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人张秀熟寿届期颐，在四川早期的共产主义先驱战士和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中，硕果仅存。如今，老人仍然能思考，能会客，能讲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人瑞，为革命史坛留下一段佳话。
张秀熟和他的同辈战友们当年接受、传播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和特点。他们走上这条布满荆棘的光辉道路，既是很艰难又是很自然的选择，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老一辈共产主义先驱战士的精神风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了无数后来人，至今仍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辉，给人启迪，催人奋进。
一、时代的产儿和弄潮儿
张秀熟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参加革命，大都……经过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事实正是这样。他们的这个发展转变过程，不是一般的在学理探讨中完成，而主要是在参加变革社会的革命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探索的结果。
对这一代人思想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当时连续发生的三次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大革命运动。这几场革命风暴，摧枯拉朽，席卷全国，对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影响了许多人的人生旅程。
张秀熟直接参加了这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在各次运动中受到不同的影响，起着不同的作用。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具有完整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在四川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四川的保路运动把各个阶层千家万户的群众都卷了进来，导致普遍的武装起义，指向清王朝，对策应武昌起义起了重要作用。辛亥时期，张秀熟还是一个少年，已对清王朝的残暴腐败统治深感不满，参加过一些实际的斗争。1905年，四川籍的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邹容病死狱中，壮烈牺牲。消息传到张秀熟家乡偏远小县平武，还是小学生的张秀熟便和同学们一起把“当前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金字牌位用木炭涂黑。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他参加了由同盟会改组建立的国民党，参加过反袁斗争。但当时他还很年轻，只是一员站在革命方面的基本群众。辛亥革命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方面，这两方面都给人以启发。它的成功在于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使人们划清了爱国与忠君、革命与维新的界限；它的失败在于没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说明当时革命派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在旧中国行不通。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中得出需要探求新的强国富民道路的结论。应该说，这是张秀熟和许多同辈战友思想发展的起点。
“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次伟大爱国民主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有着比辛亥革命更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在“五四运动”中，作为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学生的张秀熟担任了全省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他和后来的著名烈士袁诗尧共同成为成都川西地区的主要学生领袖，当了“磨心”。这一代青年在运动中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洗礼，并接触到多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张秀熟和一批激进知识分子从中学习、鉴别、取舍，认真选择自己的道路，不断探索前进，从而逐步领略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起点、“五卅运动”为高潮的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洪流再一次震撼全国，涌进夔门。在大革命运动中，四川普遍建立了共产党地方组织，马克思主义得到较广泛传播，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实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青妇群众运动，发动了大规模的“泸顺起义”。这次运动又推动了一代人的成长，张秀熟最终选择并确定了自己的道路，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成为四川党组织前期的一位领导人。
张秀熟深情地把自己近年出版的文集命名为《二声集》。“二声”是指时代之声和个人的心声。他认为，时代之声必然影响个人的心声；个人的心声要与时代前进之声合流，才能随着时代前进，推动时代前进。这是他毕生的向往与追求，也是他毕生经历的总结。张秀熟和他的同辈先驱们正是这种时代的产儿，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
二、从封建阶级的贰臣逆子到无产阶级的先驱战士
张秀熟讲到自己“心声”，亦即思想发展过程的时候，多次生动而具体地讲述了在各个时期的心态。他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途程中，经历了两次思想转变。
第一次是从封建主义转向民主主义。这个过程大体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
实现的。张秀熟从小尊孔读经，受的是封建文化的教育，虽然参加过反清反袁斗争，但不完全自觉，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划清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界限。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年龄、知识的增长，到“五四运动”前后，他才从他的老师、经学大师廖平的信徒变为《新青年》的信徒，深信只有“德先生”与“赛先生”才能救中国。这种转变当年在张秀熟同辈青年知识分子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相对地说也比较容易。
