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党领导的重庆学生运动，向国民党反动政权发动了几次强大的冲击。这主要是：1945年底和1946年初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运动；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1947年秋冬，一批学生骨干到农村去发展武装斗争的活动；1949年的“四二一”运动。
其间虽有起伏，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强度一次比一次高，影响一次比一深，成为第二条战线的一个重要战场。通过一系列斗争，不断唤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觉醒，壮大了革命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一、南方局播下的火种
重庆的学生运动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就近而言，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大学生站在斗争的前列，大批骨干成长起来，成为恢复重建重庆地区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基础。
1938年底，武汉失陷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来重庆，转而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日益走向反动。与此同时，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加强和改善了党在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重庆成为当时国内政治斗争的主战场。
南方局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领导了南方国统区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
后，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进一步严格实行隐蔽方针，重庆市内许多条战线的工作便在有合法身份掩护的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这对当时和以后的重庆学运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方向方面，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国统区各个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为重庆学运指引了正确的斗争方向。1941年后，在实行隐蔽方针期间，南方局向各级党组织和保存在学校的学运骨干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以后增加勤调查研究）的任务，通过“三勤”来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4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前线大溃退，大后方危急。南方局发动一批党员和学生骨干“上山下乡”，建立“据点”，开辟农村工作，准备日寇一旦侵川时，就地发动游击战争。以后日寇撤退，游击没打成，但由此发展了农村工作，并为以后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945年初，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南方局决定从隐蔽待机转为发起斗争，并直接发动和领导了由“胡世合事件”而引起的反对特务暴行的运动。1946年初，配合旧政协的召开，又领导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群众运动，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广泛开展。南方局这一系列决策和直接领导的斗争，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从中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
在思想教育方面，南方局通过地下工作渠道传递党的文件和地下读物，组织学生运动骨干学习，并着重运用《新华日报》这一公开的阵地来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新华日报》是黑暗的蒋管区里的一盏引路明灯，是当时进步学生最主要的精神食粮，它在漫长的岁月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在组织建设方面，自实行隐蔽方针以后，重庆地下党的领导机构缩小，组织停止发展，党员数量减少，大多数学校的党员基本撤离，学生运动一度比较沉寂。针对这种情况，南方局领导建立并逐步发展了重庆学生运动的地下核心组织，以积蓄革命力量。
1942年初，南方局青年组开始在几个主要大专院校（如中大、复旦等）建立了“据点”。所谓“据点”是在党的领导下，没有统一名称，没有固定形式的党的地下外围青年（学生）核心组织。以某个单位为基地，由几个核心分子联系一批骨干，周围再团结一群进步群众，在隐蔽的前提下，通过公开的学生群众团体开展一些合法或非法的斗争。这就是最初的“据点”的一般模式。以后“据点”逐步发展，组织更加严密。到抗战胜利时，已在一批大中学校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建立起“据点”，直接和间接联系的积极分子（包括外地）近千人。1945年8月，经南方局批准，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大学“据点”的基础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发展社员百余人。抗战胜利后，由于这几个大学“复员”外地，同时大部社员已发展入党，这一代“新青社”在重庆没有继续下来，而在宁、沪。
