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在川东地下党斗争史上发生了两件带全局性的大事，一件是上。
下川东的武装起义，还有一件便是《挺进报》事件。这两件事又是互相关联，互相交织的。由于《挺进报》的暴露，叛徒的出卖，敌人以此突破，造成了川东党的大破坏；由此被迫举行的岳武（华蓥山）起义又遭到失败，从而进一步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叛徒的出卖还牵连川西，波及宁、沪，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许多同志英勇牺牲了，幸存者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总结经验，聚集力量，重新战斗，终于在1949年底配合人民解放大军，迎来了山城和川东地区的解放。
在这场黎明前的最后斗争中，广大地下党人和革命群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展示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是一篇资料性的材料，系根据当年实际参加过这一段斗争的老同志的回忆。
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提供的情况，综合整理而成，打算对《挺进报》诞生的背景，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及与此有关的川东地下党在这一时期的组织状况和主要活动作一概述。至于与《挺进报》事件紧密关联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在这里只能略微提到，将另作专题研究探讨。
这个材料只是初稿，很不成熟，难免有错，请参加过这阶段斗争的老同志和研究单位的同志提出意见，给予匡正。
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和南方局对当时的局势作了清醒的估计，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一方面争取和谈成功，实现和平民主，组成联合政府，在比较缓和的形势下进行斗争；一方面准备和谈破裂，爆发全面内战，在尖锐的形势下进行斗争……为此，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为了准备前一种可能的实现，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前，周恩来同志宣布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在内部3月间开始筹备，4月22日正式成立）设在重庆。这是准备在可能实现的和平环境下，开展统战工作，进行合法斗争。四川省委实际是中央的代表机关，由南京局（南方局迁南京，改为南京局，周恩来任书记）领导，管理西南四省（川、康，云、贵）党的工作。省委以吴玉章、王维舟、傅钟、于江震、程子健、杨超、梁华，魏传统、郑百克为委员，赵世兰、周文为候补委员（后增何其芳、熊复为候补委员）吴、王、傅、于、程、杨、梁为常委，吴玉章为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于江震为组织部长（秘书陈野萍）傅钟为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社长，周文为副部长兼副社长（何其芳为秘书，后任副部长）
……程子健为民运（统战）部长（洪沛然为秘书，下设三个小组：工运组，组长杜延庆；青运组，组长周力行；妇运组，组长赵世兰）杨超为社会（情报）部长……魏传统为秘书长（后为袁超俊）张少沛（张文澄）为副秘书长。7月以后，王维舟、傅钟、魏传统、于江震、杨超、程子健等同志相继撤回延安，张友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和《新华日报》社长，协助吴老主持省委日常工作……
为了准备后一种情况的发生，南方局和省委着手加强地下党的建设，1946年3月成立了地下的重庆市委。市委书记王璞（王慕斋、石果、孙仁）副书记刘国定（刘仲逸）委员彭咏梧、骆安靖。王璞是1943年川东特委撤销后成立的上川东特委留下的负责干部，一直在上川东一带活动；刘国定在1941年以后是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2年初带一部分组织从巴县中心县委划出来，在重庆市内活动，先属川东特委，后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彭咏梧是1942年以后的重庆市委负责人，后归上川东特委领导，与王璞在一起工作，这时只保留了机构名称和若干单线联系的关系，已无完整的组织系统；骆安靖在朝阳学院读书，长期隐蔽，关系在南方局。这几个组成人员各自把所领导的关系带来。因此，新成立的重庆市委除重庆市区外，还领导上川东部分地区的党组织。
这时，省委所领导的川东一带党组织，除新成立的重庆市委，还有几股大头：
一是巴县中心县委成立于1941年初。原书记罗浩于当年10月调泸州，由组织部长萧泽宽接任书记，驻重庆；宣传部长刘国定调走后剩有委员李治平，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以后，保持了组织的完整。中心县委所属有：巴县县委（间或撤销县委……由中心县委兼管）綦（江）南（川）工委、永（川）荣（昌）隆（昌）工委……江津县委、长寿特支、黔北（贵州）组织，以及一些直属组织和党员，是当时组织系统保持比较完整的一级党委。
