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早期的共产主义先驱战士中，郑佑之是杰出的一员。他和同辈战友一样。
都经历了从爱国主义到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成长过程。在当时，走向共产主义这条充满荆棘的光辉道路既是很自然也是很艰难的选择，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试就郑佑之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成因，以及与同代人的比较作一点粗略的探讨……
一
郑佑之的身世与他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关联，是其内因。
他是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的知识分子，这和许多同辈同志的情况相同。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旧时代的问题观察最敏锐。正如鲁迅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们大都从个人的亲身感受进而观察整个社会的弊端，寻求国家、民族、人民的出路……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郑佑之在给两个弟弟的遗书中写道：“你哥哥是因为受尽人间苦痛（家门亲戚多半欺我）所以加入共产党。”一代先驱者大都是这样从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战士的。
在四川的同辈人中，郑佑之年龄略为偏长，他小王右木四岁，比刘愿庵长四岁，比杨闇公、童庸生长七岁，比其他同志更年长一些，多经历了一个辛亥革命时期……他办过学，教过书，作过视学，参加过保路运动，当过护国军，打过官司坐过牢，比当时占多数的学生出身的同志有着较多的社会阅历、较丰富的处事经验，思考和处理问题比较能从实际出发。他说，“凡是做一件事情，既不可把它看易了，也不可把它看难了。看易了，便会粗心；太看难了，也会害怕。”他主张……“怕甚么艰难，怕甚么压迫，尽管向万恶的旧势力冲锋——但要有方法，有实力。不是得一味乱闯。”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势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郑佑之属于在四川土生土长的一代。他没有留过洋，没有到过沿海发达地区，没有到过几次革命的中心区域，甚至足迹未出夔门一步。有人说他“土”。他确实“土”，但却不自我封闭。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最新的社会科学知识，他与朋友们交往、通讯、商讨，探寻改造旧社会的道路；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不断进取。因此，在长期闭塞窒息的四川盆地，他能得风气之先，站在时代的前列。早在1921年底，他便鲜明地断言“你看四年前受众人咒骂的列宁，而今全世界十多万万受压迫的人，与那有良心的资本家、学者、哪一个不称赞他是导师，哪一个不说他是改造世界的救主！”这说明这时的他，多年的探索已经开始有了结果……已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与道路，他的思想在发展的途程中得到升华。
二
对郑佑之这代人的思想发展影响最大的社会因素，是当时连续发生的三次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内第一次大革命运动。这几场革命风暴，摧枯拉朽，席卷全国，对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有着深刻影响，影响了许多人的人生旅程。
郑佑之直接参加了这三大运动，在各次运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他是普通一兵；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共产主义的前驱战士；在大革命运动中和这以后，他成长为一位群众领袖。这三次运动，前者属于旧民主主义范围，后二者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围。时代在前进，郑佑之跟随时代前进，并站在时代的前列。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完整意义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次革命在四川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四川的保路运动把各阶层的群众都卷了进来，爆发了普遍的武装起义，矛头指向清王朝，对策应武昌起义起了重大作用，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很具有特色。影响和领导四川保路运动的有两种思潮和两种力量。一是主张改良的君主立宪派，以成都为中心；一是主张革命的孙中山同盟会，以重庆为中心。两个方面对宜宾都起有作用，同盟会革命派有着重要影响……郑佑之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如何，缺乏第一手资料。但他组织过保路同志会……随后在1915年又参加过老同盟会员吕超的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可以想见，郑佑之是站在革命派方面并受其影响。四川和全国一样，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封建军阀篡夺了。辛亥革命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方面，它同时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成功，使人们划清了忠君与爱国、维新与革命的界限；它的失败，说明当时革命派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在旧中国行不通。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中得出需要探求新的富国救民道路的结论。郑佑之就是其中的一员。
应该说，这是郑佑之思想发展的起点。
“五四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次伟大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思想文化运动，有比辛亥革命更为彻底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从提倡民主与科学始，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郑佑之就是在“五四新文化。”