杭一带得到发展。解放战争时期，重庆的党组织又恢复发展起来。同时地下党领导的外围学运核心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虽然，其组织形式和名称先后几度有较大变化，但大体都是从最初南方局建立的“据点”这一根脉上发展衍变而来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抗战中期以后，南方局对重庆学运的直接领导，为解放战争时期学运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各阶层人民一致强烈期望我们的国家从此走上和平、民主、富强的道路，实现国内和平成了当务之急，广大青年学生对此尤为敏感。中共中央代表人民的意志，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接着，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开幕，国共双方下令停战，蒋介石被迫作出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1月31日，政协闭幕。这次会议通过了施政纲领、改组政府。
整编军队，宪法修改原则和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决议。我党领导的民主力量在谈判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统治，处心积虑地发动内战，掠夺胜利果实。它对谈判敷衍搪塞，签订的协定墨迹未干，即予撕毁；它一再发出“禁令”，禁止我军对日伪受降，并向我解放区发起进攻和实行封锁；它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大施镇压，首先向当时最活跃的昆明学运开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面对这种情况，各阶层群众纷纷起来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在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领导和推动下，在政协会议前后，重庆掀起了空前高涨的民主运动。而重庆的学生运动则是整个民主运动中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
这一阶段的学运，是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进行的。这时，地下党的组织在绝大多数学校尚未恢复建立，除个别学校有党的支部外，只有少数党员单线联系，进行活动。因此，学运主要是依靠各校的新青社和地下“据点”发挥核心和骨干作用。这一次运动的大体发展轮廓和主要特点是：
（一）广大学生发动起来了，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在这以前，重庆的进步学运连绵不断，但在抗日战争中期以后的较长时间里，大部分只是部分学校，少数进步分子参加的隐蔽的学习和宣传性质的活动，以及一些分散零星的生活性质的斗争，大规模学生运动处于沉寂状态。抗日战争的胜利……激发了广大学生的政治积极性。《双十协定》的签订，政协会议的召开，使他们受到鼓舞，满怀希望；而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特别是昆明“一二·一”大屠杀，又使他们心存忧虑，极为愤懑。在各“据点”和新青社组织的推动下，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举行座谈讨论，请进步人士讲演，探讨国家大事；设置“民主墙”，出版各种壁报，提出国是主张：声援昆明学运，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相继建立了一些公开从事民主运动的学生组织，如中央大学成立了民主团结促成会，重庆大学成立了学生爱国委员会，沙磁区还成立了校际联合的民主团结促成会，等等；还有一些学校则由掌握在进步力量手里的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活动。长期平静的校园重新沸腾起来，当中国又一次处在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关键时刻，重庆学生再度奋起，战斗在民主运动的前列。
（二）与各阶层广泛开展的民主运动相配合，促进战后重庆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这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上层活动特别活跃，呼声高昂，气氛强烈，主要目标是配合政协会内的斗争，争取民主力量在谈判斗争中的胜利。当时，重庆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并创造了一种生动的斗争形式：逐日在“沧白堂”举行群众集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这样，就把政协会议的会内斗争和会外斗争、上层谈判和群众运动、各民主力量的共同活动和分系统的单独活动有力地结合起来。以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为主的部分学校学生积极参加这些集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保卫工作，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虽然国民党特务不断破坏和捣乱，制造了“沧白堂”事件，但集会仍然继续坚持举行，并得到广泛传播。这对当时重庆民主运动潮流的形成，群众舆论的广泛动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举行了“一·二五”示威大游行，使这一阶段的学运达到高潮，促进了政协会议的成功1946年1月10日，政协开幕，全国瞩目，重庆的民主运动随之蓬勃展开。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企图利用当时英国在九龙屏山建立机场和法国轮船“白尔丁号”载走汉奸这两起事件发动一次示威游行，以分散人们对政协会议的注意力。当时，重庆学运的中心中央大学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群众舆论：一种强调抗议英法侵犯我主权；一种强调对政协会议提出期望。两种意见都要求举行示威游行。中大新青社组织经请示南方局青年组，决定因势利导，利用矛盾，发动一次游行，把斗争锋芒主要集中在促进政协成功这一目标上去。经过串联发动，广泛讨论，大多数同学认识到，历来政府当局的对外屈辱是由于内政不修的结果，必须首先促进政协成功，修明内政，而后才有强有力的外交，从而决议将向英法示威游行与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示威游行合并举行。在讨论游行口号时，为了争取占多数的中间力量，列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双方释放政治犯。”