一是以原泸州中心县委为基础的川南一带党组织。泸州中心县委在1941年和1943年两度遭受破坏，以后由廖林生负责，曾独立作战三年，恢复发展组织，所辖包括泸州及宜宾和贵州部分地区，但未建立各级委员会的形式，抗战胜利后便与南方局接上关系。
一是以原万县中心县委和梁（山）大（竹）中心县委为基础的下川东一带党组织……除个别地区外，大都没有建立党的委员会，保持单线联系，由涂孝文（涂万鹏）冉益智负责。
一是酉、秀、黔、彭一带党组织。1946年，“七大”代表邓照明从延安回来，派到秀山，与原在当地工作的党员刘兆丰、部队党员明昭等结合，开展工作，由邓照明负责。
此外，省委还直接联系了一部分党的组织和党员。
川东、重庆地区的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1939年曾有很大的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皖南事变”以后，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的组织和活动状况有很大变化：组织停止发展，党员隐蔽转移，数量减少；大都采取平行组织，单线联系，一般少有保存各级委员会的形式；也不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相对处于寂静的状态。通过较长时间的积蓄力量，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以1945年初的“胡世合事件”为起点，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又逐渐发展起来。抗战胜利后的初期，民主运动一度形成高潮，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并开始发展党员。但总的说来党的组织尚未大量发展，而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却不断壮大，这些外围组织和积极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一个显著特色。长期战斗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不仅发挥了强大的宣传作用，成为国统区革命舆论的中心，而且发挥了强大的组织作用，成为党联系进步群众的重要渠道。
公开的四川省委和地下的重庆市委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为了适应战后两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而建立的。省委成立后，继承南方局留下的事业，继续加强统一战线，争取和平民主；发展群众运动，领导了1946年底至1947年初的“抗暴”斗争，反对美蒋勾结，卖国独裁；加强党的建设，恢复组织发展；着手在农村建立“两面政权”的据点，掌握武装。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悍然封闭了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3月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同志被迫撤回延安。这时，省委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第二线的地下顶替班子，川东各地党组织遂一度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但这个联系很快就由在上海的钱瑛同志恢复了。
钱瑛原是南方局组织部长，南方局东迁，继续担任南京局组织部长。1946年11月……南京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决定钱瑛离开南京到上海，转入地下，参加上海局，分工领导原属南京局领导的湖南、武汉等地区党组织，并准备一旦公开的四川省委不能立足时，接替领导川、康、云、贵的党组织。
1947年4月，在钱瑛身边工作的贺明（张文澄）通过与在重庆的刘传蓉通信，与重庆市委取得了联系。重庆市委立即派副书记刘国定到上海，与钱瑛接上了头。钱瑛指定重庆市委书记王璞负责清理川东一带的党组织，并交代了上述川东各地负责人的关系，委托王璞进行联系。
王璞首先在重庆与萧泽宽接上头，并通过萧泽宽与下川东的涂孝文、川南的廖林生、酉秀黔彭的邓照明（当时已到重庆）等接上了关系，互相交换了情况和意见……统一了对川东的形势与任务的认识。9月，王璞到上海向钱瑛汇报请示工作；10月，回重庆传达决定成立党的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为副书记，萧泽宽、刘国定、彭咏梧为委员，统一领导川东地区党组织；川东党的主要任务是，以农村为重点，城市支援农村，配合解放区战场，发动小型游击战争。
川东临委成立后，对所属组织陆续进行了清理、调整与组建：
改组重庆市委。由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从万县调来）任副书记，主管学运；李维嘉（原南充中心县委书记）任常委，主管宣传、统战；许建业（从巴县中心县委调来）任委员，主管工运。
建立上川东地工委。地工委设广安。由王璞兼书记；骆安靖任委员，分管组织，兼第五（广安）工委书记；曾霖（安回来的军事干部）任委员，分管军事。
建立下川东地工委。工委设万县。由涂孝文兼书记，彭咏梧兼副书记，杨虞裳（艾英）唐虚谷（唐毅）任委员。
建立川南工委。工委设泸州。由廖林生任书记，余时亮、李培根先后任副书记。
