处了张秀熟10年徒刑，其他同案人也分别判处了各等徒刑或释放。到抗战爆发前夕，刘湘接受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张秀熟才被释放出狱。这是后话。
在这天公审后，重庆《新蜀报》很快就在该报第一版登了一版专题报道，题目是木刻大字《张秀蜀舌战王灵官》（注：张秀蜀即指张秀熟）王陵基见了恼羞成怒，立即召集重庆新闻界，要封锁此案消息，并组织了一个“新生命通讯社”，只许独家报道，以便对共产党造谣诬蔑。但人们对他这一套完全不感兴趣。而《张秀蜀舌战王灵官》的新闻却不胫而走，流传在巴山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