这样一些“中性”口号，从而把绝大多数中间力量争取过来；赞成把“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作为游行的总口号，否决了反动分子所提“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分赃化”的反动口号，并成立了进步力量占优势的“游行委员会”主持游行活动。随后，又开展校际间的串联发动，成立了沙磁区的爱国游行委员会。
示威大游行于1月25日举行，参加游行的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校、中大柏溪分校、四川教育学院、国立艺专、国立商业职校、中大附中、重庆中学、蜀都中学、育才学校等校学生10000多人；吴有训、马寅初、金善宝等民主教授100多人也参加了游行行列。
游行队伍到“国民政府”，向政协会议请愿，提出七项国是主张，强烈要求“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政协代表听取了学生代表的意见，并由当时还算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孙科、中共代表周恩来、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民社党代表张君劢、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国民党代表邵力子讲了话，表示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团愿“和大家一起为这七项要求而奋斗”。他说，“你们的要求一定要达到的。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为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这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组织得最好、斗争策略很成功的一次重庆学生大游行，标志着重庆的学运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共中央青委对这次斗争给予很高的估价，指出：“‘一·二五’运动是促进政协成功的运动，是推进民主运动的斗争……是民主力量对反动力量的进攻。它是‘一二·一’运动的继续，尤其是对处于国民党控制下各校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有力的开端，为以后工作做了很好的准备。”
在中共的领导和各民主力量的联合斗争下，政协取得很大的成功，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民主运动，壮大了进步力量。
面对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镇压与欺骗并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制造了“较场口血案”和“反苏游行”两起逆流。
政协闭幕后，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发动群众，促进政协决议的实现，重庆的23个人民团体发起，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流氓进行捣乱破坏。打伤了出席大会的民主人士郭沫若、施复亮、李公朴和众多群众，制造了“较场口血案”，致使集会未能举行。
接着，在2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又利用所谓东北问题和“张莘夫事件”，煽动了一次学生反苏游行，混在游行队伍的特务分子并乘机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馆，打伤了《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制造了又一起暴行。参加这次反苏游行的各校学生亦约万人。大多数是出于狭隘的爱国心理，受了欺骗，许多人是既参加“一·二五”请愿游行，又参加反苏游行。这次事件的发生，除了当时学运领导工作有所失误，没有紧紧抓住爱国主义的旗帜，积极引导学生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之外，还主要表明了当时学生中的多数仍处于中间状态；进步力量还不够强大，还不能完全掌握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尚在暴露之中，不少人还存在正统观念，对国民党还有某些幻想，它的欺骗有时还能起到一些作用。
这两起事件发生后，许多学校成立了“较场口血案”后援会，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新青社和“据点”的同志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同学们说明东北问题和“张莘夫事件”真相。周恩来同志发表谈话，提出爱国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区别……许多上当的学生逐步觉悟过来，反动派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5月以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亦东迁，全国谈判斗争的中心场所转移。同时，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一批学校和众多民主人士亦复原东下，重庆的学运暂时平静下来。地下党着重于加强党的建设，恢复发展组织，聚集队伍，调整力量，孕育着下一阶段的斗争。
三、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弃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大肆侵犯我解放区……它继续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在昆明杀害了著名的民主战士闻一多、李公朴……它为了求得美援，不惜丧权辱国，与美国订立“中美商约”；它大发“接收。”
财，整个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抗战胜利初期，蒋介石头上那道“领导抗战胜利”的骗人灵光圈已经黯然煺色了。同时，美国政府也撕破了政协会议前后的“公正”的面具，公开支援蒋政权，给予大量美援，并为蒋政权运送军队，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美货充斥中国市场，压制了我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美国兵在国统区胡作非为，严重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美帝国主义已是蒋介石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主要支柱。因此，人民群众反美、仇美情绪逐步发展起来。1946年12月，重庆各界人民群众发动了一次签名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运动，参加签名者达上万人。