的传播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在四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略晚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1922年是四川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是年2月，王右木在成都创办《人声报》，声明其宗旨：“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这一年，吴玉章在地方自治运动失败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一年，重庆、成都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重庆团地委的成立宣言上宣称：“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也是这一年，郑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这之前，郑佑之是一种什么思想状态呢？估计可能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这不仅是当时四川青年中曾经广泛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同时从他给赵一曼的信中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他介绍赵一曼看的书既有《两个工人谈话》和《克鲁泡特金思想》之类无政府主义书籍，也有《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文献。并且指出对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书要留心，不要混淆界限。他还特地把与朋友之间的通信转给赵一曼，说从“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思想变迁的形迹。”
……这说明，郑佑之的思想有个转变过程，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
郑佑之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异常坚定、毫不含糊，奔走呼号，极力推广……他说：“共产党是正大光明的，是不怕人的……讲到实行上的主张。我是不将就那个的……随便甚么古先圣贤的话，都压我不下了。”
郑佑之是四川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是四川最早一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是四川最早一代的共产党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四川党团组织的奠基人之一。
以1925年“五卅运动”的开展为起点的第一次大革命洪流再一次席卷全国，四川的情况亦复如此。“五卅以后，革命高潮涌进夔门（杨闇公语）”。大革命在四川有着许多重要表现，主要在四个方面：1）普遍建党，并成立了全川党的统一领导机构——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2）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实现，发展了左派国民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中起核心骨干作用……领导了革命运动的开展。3）广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军阀的工农青妇群众运动。4）重庆地委领导了六个旅参加的“泸顺起义”，策应北伐战争。这四个方面的影响很大，又推动了一代人的成长。
在大革命中，郑佑之参加并领导了四川部分地区的斗争。他组建了宜宾党组织，是第一任支部书记；他参加筹建了宜宾的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担任常务委员；他组织领导了各方面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包括数千人的川南农民武装抗捐斗争。
这时，郑佑之参加的斗争不再是早期他曾经历过的个人和少数人的孤军奋斗，不再是一般性的主义的探讨，而是从当时国民革命的总体出发所组织的大规模的群众性革命实践，他也在斗争中成长为一个群众领袖。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更复杂困苦的环境下，他奔走于川南、川东各地，既有隐蔽的地下斗争，也有公开的武装斗争，艰苦卓绝，奋勇前进，直到最后光荣牺牲。
三
郑佑之主要不是一位思想理论家，而是一位革命实践家。但从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体现出的一些思想观念，很具特色，很为杰出。
第一，他是当之无愧的“农王”。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和农民情况很了解……他既懂得农民受压迫的痛苦，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性，又懂得农民是私有者，有保守的一面。他很早就提出要“亲近干人”。这里的“干人”主要是指农民。
“宣传最好是从他们痛苦的地方入手，指出他们痛苦的原因，点醒他们不要埋头忍受。”“使他们知道革命，想去革命。”他总是从组织抗捐抗粮等经济斗争入手，发动农民起来反抗，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在王明路线时期，他进一步明确主张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村领导农民运动，避免在大城市反复遭敌人破坏……并因此受到批判。但他仍坚持这个主张，乃至影响到被捕牺牲。这个认识，在当时的四川党内应该说是相当高明的。
农民运动的必然结果和最高形式是搞武装斗争。所以，郑佑之也是一位武装斗争的领导人，是武装起来的“农王”。
第二，他是四川早期秘密战线斗争的开创者。为了对付敌人的残酷镇压，他懂得并敢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派人打入刘湘反共特务系统第二十一军特委会，分化瓦解，沟通情报，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减少了许多损失。这在当时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需要具有很高的见识和胆略。
第三，他是一位革命的“办学谜”。1920年，他创办了第一所小学柳嘉乡完小。
1931年，他在牺牲前的遗嘱中交代要把全部剩下的遗产留给他创立的普岗寺平民学校。在这10多年间，他半生的心血都和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连他“打会”的钱也打算存起来“专作帮给女子求学之用”。
如果说他前期办学是为了开启民智、教育救国，则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办学就完全是为革命培养人才，“实行乡村运动”。他说，造就一个好的革命同志……胜过教育三四百个学生。这是他教育思想的精华之所在。无怪乎他造就了赵一曼、余宏文、石兆祥、谢耿凡这样一批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位革命教育家的本质在于他是一位革命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