建立南（川）涪（陵）工委。工委设南川，以原綦南工委为基础，把涪陵、丰都等地党组织划进来。由李治平任副书记，刘渝明为委员（后由李治平为书记，刘渝明为副书记）胡晓凤、向天培为委员。
撤销巴县中心县委，临委分工萧泽宽领导川南、南涪地区的工作。1948年初，为避免重庆市委在支援农村工作中过多地与农村直接联系，造成暴露，由萧泽宽任川东临委秘书长，驻重庆，处理临委日常工作。
与此同时，在川东各地相继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县委和县级工委、特支，在重庆市内的一些重要部门和基层也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在长期培养和不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大批党员。至此，川东地下党的组织系统又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
这是继大革命时期、抗战初期之后，川东和重庆地区党组织的第三次大发展。
川东临委成立后，根据上级规定的方针，加强农村工作，发动武装斗争，于1947年秋冬分别派彭咏梧为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到奉（节）大（宁，即巫溪）巫（山）地区；派邓照明为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到达（县）大（竹）地区，领导当地武装起义。但不久，均告失败，1948年1月初，彭咏梧牺牲；3月，邓照明带领部分同志撤回重庆。
二
1947年3月初，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后，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政治空气沉闷。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乃至悲观失望。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渴望听到党的声音，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挺进报》就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由几个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从一张“无名小报”的基础上办起来的，以后与重庆市委接上头，发展成为市委的地下机关报。
抗战胜利之后，在南方局和四川省委领导下，在重庆出版了一种“灰皮红心”的杂志《徬徨》，主要负责的编辑和有关工作人员有蒋一苇、刘熔铸、陈然、吴子见等（蒋一苇是专职，其他各人都另有职业，在《徬徨》是兼职）其中，刘熔铸是党员，关系在《新华日报》王焕新手里；陈然1939年曾入党，但失掉关系已久；蒋、吴都是党培养多年的积极分子。省委和《新华日报》突然被迫撤走，《徬徨》失去了领导，他们决定根据省委交代的“灰皮红心”的方针，继续把《徬徨》办下去，隐蔽下来，以待时机，同时积极寻找党的关系。4月间，他们从信箱中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编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极为兴奋，如获至宝，认为应该让其他同志也知道这些消息。他们把《新华通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每次印几十份，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以后，每收到《新华通讯稿》，他们都如此办理。这份没有取名的油印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引起了市委的重视。市委派与吴子见熟悉的刘国（当时的社会职业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学运和民盟的工作）来沟通了情况，摸清了底细。1947年7月由市委委员彭咏梧与刘熔铸接上了关系。市委根据当时的需要，决定以这份“无名小报”为基础，出版市委的地下机关报。
出版市委机关报，仍由原来的几个同志负责筹办。市委决定，《徬徨》停刊，蒋一苇负责主编和刻写；陈然（社会职业是中国粮食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管理员）
负责印刷；刘熔铸（社会职业是开明图书局门市部主任）负责发行；吴子见参加工作。经他们商议，将这张小报定名为《挺进报》。《挺进报》的“机关”设在南岸野猫溪“中粮”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也就是陈然家里（楼下车间，楼上住家）蒋一苇搬到那里去住，专职从事这一工作。市委分工领导《挺进报》的，先是彭咏梧，平时由吴子见作中间联络。1947年11月，彭咏梧到下川东去组织武装起义，并带走吴子见，《挺进报》由改组后的市委常委李维嘉领导。在《挺进报》内部成立特支，由刘熔铸任书记。1947年12月31日，蒋一苇、陈然入党；次年2月转正，陈然补为特支组织委员，蒋一苇补为特支宣传委员。3月，刘熔铸奉命转移，另调工作；陈然代理特支书记。1947年底，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准备两套班子，吸收吕雪棠（吕品）参加《挺进报》，担任刻写。
