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山城重庆，在党领导的数十年革命历程中，斗争十分尖锐，敌人十分残酷，革命者的牺牲十分壮烈和惨重。从1927年“三三一”惨案起，先后有五任四川省委书记牺牲在重庆；两届川东特委、两届江巴中心县委、两届巴县县委、四届重庆市委被破坏；无数共产主义先驱战士和党外仁人志士，为着民族的、人民的、阶级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壮烈牺牲。
到重庆解放前夕，重庆又发生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集体大屠杀惨案。一个英雄群体……数百名革命志士，在黎明前的最后斗争中又倒在血泊中，为党的旗帜和共和国的旗帜加深了鲜红的色彩。
中美合作所全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局和美国海军驻华机构联合组成的技术情报机关，起初主要用于对日作战的各种情报工作，不久即加强反共活动，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大批职业特务，主要对付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结束，美国又把全部军械器材无偿移交给军统局，大大加强其反革命实力。军统早就在中美合作所“特区”里设立了看守所，以后变本加厉，不断加强镇压和恐怖活动。“特区”里监狱林立，特别是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口活棺材，更是罪恶的渊薮，人间的魔窟，先后或被囚禁，或遭杀害在这里的有著名的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杨虎城，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有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许晓轩……江竹筠等等众多的民族精英。据现有资料统计，敌人在此共屠杀了321人，其中包括小孩和婴儿5人，已审定为烈士的285人。仅1949年11月27日，经蒋介石亲自核定，特务即集体屠杀了200多人，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11·27”大惨案。
也正是这座人间魔窟成为革命志士们另一种特殊的战场，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党组织和千万个同志的安全，用意志压倒了敌人，证明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已成为我们党和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无数后来人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而奋发努力，奉献青春。
人们学习先烈，继承先烈的，主要是他们共同具有的最根本的优秀品德。
一、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
共产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人类必然走向的一种社会形态，也是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一切追求真理的人们，必然从各个渠道汇集到这一客观真理的旗帜下。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和部分党外志士们都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从未动摇过这种信念，并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
工人、农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出于阶级和自身解放的需要，天然地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学说。童工出身的余祖胜烈士，自幼挣扎在饥饿线上，一面做工，一面刻苦自学，提高了自己的知识素养和阶级觉悟，无限向往明天——共产主义的实现。他的诗篇《明天》说：
我伏在窗前，让黑夜快点过去。
希望的梦啊——总是做不完的。
黑夜里总有星光，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
明天，是个幸福的日子，明天是我的希望。
在狱中，余祖胜维护自己的信念，坚持斗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小木块和牙刷柄制作近百个五星、红心和短剑，上面镌刻着“革命到底”、“不自由，毋宁死”和“共产党万岁”等字样，分送难友。牺牲时，年仅22岁。
狱中斗争的重要领导人谭沈明，原是一家银行的“茶房”（工役）后来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坐监近10年，从息烽监狱到白公馆监狱。在狱中努力学习，得以精通俄文和英文，几乎看遍监狱图书馆所藏全部书籍，更加笃信共产主义真理。
在白公馆，他积极组织和领导监狱里的斗争。解放前夕，他曾策划“打监”暴动越狱。后来考虑到难度太大，更怕危及渣滓洞监狱难友的安全，才停止执行越狱计划。这时，死亡已是不可避免。谭沈明向共产党员们提出：“以前罗世文死的时候，脸色都没有变。我们也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要没有一个求饶者，要歌声和口号声不停。”他们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大屠杀时，比敌人枪声更响的是志士们的口号声和国际歌声。