1946年12月24日，在北平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暴行，触发了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美帝国主义的新仇旧恨，爆发了全国学生的“抗暴”运动……
中共中央对这一运动极为重视，1947年1月5日和6日连续发出指示，充分估价了这一运动的重大意义，指出了斗争方略。指示说：“在这一运动中，群众已对美蒋采取攻势，标志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确已接近，对于这一事变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估计。”“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配合作用……今后在民族主义口号之下的民主爱国运动定将继长增高，层出不穷。”中央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应以“足够的勇气与正确的方针领导这一运动的高涨”，并把“运动中已产生大批新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为核心”。
在重庆，南方局东迁前，成立了公开的四川省委和地下的重庆市委。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及时地发动和领导了重庆的抗暴运动，重庆市委积极配合工作。省委组织一批省委机关的干部和《新华日报》记者深入重点学校，发动一批积极分子作骨干，放手让他们在第一线活动，并通过积极分子骨干掌握运动。
重庆抗暴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
（一）第一个阶段：酝酿发动
美军暴行消息于1946年12月28日传到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新民报》等最先披露，并连续报道平津宁沪各地学生抗暴动态。有些私营报社老板不敢刊载这类消息，但进步的编辑、记者却用自己出钱登广告的方法，公之于世，从而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闻声而起的首先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渝女师）文德女中等女子学校和各学校的女同学，她们奔走呼号，串联发动，男同学继起响应，各校纷纷集会，发表宣言，抗议美军暴行。他们同声高呼：“谁无父母，谁无姊妹？怎能坐视自己的同胞被蹂躏？”悲愤激烈的情绪……弥漫于各校校园。
1月3日，在重大成立了“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暴联”）
并产生主席团，统一领导联合行动，“抗暴联”及其主席团中，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接着，“抗暴联”召集重庆大学、女师学院等31所大中学校代表开会，讨论全市罢课游行的问题。会上产生了激烈的“口号之争”。在这以前，省委根据当时运动的动态，研究了运动的口号，并通过《新华日报》记者和地下党员传达给“抗暴联”主席团中的积极分子。以窃据中央工校学生代表为首的少数反动分子，先是力图阻止这次罢课游行，后见众怒难犯，乃改变手法，或软化斗争，或转移目标，制造混乱。他们先提出用“反对美军的不法行为”代替“抗议美军暴行”的口号，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和胡适之流把美军暴行说成是一个“法律问题”的翻版。在遭到驳斥后，他们又提出用“一切外国军队从中国撤退”代替“美军从中国滚出去”的总口号，意在指当时东北的苏联驻军，企图转移斗争方向。
再次遭到失败后，他们摇身一变以“左”的面目出现，提出“解散伪国大”，甚至在下面散布，要乘游行之机，捣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企图嫁祸于人，为反动当局大肆镇压制造借口。他们的阴谋仍然被识破，为绝大多数所反对。最后通过决议，从3日到7日举行全市总罢课，6日举行示威大游行，抗议美军暴行。
这次“口号”之争的结果，反映出重庆学运水平的提高和学运骨干的成长，与一年以前国民党尚能煽起反苏游行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第二阶段：罢课游行
“抗暴联”成立后，许多学校陆续申请参加，阵线不断扩大。1月3日开始，大多数学校宣布罢课，1月6日参加游行的有63个学校，1.5万余人，分别占全市大中学校和学生总数的2/3和1/2以上。清晨，游行队伍分别在两路口、南区公园和求精中学集中，而后会合，先到两路口美国新闻处刷标语、贴漫画，再到中山二路美国领事馆提交抗议书，最后到林森路“重庆行辕”请愿。沿途高呼“美国佬从中国滚出去”，高唱“同胞被屠杀，姊妹被强奸，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游行前，“抗暴联”发布了《告全国同学书》等九项宣言。到“行辕”请愿时，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严惩凶手、赔偿受害人损失等三项要求。“行辕”参谋长肖毅肃、秘书长刘寿朋竭力推诿敷衍，但也不得不表示“同情”，承认同学们的要求是正义的。
整个游行过程组织严密，秩序井然，气氛悲壮，防止了敌人制造事端，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同情。许多市民为游行队伍端茶送水，殷情慰问。一家糖果店的店主当场捐出50箱饼干，送给游行队伍食用。充分表现了山城人民同仇敌忾之情。
在抗暴队伍游行之前，中央工校的少数反动分子也纠集了一批人，抢先演出了一出闹剧，他们叫喊“一切外国军队从中国撤出去”、“反对阴谋分子混入我们行列作政治活动”等口号，招摇过市。但他们的“队伍”不过寥寥两三百人。大队伍对之未予理睬，群众也嗤之以鼻。人心的背向，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三）第三阶段：深入宣传