《挺进报》于1947年7月开始出刊，八开版面，每期一般二至三版，最多的（14期）曾出到六版，平均约两周出一期，开始用普通毛边纸，后改用有色打字纸。每期印数，从最初100多份，以后达到千份左右。从1947年7月创刊到1948年4月被破坏，九个多月内，共出了23期，第二十三期已印就，尚未发出，即遭到破坏。
《挺进报》按其内容和发行方针，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印上述“无名小报”时期，几个同志业余办报，内容以转载《新华通讯稿》上的解放区战场的胜利消息为主，印数很少，只在少数熟悉的同志中传看。
第二个时期是“对内发行”时期。这时已取得了市委领导，成为市委机关报，建立了特支，有专职干部和固定的工作班子。消息来源起先仍主要靠《新华通讯稿》，以后鉴于这个渠道没有确实保障，市委决定，另外组织同志收听“新华社。”
广播；以后，又由新建立的“电台”支部负责收听“新华社”的广播电讯稿，记录下来，供《挺进报》使用。“电台”支部的成善谋曾做过收听记录工作，他的社会职业是雷电华电器修理行和建中电机厂经理。“电台”支部直接由刘国定领导，成善谋把记录的电讯稿交市委转给《挺进报》。《挺进报》的刘熔铸和蒋一苇与成善谋是熟识的朋友，却不知道互相在进行同一个事业。这时的《挺进报》除以刊载消息为主外，还配有小言论，反映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对地下斗争的指导思想，主要在党内和外围积极分子中传看，但印数和发行范围大为扩大，不仅在重庆市内，川东临委所属各地也大都能看到《挺进报》。刘熔铸直接联系一批同志做发行工作，有的也通过邮寄传递，但主要的渠道是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形成了一个严密庞大的发行网，大批同志直接间接地参加了《挺进报》的发行工作。这个时期是《挺进报》的鼎盛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对敌攻心”时期。1948年初，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到上海向钱瑛请示汇报工作，钱瑛有三条指示：1）加强统一战线工作；2）开展对敌攻心斗争；3）可以发展“特别党员”。春节时，这三条指示转辗传达到川东临委。
根据开展对敌攻心的需要，王璞决定，《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主要寄给敌方人员，内容也作相应改变。从十五六期起，《挺进报》即通过各种渠道送到敌人的大小头目手里，除报道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如4月12日出刊的第19期上就发表了《重庆市战犯特务调查委员会严重警告蒋方人员》等文章，用以瓦解动摇敌人。
1948年以后，还出版了名为《挺进报丛刊》的油印小册子，先后共出四种：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论大反攻》、《耕者有其田》和《被俘人物记》。最后一种也是用于对敌攻心的。
在发行《挺进报》的同时，市委还领导办有一个专登政治性文章的刊物《反攻》……由赵隆侃、苏心韬、向洛新、张亚滨、王大昭、黄冶、文履平等参加工作，先后出了五期。1947年底，赵隆侃等另有任务，市委决定把《反攻》也交《挺进报》接办。但未再继续出版。
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很重视《挺进报》这一斗争武器。《挺进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互相争相传阅，先睹为快，把它看成是“小《新华日报》”。有的地区，如合川、垫江等地，还专门组织力量翻印再版。在当时的地下环境下，《挺进报》确实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匕首，起到了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的作用。
三
1947年底以前，敌特方面通过邮检已发现了《挺进报》，并扣检了不少，但他们并没有掌握什么线索，也没有花很大力量来对付。《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后，大量寄给敌人大小头目，使敌人大为震惊：原来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的地下共产党还有这样大的活动能量。1948年春，国民党的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接到一封“亲启”信，里面是一份《挺进报》。朱绍良十分恼怒，说：“共产党在重庆这样嚣张，搞到我的头上来了，这还了得！”把行辕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叫去训了一顿，下了一道“限期破案”的手令。
当天，徐远举就在“丙种会报”会议上提出研究。“丙种会报”是为镇压学运工潮，由军统、中统、宪兵、警察等四方面组成的联合机构。当时重庆“丙种会报”的成员有军统的徐远举、中统西南区督导徐政、宪兵第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
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并邀请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和三青团干事长罗才荣参加……他们对《挺进报》作了分析，研究了对策。他们认为，根据《挺进报》的寄发情况，肯定这个地下刊物办在重庆或近郊。他们决定，加强邮检，守伺邮筒；搜索赤色书刊，侦察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注意民营报刊和书店；严密监视重要工厂和学校的工人、学生活动；特别着重“内线”布置，派遣“红旗”特务设法接近地下党组织，争取从内部突破。在朱绍良和行辕参谋长肖毅肃答应给钱。