第二次是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这过程大体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中实现的。这个转变比上一个转变艰难得多，最后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因为这一转变不仅要和一切传统的旧有观念彻底决裂，要与各色各样的社会思潮划清界限，而且要遭到统治阶级的严厉禁止和残酷镇压，还要受到各种保守落后的习惯势力的顽固抵制。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同时，各种外来文化和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五光十色，耀眼夺目。当时，在众多胸怀天下、探求真理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几种思想理论发生过较大影响：
一种是无政府主义，当时通称安那其主义。在四川，受到这种思潮影响的青年很多。张秀熟没有讲过自己是否受到过这种思潮的影响，但是他的好多同辈战友，知名的如杨闇公、童庸生、郑佑之等都曾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与同窗袁诗尧更曾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承认，无政府主义对旧制度、旧秩序的那种强烈批判、反抗精神，在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曾经起过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思想体系是违反科学、违反历史进步的，没有阶级依靠，没有凝聚力，虽喧嚣一时，但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由于这个派别的主要头头曾琦、李璜都是四川人，老营在四川，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蒙蔽了一部分青年，有一定影响。张秀熟也曾不明究竟，或者可以说受到过影响。直到1925年，经萧楚女的指点才“茅塞顿开”，划清了界限，投入到对国家主义的批判。
再一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同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这是当时最符合国情，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能接受，也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但是作为一种世界观、一种理论体系、一种观察社会的武器，先进的分子却不满足于此，他们从自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切身经历和学习比较中，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最透彻地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才能最广泛地发动和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才能最彻底地摧毁旧制度。
他们还理解，投身于这个伟大的事业，须得作出各种牺牲和完全奉献。张秀熟从信仰马克思主义到参加共产党也还有过一段思想斗争。1926年初春，当他的好朋友童庸生和刘愿庵动员他入党时，他表示对主义的信仰绝无问题，但对入党却顾虑受不了党的严格纪律的约束。后来经过一个星期的认真思考，终于决心生死以之，毅然申请入党。这说明老一辈先驱者对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一经确定便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这里所说选定道路、确立方向，并不是认识的终结，而是新起点的开始。客观事物在发展，认识也须不断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所在，也正是张秀熟这一辈先驱者所以能站在时代前列的原因所在。
三、信仰的坚定和政治的幼稚
这是张秀熟等老一辈前驱者在早期常常同时存在的两个特点。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践科学，信仰坚定不仅体现在思想认识上，更体现在实际行动中，这才是真理的信仰。在早期，四川有不少人也曾投身革命，参加过党的队伍，甚至轰轰烈烈，锋头一时，但却经不住考验，有的是在党遭到失败，处于长期革命低潮中而根本动摇信心；有的是对党自身发生的错误缺乏正确的态度，特别是受不得党内委屈；有的是一时投机，达不到个人目的时，就另攀高枝；有的是怕死怕苦。这些人必然地先先后后脱离乃至背叛革命。张秀熟和许多坚定的前驱战士是经过了种种考验的。他们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与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升华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1928年秋，张秀熟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他在法庭上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展现了当年在四川脍炙人口的一幕：《张秀熟舌战王灵官》，显示出一个真正共产战士的精神风貌，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有的青年因此而走上革命道路。
与此同时，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这批早期的前驱者们尽管信仰坚定，才华出众，敢于牺牲，勇于革命，但对如何革命却缺乏经验，政策思想和策略思想均不完善，政治上不成熟。因此，往往急于求成。敢于斗争，不注意适当的妥协；敢于进攻，不注意必要的退却；敢于发挥先锋队的突击作用，不注意依靠广大群众共同战斗，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冒险主义、孤立主义的倾向。秀熟老人讲述过他代理省委书记时的几个“小故事”。当时，他作为省委负责人不但要和党员干部一起把标语传单贴在大街小巷，而且还要大显身手，把标语贴在警察背上。1928年，省委书记傅烈等同志被捕遇害，同志们悲愤至极，急于复仇。省军委书记李鸣珂提出要暗杀当时敌第二十一军政训处主任、刽子手戴弁。张秀熟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一方面痛恨戴弁，恨不欲其速死，但又认为共产党人不主张暗杀行为……最后决议：省委不作决定，由李鸣珂采取的个人行动自行负责。戴弁被杀后，敌人戒严搜查，张秀熟之被捕也与此有关，造成不良后果。这种急性病和幼稚病在早期很难避免。革命者只有在革命中学会革命，这个过程无可逾越。
秀熟老人百岁寿辰临届时，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和各界代表人士去拜访他，向他致敬。老人诚挚而深情地说，他一生跟着党走，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事，也犯过错误，有不少缺点，请大家给他提意见。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谦逊美德，而是一位革命老人对后来人的嘱咐，他希望把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留给后来人，让后来人比前辈更聪明，更成熟，更好地把前辈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
附记：这是作者1993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祝贺张秀熟老人百岁寿庆座谈会上的发言。在整理成文时，老人已于1994年3月25日溘然去世。谨以此表示对老人的深切悼念。文中引用资料均出自《二声集·自序》和附录：《牛生自述》（1992年巴蜀书社出版）以及1980年张秀熟在四川党史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