1月6日的游行使重庆的“抗暴”斗争达到高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引导把运动推向深入。不久，国民党当局卑躬屈膝，把罪犯皮尔逊交给美军自己处理，因而更加引起人们的愤怒。重庆“抗暴联”宣布决不承认美军事法庭的判决，要求把罪犯交给中国人民处理，并决定1月28日—2月4日为“抗暴宣传周”，扩大抗暴宣传。“抗暴联”组织宣传总队，各地区学校也组成宣传队，采取各种形式在街头巷尾广泛揭露美军暴行和美蒋勾结的行径。宣传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学们仍恋战不舍，继续开展街头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在惊恐之余，派出特务、流氓于2月5日在江北城围殴宣传队，打伤学生20余人；2月8日，又在市中区打伤宣传队员10余人。2月5日事件发生后，重大、女师院等23所学校再次宣布罢课，并于2月7日举行游行，到伪市府请愿，抗议特务暴行。伪市府被迫表示要缉拿凶手，追究主使者，保障学生安全，伪市府秘书长并在请愿书上签了字（当然只是敷衍……第二天就又发生2月8日事件）
省委为了避免再造成损失，引导学生复课，停止上街宣传，把活动转向校内，特别着重加强对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的教育，组成各校的核心力量。以抗暴为中心的这一阶段斗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
“抗暴”运动在重庆是成功的一战。它和全国的学生运动汇合成一股巨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着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在不久以后逼使美军全部撤出了中国。通过运动，进一步唤起了广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的觉醒，并锻炼成长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发展党的组织和党的地下外围学生组织作了干部准备。
四、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抗暴运动后不久，国民党彻底堵死国内和平的大门，限令我党在国统区的公开机构撤走，2月28日悍然查封了我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3月初，省委和《新华日报》全体同志撤回延安。接着，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延安。在这种情况下，由宁沪平津首先发动，在全国再一次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毛泽东同志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一文中指出，这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已成为国内的第二条战线。5月20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分别在南京和天津打伤了示威游行的学生，制造了“五二〇”血案。重庆学生奋起声援，在重庆揭开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斗争的序幕。在“抗暴联”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重大、女师院等校于5月24日开始罢课，并决定响应华北学生提出的“六二”全国一致罢课的号召，准备于6月2日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和游行示威。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一个所谓《共产党地下斗争纲领》的阴谋，布置了一个全国性大逮捕。这次逮捕在重庆是在6月1日深夜至6月2日凌晨进行的，被捕的有各校学生100多人，此外还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工商界进步人士，总计270余人。他们大都是在抗暴运动和其他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后经各方大力营救，大都陆续释放，3个地下党员解放前夕牺牲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六一”大逮捕使得重庆方兴未艾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镇压下去，未能发展成高潮。
“六一”大逮捕后，全市白色恐怖加剧，党所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和骨干分子转入地下。7月，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建立全市性的党的地下外围青年组织“六一”社（以纪念“六一”大逮捕事件得名）发展大批学运骨干入社。“六一”社在以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到农村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一历史的转折点，即由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战争主要地区已从解放区转入到原国统区进行。中共中央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和发动农村武装斗争，开辟农村游击根据地……以配合解放战争。
194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川东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统一领导川东和重庆地区党组织。上级给川东党的任务是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同时，重庆的白色恐怖严重，环境恶劣，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川东临委决定从重庆抽调一批党员干部和学生骨干到农村，加强农村工作，发动游击战争。
重庆学生运动有着到农村与农民运动结合的光荣传统。如前所述，1944年冬，南方局曾组织一批学生骨干到农村开辟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又曾组织一批学生骨干分别到中原解放区和就地下乡。他们在农村已经扎下了根，奠定了发展武装斗争的基础。这一批下乡的目的更明确，发动武装斗争；去的地区更广阔，包括上川东的达县、梁山、大竹、邻水，华蓥山地区的广安、合川、岳池、武胜……渠县，下川东的奉节、巫山、巫溪、云阳、开县，涪陵、丰都、石柱、忠县。
武隆、长寿，以及贵州的黔北地区等地。在重庆的发动工作是秘密地、个别地进行的，当时不可能形成公开的群众运动，但在革命力量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计有重大、社大、育才、市一中、蜀都、民建等校100多名同志先后奔赴农村。基本都是共产党员、“六一”社员和学运积极分子。他们在农村与当地同志相结合，从发动农民开展“三抗”（抗丁、抗租、抗税）入手，发动武装斗争，他们在斗争中发挥了作用，经受了锻炼，许多人在农村入了党。