给物、给人、给权的支持下，由徐远举统一协调使用军（行辕军官大队）警（重庆市警察局）宪（宪兵第二十四团）特（行辕二处和军统重庆站）的力量……从侦破《挺进报》入手，力图破坏地下党的核心组织。敌人的侦破活动以重庆为中心，并和各地“土特”结合起来，遍及上、下川东20多个县。
敌人的破坏果然是从“内线”首先打开缺口的。
有个地下党员陈伯林（只18岁）在民生路（现重庆宾馆附近）的文城出版社（书店）作店员。在这之前不久，曾失业，住在江北盘溪草堂国学专门学校时，与草堂国专学生姚仿桓相识。姚仿桓是军统重庆站分组组长李克昌领导的军统通讯员……他发现陈伯林带有《挺进报》，立即向李克昌汇报，李克昌布置他不要“打草惊蛇”，企图“放长线钓大鱼”，同时派另一“红旗”特务曾继纲伪装失业青年……以进步面貌接近陈伯林，并住在文城出版社。他们曾怀疑文城出版社是《挺进报》的总发行处，后来认为不像，却发现了陈的领导人“老顾”。敌人本拟再继续伪装，扩大侦察线索，但在徐远举的催促下，军统重庆站站长吕世琨于4月1日在红球坝逮捕了“老顾”，随后又逮捕了陈伯林。
“老顾”即任达哉（任库伦）抗战期间在枣子岚垭中央印刷厂作印刷工人，参加过党领导的进步工人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印”迁往南京，任达哉失业潦倒，经人介绍认识李克昌。李克昌答应给职业，给生活费，并发展任为军统通讯员。
以后任达哉进民盟机关报《民主报》作工务主任，并混进党内，关系在四川省委工运组。省委撤走，任失掉关系，“六一”大逮捕时曾被捕，受到军统保护，旋即放出。任达哉入党时隐瞒了历史，但已与军统组织疏远，李克昌见他久无“成绩”，再未重视，断了联系。1947年9月，王璞到上海，带回任达哉的组织关系，交给萧泽宽，萧泽宽交给许建业领导。这时任达哉已无职业，在许建业领导下作工运工作，联系一部分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如余祖胜（原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人）皮晓云（原裕华纱厂工人）等均是他发展和联系的党员。任达哉被捕后，即供出他的领导人老杨（杨青，即许建业）并于4月4日与老杨约定的接头时间，带领特务在磁器街嘉阳茶馆逮捕了许建业。但任达哉曾经是军统通讯员身份在特务内部只有少数人知道，在他被捕前，也未以“内奸”身份在党内活动，从事告密；同时，特务也不愿他由此分走了“功劳”，因此最后仍然把他当做“共产党”，在解放前夕枪杀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许建业这时在志诚公司作会计，被捕后，备受酷刑，坚贞不屈。但他因在志诚公司宿舍留有党内文件，唯恐有失，异常焦急。在被捕当晚，他做看守兵陈远德的工作，托他转一封信出去，答应送他4000万元，并给他介绍工作。陈远德伪装同情，表示愿意送信。这封信是写给电力公司会计、地下党员刘德惠（也是志诚公司董事）请他到志诚公司宿舍把许建业床下箱子里的文件销毁。陈远德拿到这封信后却报告了特务上级，徐远举立即逮捕了刘德惠，包围了志诚公司，在许建业床下箱子里搜出了18份自传、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一些工厂的情况资料和大批照片。于是，又造成陈丹墀、余祖胜、皮晓云、牛小吾、蔡梦蔚、雷志震、潘鸿志、刘祖春等大批党员被捕。许建业得知被骗后，悲愤至极，以头撞墙自杀未死。陈远德以行骗有功，连升两级，由看守兵提升为上士。
敌人破坏了志诚公司这个据点，知道许建业是个重要人物，派人继续守伺。4月6日上午九时，刘国定带着涂绪勋去志诚公司找许建业。涂绪勋是武汉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刘国定带他去的目的，是准备把许建业所领导的工运工作划一部分给涂管理。刘先进去，进门即被捕，看押在许建业办公室。涂见刘许久未出，跟着进去，亦被扣，与刘在一处看管。两人乘特务不在对好口径。涂说是为一件别的事到志诚公司，与许建业无关，口供无破绽，两小时后释放。刘国定被押至行辕二处，搜出身上全部物件，说明他是南岸牛奶场会计主任刘仲逸（刘国定当时用的名字和社会职业）而志诚公司的职员工人却证明他是“黄先生”，与另一“肖胖子”（萧泽宽）常找许建业，刘国定无法自圆其说，于是供认自己是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并写了“自白书”。当晚转押至渣滓洞监狱。
4月8日，徐远举亲自提审刘国定。徐远举认为他只知道许建业的真实姓名及住址……以为他是许的交通。刘亦“顺水推舟”，承认为许建业送过信给住在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的邓新酆和李忠良（永生钱庄经理是李忠良父亲）邓和李是年初达大起义失败后撤回重庆的，与刘国定接上了头，曾通知他们转移，但尚未离开，于4月8日被捕。
李忠良被捕后叛变，供出了达大起义领导人邓照明、王敏和起义地区的30多个人……以及重庆市内刘国的关系，并指认邓新酆即“余天”，而余天正是敌人镇压达大起义后追捕的对象。由邓新酆牵连到重庆银行的余承安，敌人对余承安采取即捕即放的办法进行控制，余供出了上级领导人“老张”（冉益智）