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大都是通过书本知识和对社会的观察，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确认共产主义必然是人类的共同归宿，因而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矢志为之终生奋斗。富豪家庭出身的刘国烈士，自幼受到父母兄姊的钟爱，生活条件十分优裕。被捕以后，坚贞不屈。家庭亲友多方营救，特务头子徐远举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富豪出身的大少爷会死心塌地地当共产党，一意要使他折服以后才放人。乘亲属探监的机会，徐远举威胁、利诱、“感化”三管齐下，劝他只办一个自新手续，就送他经香港到美国去留学，专门做学问，并且准备了飞机票，签个名就可以走。刘国深情地对亲人说：我就是从做学问——读书中认识共产主义真理的。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我也不去美国做什么学问，留什么学。
然后不屑一顾地骂了一声徐远举“无耻军阀”，大步走出会客室回到监狱。
有的同志在旧社会苦苦追求真理，执著探索，走过艰辛曲折的道路。许多人是经过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的。著名的车耀先烈士自幼怀着一颗救国救民的心，在黑暗中苦苦求索，做过学徒，当过军阀部队团长，笃信过基督教，到日本考察过富强之路，却是一再碰壁，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和求得心灵的解脱，最后才找到共产党。在入党后写的《自誓诗》中，他写下自己的探索过程和高尚情怀：
幼年仗剑怀佛心，放下屠刀求真神。
读破新旧约千遍，宗教不过欺愚民。
不劳而食最可耻，活已无能焉活人。
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
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
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
喜见东方瑞气升，不问收获问耕耘。
我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正像他自己所说：“余出世劳禄，磨折极多；奋斗40年，始有今日。”这里所说的“今日”，是指他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公众领袖，被捕后囚禁近七年，威胁利诱毫不动摇。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时被捕，同时牺牲。
有的同志在人生的道路上，甚至曾经误入歧途，陷进泥坑。但是，每一个敢于正视人生，面向现实的人，最终都走上这一条真理之路。宣灏烈士青年时期“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曾受骗误入军统“息烽训练班”，成了特务“团体”一员。因为不满黑暗制度，向往光明之路，爱读进步书籍，与进步朋友通信而被捕。本来他的案情并不重，只要悔个“过”就可以放人。但是在狱中他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彻底觉悟起来，决心反戈一击，写一本揭露军统黑幕的书，坐牢10年，不屈不挠，英勇牺牲。他最后的遗书是写给狱中共产党人的，他称呼他们为“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他说：“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像你们一样，用行动来保证了的。在九年多的监禁期中……我不断地读书和磨炼自己的文笔。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兄弟的队伍中去！”
正是这种永远闪光的崇高理想把志士们聚集在一起，焕发出无穷的力量，为捍卫和实现这种理想去战斗，去奉献，去牺牲。
二、为革命的无私奉献精神
共产主义学说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是把自己的信仰见诸于自己的实际行动。志士们坚定地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他们自己不一定能亲眼见到胜利的到来，入狱以后几乎注定不能亲眼看见胜利了。但是，他们毫不吝惜地为之奉献一切，以至于生命。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业的最后胜利要靠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共产主义者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是自己的天职。有的志士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但他们坚持革命立场，坚持正义事业，党外志士的血和共产党人的血流在一起，汇集在伟大的洪流中。
他们充分理解革命的艰苦和危险，随时准备以身相殉。陈然烈士和刘石泉烈士在被捕以前就作了各种最坏的准备。他们在高度紧张的工作之余，还特别苦练“老虎凳功”，早就准备了一旦出事，对付敌人的酷刑，挫败敌人的残暴折磨。