上、下川东的武装斗争于1947年冬至1948年春夏相继公开打响，先后发动了奉大巫起义、梁达大起义、华蓥山起义。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这三次起义很快都失败了，一部分同志被捕或牺牲，大部分骨干力量保存下来，就地或转移地区继续斗争。川鄂边的石柱地区和贵州黔北地区武装采取小型武工队的形式，不打旗号，避实就虚，自卫为主，一直坚持到1949年底解放大军进军西南时，为配合当地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上、下川东的三次武装起义虽然都遭到失败，蒙受了损失，但仍有其历史意义。
它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敌人兵力，使其不能调往前线与解放军作战；发展了农村工作，为这些地区的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工作创造了条件；锻炼成长了一批骨干，在以后的斗争中，特别是1948年夏重庆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参加起义的一部分同志在失败后撤回重庆，在恢复重庆党组织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批骨干力量“上山下乡”，与农民运动结合，参加武装斗争，这是重庆学运史上光荣的一页。
六、旧中国学运的压轴戏——重庆“四二一”运动
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殆尽，解放军渡江在即，全国已处于全面胜利的前夜，头号战犯蒋介石被迫求和，退居幕后，把李宗仁推上前台，搞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这时，国民党在前线战无不败，溃不成军，而在它的后方，在它暂时还统治的区域，则竭泽而渔，极力搜刮，滥发钞票，使得物价飞腾，一日千里，不可收拾。在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中，首当其冲且受害最深的是靠工资维持生活的公教人员和公费学生。当时，重庆一个大学教授月薪所值只合银元3.2元（而国民党一个士兵月饷发银元8元，上将120元）公立中学的教师，月薪只合银元五六角，买米不足二斗（1斗为10升）小学教师月薪只够买十几挑自来水；有的公立学校的学生公费每天只够吃两顿稀饭，都已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就在这种背景下，在已大大缩小了的国统区，从上海开始，爆发了一次学校师生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斗争。这一次斗争，以在重庆发展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成为旧中国大规模学生运动最后的“压轴戏”。因这次斗争以1949年4月21日举行的重庆全市大游行为高潮，为标志，故习惯称之为“四二一”学生运动。
1948年夏，由于地下市委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加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的失败，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和党的青年外围组织“六一社”遭到一次严重破坏。经过清理、恢复，到1948年底，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又重新建立起来……根据上海局的指示，成立了川东特委，并在“六一社”的基础上再次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社”）同时，在大破坏后，川康党组织先后派几批干部到重庆，发展党的组织，并也在学校和青年系统中建立和发展了外围核心组织民主青年联合会（“民青”）和民主青年协进会（“民协”）“四二一”运动便是在川东、川康两个系统的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新青社”、“民青”、“民协”为骨干开展起来的。但这时两个系统的组织在工作上方向一致，互相配合，而在组织上尚未打通关系，故分别平行开展活动。
“四二一”运动，自2月下旬开始，从教师到学生，从生活到政治，从分散到联合……从校内到社会，一浪高过一浪地迅猛向前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发动尊师运动阶段
从2月下旬中工、重大罢教开始，到3月中旬（“三一七”游行前）是为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发动尊师运动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教师当先，学生配合，广泛发动；逐步走向联合；斗争口号着重在生活性质方面。
2月初，上海大中学校教师为物价飞涨，工资低微，生活艰难，举行罢课请愿，向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影响随之扩大到国统区各大城市。
在重庆，2月22日，中央工校教授罢教三天，要求增加薪金，维持最低生活，求得温饱；学生发动尊师运动，组织募捐，支援教师。24日，重大教师一致通过罢教三天，学生也同时宣布罢课，要求增加教师薪金，增加学生公费，宣告“师生一致，团结无间，守望相助”。3月6日，女师学院教师罢教，600学生上街义卖募捐……3月8日，国立三院校（重大、中工、女师院）成立教授联合会，再次宣布无限期罢教。3月9日，省立八院校（川教院、川东师范、渝女师、高工、高商、女职……重中、青木关中学）罢教、罢课。10日，市立七校（一中、二中、女中，市师……市商、市农、造纸职校）罢教、罢课，11日，全市各公立小学全体教师宣布罢教。接着，正阳学院、乡建学院、相辉学院、南林学院、重华学院、蜀都中学。
民建中学、南开中学、巴蜀中学等私立大中学校师生行动起采，开展“争配给。”
斗争。新学期开始以来，各学校的罢教、罢课斗争，此起彼伏，从无间断。许多学校校长站在教师、同学一边，支持他们的斗争；少数顽固分子禁止学生活动，甚至开除学生，但这种禁令立即被冲破，有的连校长本人也被赶跑。到3月中旬，伪市府的公务员、伪法院的“书记官”也因“没饭吃”而“集体请假”。这表明运动一开始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国民党反动派已是人心丧尽。