4月7日，川东临委秘书长萧泽宽从南温泉接头回城，得知许建业、刘国定被捕，重庆党组织正在遭受破坏，立即作了紧急部署，向各方告警，安排撤退转移。并约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常委李维嘉于4月16日中午12时在北碚图书馆门前碰头，研究下一步工作。冉于15日打电话给余承安的妻子黄晓明，打听余的情况，并告知自己将到北碚。黄又打电话转告余承安，电话为监视的特务所接。16日，由余承安带特务到北碚，上午9时在北碚街上逮捕了冉益智。萧泽宽和李维嘉等候冉益智未到，迅速转移脱险。
冉益智被捕当天，在刑讯下叛变，承认自己是市委副书记；供出已被捕的刘国定的市委书记、许建业的市委委员身份和脱险的市委常委李维嘉；陆续供出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城中心和南岸区学运特支书记赵硕生（赵隆侃）供出了部分学校的党员负责人，其中有北碚师范支书蒋起予……重大的凌春波、周学长、杨邦俊，西南学院的罗洛庚，乡建学院的甘光余，相辉学院的金臣霖，市一中的冉正林，中央工校的丁干明，以及青年会陈作仪等，并开出了部分“六一社”（党的外围团体）的组织和社员名单。上述人员除少数逃脱外，大部分被捕。
4月17日，敌人根据冉益智的指认，由徐远举陪同伪国防部保密局（即军统）二处处长叶翔之再度分别提审刘国定和许建业。许建业仍然横眉冷对，坚不吐实；而刘国定却保命叛变，承认自己是川东临委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供出了川东临委领导成员名单和市中区区委书记李文祥（李楚康）及其妻熊咏晖，“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以及《挺进报》特支的刘熔铸、陈然、蒋一苇和王诗维等。市中区区委和“电台”支部是刘国定直接领导的重要组织，除程途事先转移得脱外，李文祥、熊咏晖、成善谋、张永昌等均被捕。
《挺进报》特支是由李维嘉分工领导的。刘国定被捕后，为了转移敌人视线，掩护刘国定，李维嘉还布置《挺进报》突击出了两期寄给敌人。在此之前，刘熔铸已另调工作，离开《挺进报》，以后又安排蒋一苇临时转移隐蔽。冉益智、刘国定叛变后，形势日益险恶，李维嘉在重庆已待不住，转移到成都，行前写信用暗语通知陈然，要他立即离开。陈然不知道是李维嘉的通知，想再坚持一下，从长计议。4月20日敌特逮捕了陈然，搜出尚未发出的第23期《挺进报》，《挺进报》机关遭到破坏。
冉、刘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保全自己，两人争宠邀功，竞相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但他们也留了一点后路，作了一点保留，即将来即使暴露了也不致引起敌人对他们怀疑的部分组织和党员，以及过去与之私交甚好的朋友，没有向敌人提供。
6月初，冉益智供出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和在下川东的党员干部廖模烈、高天柱、帅应文、赖德国、苟明善、颜昌浩等，并带特务到万县，于6月11日（端午节）逮捕了涂孝文（涂当时在万县辅成法学院“读书”）涂孝文出卖了下川东的主要干部杨虞裳、唐虚谷、江竹筠、李青林、雷震、刘德彬。
黄玉清、陈继贤、李承林、唐慕陶、黄绍辉、荣世正、张静芳、颜昌蒙、冉思源……以及宜昌工委书记陶敬之等，以上人员均被捕。
与此同时，刘国定出卖了在上海的钱瑛及领导机关；供出了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五（广安）工委书记骆安靖，璧山特支书记张宇浓、党员白石坚，重庆的党员干部王丕清、李铭三、陈为智、徐世荣、胡其芬、李玉钿；在成都的关系陈为珍……罗广斌，合川的关系蔡尚禄，以及在重庆小什字党所经营的经济机关德士古石油公司，又造成大批同志被捕，机关被破坏。他还供出川康特委负责人“老郑。”
和“老马”。“老郑”即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老马”即特委副书记马千禾（马识途）但他却不知他们的真实姓名和住址，无法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他甚至还向敌人提供党的云南省工委书记是郑百克，只不过也提不出更具体的情况。
6月17日，刘国定带领特务到上海，图谋逮捕钱瑛，破坏领导机关。但在4月中旬……李维嘉已到成都，通过川康特委急电上海告警。而钱瑛早已于2月赴香港，在香港建立领导机关，留在上海的张文澄等见电即转移。刘国定和他带领的特务在上海扑空，只逮捕了他所知道的在南京、上海的零星关系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张友鸠、陈丽淦等七人。在南京，他受到保密局局长、军统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奖赏。7月，刘国定和冉益智被授予军统中校衔，随后两人又被任为行辕侦防处专员。
7月4日，特务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到广安逮捕了骆安靖，7月29日押到重庆。
8月初，刘国定从南京回重庆，对骆劝降。骆叛变，供出第五工委委员谈剑啸、杨玉枢和下属两个特支、七个党员。五人被捕，其中两人牺牲。骆安靖参加军统，任侦防处少校专员。
在这期间，还有几个重要干部被捕：
重庆北区工委（辖江北县及北碚，由川东临委直接领导，不属重庆市委）委员王朴（王兰骏）被捕。王朴家是江、巴一带大地主，他取得母亲金永华的支持，大量变卖田产，资助党的活动，成为川东党的主要经费来源。刘国定被捕，身上搜出一张川康银行支票，为王朴签发，特务据此线索密捕了川康银行职员苟孔甲（王朴的同学）和电力公司的唐鹤笙（二人均是非党群众）二人提供了王朴的情况，特务于4月初逮捕了王朴。刘国定叛变后，指认了王朴的党员身份，并进行劝降，遭到王朴痛斥。