他们保持饱满的战斗意志，在任何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对敌斗争。在狱中，志士们组织了龙光章追悼会、春节联欢会、争取饮用水、慰问江姐、出版《挺进报》白宫版、成立“铁窗诗社”，绣制迎接解放的五星红旗等一系列斗争。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志士们的斗争意志和献身精神。1948年12月，已经坐牢八个月的原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禁不住敌人的软化，叛变投敌当了特务，这使狱中士气受到沉重打击，使热烈斗争的气氛一时沉寂下来。囚禁在白公馆曾与李文祥同一囚室的陈然悲愤之极，痛恨叛徒的无耻，又担心同志们的情绪受影响。他决心自杀，以自己的死来谴责叛徒的怕死，以自己的死来抹去同志们心上的阴影，他设计了多种方案，不打算贸然死去，而准备把慷慨赴死的过程（比如用绝食的办法）当做振奋狱中斗志的过程，这比任何言辞更有力。后来，因为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战犯求和，庚即下野，局势急转直下，陈然的自杀计划没有施行，但已使同志们受到很大感染。接着，1949年元月16日是彭咏梧烈士牺牲一周年，在渣滓洞监狱的陈丹墀等同志发起，各囚室都举行追悼会，停止娱乐，传观诗文和自制的纪念品，纷纷向女狱的江姐致敬。江姐当即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秘密传给各囚室……由此，一个新的狱中学习和斗争的热潮，又重新掀起。1949年4月，“北平和谈”期间，住在白公馆的黄显声将军利用可以看报的优待条件，把人民胜利的消息传给难友。同在白公馆楼上囚室的陈然、邓兴丰和罗广斌便在香烟盒纸上抄发消息，丢给楼下的王振华夫妇，转给王朴、刘国，再转给许晓轩、谭沈明及其他难友。这一份份小传单被称为《挺进报》白宫版。在传递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消息时，不幸被敌人发觉，情势十分严重，甚至可能枪毙人，而且必将牵连整个监狱的联系网络。这时陈然要挺身承认，承担责任，但这将暴露真实情况累及黄显声将军。于是，狱中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已坐牢近10年的许晓轩主动承担，说是自己写的，消息来源是垃圾堆里的废旧报纸，对笔迹又相像。许晓轩受到关水牢、戴重镣、做苦役和饿饭三天的处罚，却化解了可能带来的危机。
他们坚守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陈然烈士生前在《论气节》一文中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说，这种气节“完全产生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是什么高度理性呢？——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背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志士们抛弃的是荣华富贵，面对的是囚禁和死亡的威胁，选择的是一条献身的道路，任何胁迫和诱惑动摇不了他们的坚强意志。大军阀杨森的亲侄女杨汉秀烈士抛弃显赫家庭和万贯财产，改名换姓，奔赴延安，和家庭彻底决裂，严格要求自己，在延安入党，直到“抢救运动”，同志们才知道她是一个“大小姐”。后来……她奉派回四川工作，1947年、1948年、1949年三次被捕。在渣滓洞监狱，她带头扭秧歌，高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本来杨森已将她“保外就医”，她乘机安排好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烈士的遗孤。以后，已脱离虎口的她又回到重庆做策反工作。1949年重庆“九二”火灾，杨森嫁祸共产党……捕杀共产党人。杨汉秀怒不可遏，当面痛斥杨森反动成性。杨森恼羞成怒，再次将她秘密逮捕，并指使敌特将她绞死于行驶在成渝公路上的一辆小轿车中，而后弃尸于金刚坡一座碉堡内。牺牲时37岁。
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利用家庭条件兴学办公司，为党建立工作据点和提供经费……被捕后在狱中设法带出口信给母亲说：“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学校指的是党办的莲华中学……实际上是指党。王妈妈金永华一面把另一个儿子送到解放区，一面变卖田产，先后将所有田产1840石卖出1648石，价值数千两黄金，全部交给川东党组织，完成儿子的最后嘱托，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宴请王妈妈，向她敬酒，感谢她献出了儿子，帮助了革命，并指示按金价归还她所提供的经费。王妈妈拒绝接受。她说，我的儿子已经为党牺牲，我怎么能向党要债？现在有了人民政府，我还要这些钱干什么？她用自己剩余的财产办了三项儿童福利事业。1984年，大地主、大出口商出身，年已84岁的革命老妈妈金永华终于实现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而在敌人的监禁、酷刑和屠杀面前，志士们表现了另一种气概。何敬平烈士在入狱后写下的诗篇《把牢底坐穿》抒发了同志们共同的意志：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曾任北碚中心县委书记、下川东地工委委员的杨虞裳烈士，被捕后，他的同乡。
特务雷天元劝降，他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有死而已！”坐在“老虎凳”上，雷天元又来讽刺地问：“此时感觉如何？”他咬紧牙关说：“此时我的肉体非常痛苦，但心灵却非常愉快，我是在你们的‘老虎凳’上保卫我们的党。”陈然烈士在刑场上，横眉冷对，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下，喝令敌人：“从正面向我开枪！”连特务也不得不佩服地称他为“慷慨悲歌之士”。
即使是在监狱里、刑场上，革命者的磅礴之气也压倒了敌人。
三、爱党、爱人民、爱同志的高尚情怀