在这期间，各学校普遍成立了“争温饱委员会”、“尊师互助会”等组织，各类（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学校之间成立了教授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校际联合组织，协调斗争的步调。这些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掌握在革命派手里。
反饥饿、争温饱的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当局，形式多种多样，愈演愈烈。
从部分教师请“告贷假”“典当假”，到集体罢教；从学生发动尊师互助，上街义卖、擦皮鞋、擦玻璃、推黄包车，到集体罢课；从校长、教师、学生结队轮番到伪绥署（4月后改为西南长官公署）伪市府请愿到组织“坐哭团”、“索薪团”，一个多月中，请愿达78次，把他们紧紧围困。这时，国民党正在乞求和谈……有所顾忌，不敢公开镇压，使得反动当局疲于奔命，狼狈不堪，手足无措。他们也曾几度发放贷款，提高薪金，增加公费，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也曾唆使少数人提出“生活不下去，只有双方停战议和”，以配合“战犯求和”的阴谋……但完全被淹没在“反饥饿、争温饱”的怒吼之中，无声无息。
运动中，地下党和地下社的同志，站在斗争前列，获得广大师生的信任，逐步实现了对运动的领导作用。
（二）“争温饱”斗争阶段
从“三一七”首次大游行到“三二七”“活命晚会”，是为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争温饱”斗争的阶段。这一阶段，在学生已成为运动的主力，在斗争中推进了全市学生的大联合，运动从生活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
在各个学校、各类学校连续罢课，轮番请愿，冲出校门，走上街头的同时，加强了互相的联系，地下党领导作了研究、部署。3月17日，重大等九所公立院校4000余人在市内举行了示威大游行，游行中以各种漫画、歌曲、标语、口号，提出“要活命的最低要求”，突出了“反饥饿、争温饱”的主题；同时，开始提出了“停止征兵征实”，“立即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的和平”等政治口号……游行队伍从上午11时30分到晚上8时，连续向绥署发动四次“请愿”，步步逼紧……必须作答。反动当局被逼表示满足学生的部分要求。
运动继续向前发展。3月27日，几十个学校近万人在重大广场举行了名为“活命晚会”的营火晚会，晚会的主题完全转移到政治斗争上来。晚会主持人的开幕词提出：“饥饿线上都是朋友，全市同学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坚定意志，粉碎迫害阴谋，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谁敢阻挠学生的正义斗争就向谁拼……”晚会的文艺节目集中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与阴谋，一出“南京和平舞”，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新的“和平。”
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晚会中最响亮的拉拉词是：“王欻欻，奄喳喳，反动政府看到看到就要垮！”此呼彼应，不绝于耳。晚会的主题歌是“团结就是力量。”
……众口一声唱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全场人心激动，热血沸腾，达到高潮。
一次示威大游行和一次“活命晚会”，标志着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对反动派的冲击强度越来越大。
这一阶段中，由于参加的学校和类型越来越多，各自角度不同，要求（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不尽一致；同时，领导运动的川东和川康两个系统的党组织关系没有打通，形成多头领导，对成立全市学生统一组织，对进一步的生活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要求等问题，在做法上、提法上，意见不完全统一，大联合尚未最后形成。
（三）“争生存”斗争阶段
4月初到4月21日，是为运动的第三阶段，即“争生存”斗争的阶段。这一阶段实现了全市学生大联合，敌人开始镇压，斗争更加激化，运动达到最高潮。
4月1日，南京学生6000多人集会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我党八项和平条件，遭到反动军警特务镇压，打死2人，打伤100多人。消息传到重庆，全市广大同学义愤填膺，火上加油，反动派再次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促进学生内部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各学校分别在北碚、南泉、南开中学、巴蜀中学、重庆中学、重庆大学等处相继集会，强烈抗议反动派的屠杀。许多学校成立了“四一”血案后援会，继续举行罢课。
4月15日，42所学校代表在正阳学院集会，成立了重庆学生争生存联合会，同时成立全市学生“四一”后援会，斗争的口号已从“争温饱”发展到“争生存”，决定于4月21日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四一”凶手和主使者，要求增加教职员薪金，增加学生公费，增加私立学校配给。
报名参加游行示威的学校达到57所，分别占学校和学生总数的67%和80%以上。绝大多数学校和学生都已卷进斗争的旋涡。
反动当局对此惊恐万状，倾巢出动，对付学运。他们宣布全市学校放假一周；对家长施加压力；收买社会渣滓，组织一些御用机构，取名什么学生家长联谊会。
拥护和平、维护学业联合会、工人安定工作联合会等，进行捣乱。4月18日还制造了一起“小龙坎事件”。当晚，由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带领特务连士兵，分作两队，在重大、川教院和重中之间的田野边，“打”了一“仗”，并将两名已判死刑的抢劫犯提去打死在那里，第二天却宣称是：“华蓥股匪窜犯重庆，昨晚在沙磁区激战，当场击毙二人。”19日，又将华蓥山起义失败转来重庆被捕的秦耀同志杀害，布告称他“潜伏来渝，欲乘学生游行之际，制造血案，主持暴动。”
……借以恫吓学生。当种种破坏恫吓失效之后，图穷匕首见，敌人决定下毒手大肆镇压。敌特专门成立一个“学运小组”的机构，制订了破坏游行的计划和捕人黑名单。在这紧急关头，我方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袁鉴承得到此项情报，立即上报。为了避免造成无谓损失，川东和川康两个系统的党组织的领导，分别在19日和20日作出决定，通过地下党员、社员说服同学，并决定通过争生存联合会，把全市集中游行改为分区或校内游行。