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被捕。这时，刘国已交卸沙磁学运特支的工作，由刘传禄接替。刘国住何北衡家（何是四川省建设厅长，地方财团实力人物）
4月8日，李忠良供出刘国。徐远举以为他是重庆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异常重视，4月10日派特务到何北衡家捕刘。刘见机走脱，转移到荣昌，并派他的未婚妻曾紫霞向冉益智作了请示汇报。冉益智被捕后，提供刘国的荣昌住址，并亲笔给刘国写信，交给特务。特务于4月19日到荣昌逮捕了刘国和曾紫霞。
王璞的交通袁尊一，萧泽宽的交通罗志德，王璞的妻子、临委交通左绍英先后在重庆、合川被捕。他们保守了党的机密。他们的被捕，使川东临委领导已经很困难的处境更加困难。
从《挺进报》事件到上川东起义的失败，敌人的大逮捕从4月一直延续到9月，才逐步有所缓和。
到1948年12月14日，已经坐了8个月监狱的李文祥向敌人乞降叛变，出卖了何柏梁……李温如、李光普、张金生（李思源）胡子湘、周永林、陈为贤、曾咏植、程谦谋、曹学慧、周立翔、王为民、刘志俊、杜文萍、宋廉、“老伍”等16人，又造成何柏梁、程谦谋、“老伍”等三同志被捕牺牲。李文祥也参加军统，作了特务。
同年底，冉益智力向敌人献媚讨好，说明川康特委的“老郑”即是蒲华辅。而军统组组长、侦防处专员雷天元恰与蒲华辅是铜梁同乡、同学。1949年元月2日，徐远举派刘国定为组长（刘已于1948年9月以侦防处专员名义驻成都，与军统成都站和第五谍报组保持联系）雷天元为副组长，骆安靖为书记，三人组成“川西特侦组”，并到成都，任务是拿获蒲华辅，破坏川西地下党。这个“川西特侦组。”
与军统成都站“工学组”组长周生才配合，运用成都军校教官周某（两周均为蒲华辅同乡）通过同乡关系，找到蒲华辅的下落，并跟踪侦察，于元月14日逮捕了蒲华辅和川康特委委员华健、荣（县）威（远）党的负责人韩三思。蒲华辅被捕当天，在酷刑下承认自己身份，供出川康特委领导成员及部分组织和党员关系……乃至包括一些上层统战关系。由此陆续被捕的有协进中学校长傅茂青夫妇、军队党员韩子重、秘密党员王文鼎（通过关系保释）重庆党组织被破坏后转移到成都的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和马秀英夫妇等，并影响统战人士乐山专员陈离被撤职……温江、三台，大邑等地组织遭受破坏。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脱险；特委委员王宇光在川南，他们领导的组织得以保全。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特务暂停捕人，1月25日，将蒲华辅、华健、齐亮、韩子重等用飞机押解重庆……至此，由《挺进报》事件直接造成的破坏才告一段落。
据解放初期的粗略统计，由《挺进报》事件直接间接影响被捕的（不包括上、下川东起义失败被捕的）共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的125人中，被敌人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的35人，脱险和释放的26人，自首变节后仍为敌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蒲华辅、涂孝文押到重庆后，在狱中同志的帮助下，未再继续出卖组织，表示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拒不参加特务组织和捕人行动，最后仍被敌人枪杀。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等罪大恶极的叛徒，解放后于1951年2月被人民政府公判处决。
《挺进报》事件又促成了上川东地区被迫举行武装起义。事件发生后，临委书记王璞在上川东各县部署应变，处理善后，并多次与萧泽宽研究是否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均鉴于把握不足，未作决定。但破坏不断扩大，形势发展很快。骆安靖7月被捕，8月叛变，上川东地工委所在的广安的党组织被破坏，上川东各县组织遭到群众性暴露，难以隐蔽掩护，干部党员多要求拖上山去，以策安全。王璞乃在岳池罗渡召开干部会议，在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被迫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起义在广安、合川、武胜、岳池、渠县等县相继发动，进攻敌人的警察局、乡镇公所，但均告失败。起义过程中，王璞在转移休息时，被身边的同志擦枪走火误伤牺牲。起义地区的党组织又遭受破坏，党员和革命群众被俘、被捕、牺牲达四五百人。
由于《挺进报》事件和起义失败，使川东党受到严重破坏，川东临委所属组织，除川南工委、南涪工委和长寿、铜梁、荣昌等县，以及黔北组织基本保持完整外……其余各地大部分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牵连。这是自21年前“三三一”事件以来，川东党所受到的最大一次破坏。
敌人对此颇为自鸣得意。他们认为，军统自1933年在四川建立以来，取得了三次大的成功：1）1940年的成都“抢米事件”，捕杀20多人，为特务头子康泽所主持；2）1941-1942年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破坏四川各县党组织，捕杀二三百人……为叛徒、特务廖宗泽所主持；3）《挺进报》事件，捕杀100多人，为特务徐远举主持。敌人方面为此论功行赏，加官发奖，你争我夺，不亦乐乎。但他们无论怎样猖獗一时，却无法阻挡历史的进程，无法挽救他们整个政权彻底覆灭的命运。