志士们生活目标明确，志趣情操高尚，把全部关注和爱心寄予党、人民和同志，在每一个行动中都把党、人民和同志的利益放在前面。
在狱中，难友之间，生死与共，相濡以沫，克己让人，舍己为人。李承林烈士生前是万县和成银行副经理兼营业部主任，为党筹集经费，他的家是党的联络点。
1948年6月，李承林在万县被捕，押解到重庆，关在渣滓洞监狱。家里托人营救，和成银行总经理、四川金融界巨子吴晋航先生亲自出面作保，特务头子徐远举极不买账，但也给了一点面子，同意家属可以送一点吃的、穿的、用的进监。因为李承林患有肺病，家属送去了几瓶鱼肝油。这在当时算是名贵药品，特别对肺病有滋养功用。同牢室关着六名难友。李承林提出这些鱼肝油归大家共同分用，同志们不干。经过反复争议，最后达成协议，由三个体弱有病的同志食用，包括李承林本人在内，并推他掌握，平均分配。过了几天，难友们发现李承林“作弊。”
……原来他用滴管分给那两位同志每人每天六滴，而他自己却只有四滴，少了两滴……尽管两位同志提出抗议，他依然我行我素，实行不均的分配。1949年“1l·27”大屠杀时，渣滓洞监狱楼上五室的共产党员胡作霖和六室的共产党员何雪松分别挺身奔向前去，紧紧抓住牢门，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口，以掩护其他同志避开敌人的子弹。这两滴鱼肝油，这堵住敌人枪口的胸膛，展示了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同志的爱。
当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尽管他们身陷缧绁，却同样感到最大的喜悦。他们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跳在一起，个人的安危荣辱算得了什么？1949年10月7日，黄显声将军告诉白公馆监狱同志一个消息：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天安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同志们欣喜若狂，陈然、刘国、丁地平、罗广斌等几个共产党员商量，我们也要做一面五星红旗，打着红旗冲出去。他们拿出一床绣花红被面、一件白衬衫，拆掉被面上的绣花，用磨尖的铁钉在白衬衣上画下五颗五角星，用饭粒粘贴在红被面上。因为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式样，想象着把五颗五角星贴在旗帜的中央。五星红旗作成了，又集体作了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红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心，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这就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
等到解放大军到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冲出去。
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死亡也即将来临。狱中同志知道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的心转向未来，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交换意见，主要从内部找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互相叮咛：如果有人活着出去，一定要向党报告。
1949年12月25日，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在大屠杀中突围脱险的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分七个部分，共计两万多字，第七部分为《狱中意见》，有八条，记述着狱中共产党员们向党的最后寄语：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5）切勿轻视敌人；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8）惩办叛徒、特务。这些意见都有所指，有具体内容。这字字血泪里，有悲愤，有忧虑，有深刻的思考，有期望和建议，但没有隐讳，没有灰心丧气，没有任何个人的打算和谋求。这是几百个共产党人血和泪的嘱托，是几百个共产党人高尚情怀的结晶，至今仍然闪烁着灿烂光芒。
时间过去了40多年，岁月的流逝磨不灭人们的怀念。如今，歌乐山烈士陵园已成为重庆的一处著名的革命纪念圣地。40多年来已有约4000万人次到这里来瞻仰凭吊，从先烈们的英勇业绩和高尚品德中汲取营养，提高和丰富我们的精神境界。
40多年来，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烈士们的血换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现在摆在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面前的，不再是监狱、刑罚和屠杀等白色恐怖的考验，但同样面临着另一种考验：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先辈的典范作用是非常珍贵的。每一个后来者要像革命先辈一样，经受住新时期的新考验，接过他们举起的旗帜，发扬光大他们留下的传统，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本文原载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重庆党史八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