敌人宣布，从20日下午6时至22日全城戒严，加岗加哨，设置路障，封锁两江，断绝通过，并派军警特务包围了几个“最危险”的学校。
4月21日，分区分校的游行毅然继续举行。参加沙磁区（包括北碚的部分学校）游行的7000余人，参加南岸海棠溪地区游行的3000余人。江北盘溪地区数百人，沿嘉陵江游行，他们与重大等学校的队伍隔江相望（敌人已封江）互相高呼口号……互相激励，互相声援。其他多数学校大都在校内集会游行，发表讲演，演出文艺节目，对反动派进行愤怒的声讨与控诉。这一天预定举行的全市统一大游行虽未举行，但在敌人刺刀丛中的分区分校游行气氛更悲愤，动员更广泛，影响更深远。这次学运以“四二一”来命名，完全当之无愧。
敌人并不善罢甘休，21-22日，伪警司先后在市一中、重大、中工、高工、巴中等校劫持，拘捕、传讯了运动积极分子70多人，并拘捕了支持学生的市一中校长文艺陶，强令解散站在斗争前列的市一中。敌人的屠刀终于砍了下来。就在这一天，我人民解放大军胜利渡江，因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北平和谈协定上签字，谈判最后破裂。地下党领导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狗急跳墙，必将更加凶残地镇压学运。因此，“四二一”后，及时地将已暴露的学运骨干转移隐蔽，“市争联”停止活动，转入到在各校内作深入细致的巩固运动成果的工作。
“四二一”运动的成绩集中表现在，它大大地推动了“人心北渡”。通过运动的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和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显著地提高了觉悟，越来越多的人心向共产党，向往新社会，热烈追求进步，急切盼望解放。从这以后，在许多校园里普遍扭起了秧歌舞，唱起了“山那边哟好地方”，反动派禁不胜禁，防不胜防……人心早已飞向了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在人们心目中成了臭不可闻的狗屎堆。
这为迎接解放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通过运动，涌现了大量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地下社员，壮大了革命队伍。通过运动，进一步打开了学校工作的局面，各种进步的社团，以及学生办的工人夜校、农民夜校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9月以后，开展的护校斗争比较顺利，保护全市学校比较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11月30日，山城解放。这天凌晨，“地下社大”（社会大学在1947年3月被勒令解散，但同学们自己组织起来，转入地下，坚持学习，坚持斗争，故称“地下社大”）的同学把标语贴遍了大街小巷，并在“胜利纪功碑”（现解放碑）上升起了第一面迎接解放的红旗，留下了重庆学生运动最后一幅生动的画面。
七、历史足迹的回顾
解放战争三年多的时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重庆的学生运动适应并推动这一历史前进的潮流，经过了艰苦的历程，作出了许多的牺牲，留下了深刻的足印，有着自己发展的规律和鲜明的特色。
第一，重庆学运是党领导的全国人民解放运动中的一旅偏师，它始终围绕全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而开展斗争，它采取两种基本的斗争形式：1）坚持市内的学校阵地，发起向反动派政权的冲击；2）走出学校，走出城市，与农民运动结合，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她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进展……直到人民解放大军解放了山城，她也才取得了最后胜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二，重庆学运有着民主与团结的优良传统。它要向反动派争民主，必须在学生运动内部实行高度的民主与团结，这是它的力量的源泉。它的每一次斗争都不是自上而下生硬制造的，而是在广大同学自己强烈要求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而发展起来的。地下党的领导和骨干分子的核心作用，主要表现在能代表同学们的意志，包括占多数的中间同学的意见和利益，提出斗争的方向，站在斗争的前列……正因为这样，它才不断地吸引和团结了多数，不断地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不断地把斗争推向前进。
第三，重庆学运是与全国学运紧密配合的，有时是重庆发动，其他城市响应；有时是其他城市发动，重庆响应，彼此呼应，汇成激流。在市内，它和其他各条战线、各个阶层的斗争也是紧密联系的，它是重庆各民主力量中最活跃的一支突击队，它的每一次斗争都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也深刻影响和推动了各方面的斗争。实际上，它是这一时期重庆的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政治斗争的一份晴雨表、一支温度计。
第四，重庆学运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进行的。直到重庆解放前一天，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始终是敌强我弱。因此必须实行“隐蔽精干”的这一地下工作基本方针。在平时主要是积蓄力量，培养骨干，隐蔽待机；一旦条件成熟，则广泛发动群众，形成运动，并争取速战速决，尽快收兵，迅速转入隐蔽。同时，在公开斗争中也尽可能利用合法，争取合法，注意隐蔽。这样，从隐蔽待机到公开发起斗争，然后再次转入隐蔽，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的斗争。两种斗争交替使用……使得重庆学运有起有伏，波浪式地推向前进。
第五，重庆学运内部始终有一支摧不垮、打不散的骨干队伍。这就是党的地下外围核心组织。她是在斗争中成长，由党组织培育起来的。她的成员不仅在政治上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而且绝大多数在学业上、品德上也是同学中的楷模。因此她能吸引、团结和带动大多数同学前进。党就是通过这支队伍来实现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并从中培养和成长了大批干部。
以上所述，只是解放战争期间重庆学生运动的一个粗线条的发展简况，未能概全……至于每次活动、每个学校的斗争过程，那是非常具体生动而又激动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