四
《挺进报》事件中，大批同志被捕，大量组织被破坏，并出了少数危害深重的叛徒，但大多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监狱里，在法庭中，在刑场上，身受酷刑，面对死亡，却是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念，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浩然正气。下川东地工委委员杨虞裳，抗战期间先后任铜梁县委书记。
北碚中心县委书记、梁达中心县委书记、达县工委副书记，知道大量党的机密，但对敌守口如瓶。在受刑时，他对特务说：“我肉体上虽吃一点苦头，精神上却非常愉快。”特务雷天元对他劝降，他的回答是四个大字：“有死而已！”《挺进报》特支代理书记陈然在法庭上说：“我们是真正的胜利者，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审问我们？”“要枪毙请从前面来。”特务叛徒也说他是“慷慨悲歌之士。”
“电台”支部宣传委员成善谋，当敌人来捕支部书记程途时，他为掩护程途，说……“我就是程途。”在监狱中敌人劝降，他说：“宁作文天祥，不作洪承畴。”
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和工委委员王朴，在敌人种种威胁利诱面前，严守党的机密，保障了北区工委所属组织和上百党员，无一受到损害。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出身豪门，入狱后各方出力营救，连国民党头目张群也批条子给徐远举，暗示可以放人。徐远举认为像他这样出身的人，不知吃了什么“迷魂药”，死心塌地地跟着共产党，非常仇恨，很不理解，一意使他折服，提出只要他表示“悔改”之意，立即送他到香港转美国。但刘国宁折不屈，不屑一顾，并痛斥徐远举是“无耻军阀”，最后壮烈牺牲。像这样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的事例，在《挺进报》事件被捕同志中是很多的。他们热烈盼望解放，坚持狱中斗争，直至最后一息。他们身上发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英烈已远，典型常在。
在《挺进报》事件和武装起义中，川东地下党受到严重损失，但革命力量敌人杀不尽，斩不绝。许多同志劫后余生，仍然在敌人魔掌缝隙里坚持斗争。当时，川东临委剩下的领导成员只有萧泽宽一人，而敌人到处追捕“萧胖子”，他处境艰难，特别不能在重庆市内露面，只能在农村收拾善后，清理组织。这时在重庆的主要负责人是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他在达大起义失败后，带领部分同志隐蔽在重庆。大破坏后，邓照明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主动清理恢复组织。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也都积极清理自己的所属组织，寻找上级关系，并陆续与萧。
邓取得了联系。此时同时，川西的党组织也派干部到重庆，填补空白，开辟工作……到1948年11月，萧泽宽与邓照明在铜梁接上头，他们已分别把破坏地区的党组织逐步恢复，建立了新的领导体制，但还未与上级领导取得联系。
在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时，市中心和南岸区学运特支的同志见机行事，避免了破坏，保持了组织完整。1948年12月，特支书记赵隆侃通过武大同学与在香港的党的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并到香港去接上了头。领导机关要求赵隆侃回重庆，设法找到萧泽宽或邓照明，通知他们立即到香港接头。12月，邓照明到香港，向钱瑛汇报请示工作。钱瑛根据当时形势，指出川东党的方针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工作重点应转移到城市，加强统战工作，加强调查研究，注意保存力量，作好护厂、护校，保护城市完整，配合解放军接管；并决定成立川东特委，由萧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至此，川东地下党的组织系统又重新建立起来。
1949年3-5月，根据上级决定，萧泽宽、邓照明和川南工委的廖林生、北区工委的黄友凡、铜梁县委的姜伯言、上川东六工委的刘慎修（李家庆）重庆市中心和南岸区学运特支的赵隆侃先后经香港赴解放区。萧、邓离开后，川东的工作由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临时负责，随后又吸收蒋仁风、熊扬参加领导……他们按照“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开展工作，以后基本保持稳定。到解放前，除原来的川南工委、南涪工委和铜梁、荣昌、长寿等县所属组织一直保持完整外，受破坏地区的重庆，上川东的达县、渠县、广安、营山、岳池、武胜。
合川、邻水、大竹，下川东的万县、忠县、梁山、垫江等地均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作出了贡献。解放时，川东地下党共有党员约2000人，重庆市参加会师的和以后接上和恢复关系的地下党员共488人。
1949年底，重庆和川东地区相继解放。川东地下党经受了最后的严峻考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