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狱中意见》，是指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脱险同志向党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总结历史经验，仰望黎明的曙光，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党：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狱中意见》共提了八条：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5）切勿轻视敌人；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8）惩办叛徒、特务。
这个材料于1989年首先披露。1996-1997年，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举办的《红岩魂》巡回展览，着力表现了这八条《狱中意见》，在全国各地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去年在北京举办的《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展览，又展出了这八条《狱中意见》，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仔细询问《狱中意见》的具体内容。这说明，《狱中意见》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心灵震撼力，50年之后愈见其光辉。
那么，《狱中意见》是怎样产生的，当时是针对些什么问题提出来的呢？
一、烈士们牺牲前叮咛可能活着出去的同志，把他们最后的嘱托报告给党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1948年9月在成都家中被捕，押解到重庆，随后戴着脚镣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七室。楼七室是隔离室，专关态度“顽固”不守监规的犯人，管理更加严格，平时不准放风。楼七室里有一位罗广斌认识的囚犯张国维……张国维，湖北汉川人，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1939年入党，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务看守不注意，两人悄悄交谈。张国维十分冷静地分析罗广斌的情况。罗广斌出身于一个有特殊背景的权贵之家。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任第七编练司令官，手握重兵，驻扎四川，是当时四川境内最大的武装集团首领，并与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有交情。基于此，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从此，罗广斌肩负着这项特殊的任务，作了一个有心人。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对他也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提供情况和意见，有时候还能三三两两地进行小型讨论。1949年元月17日，是江姐丈夫彭咏梧在武装起义前线牺牲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监狱各囚室的难友纷纷采用各种形式慰问女囚室里的江姐。江姐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先后分情况进行了讨论。这对提高狱中同志的斗争意志和思想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关在楼下平二室。在这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他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被捕前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被捕前任《挺进报》特支委员）等进一步结成生死患难之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白公馆监狱实际存在一个没有名称的党的秘密领导小组，成员有许晓轩、谭沈明、周从化、刘国。主要领导人许晓轩、谭沈明已坐牢10年，从贵州息烽监狱到渣滓洞到白公馆，多次与罗世文、车耀先关在一起。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刻苦学习，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罗广斌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从10月底到“11·27”之夜，在公开和秘密的大屠杀中，两座监狱的绝大部分同志均已壮烈牺牲。就在“11·27”子夜，当渣滓洞的屠杀火焰还在燃烧之际，在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10多位难友，乘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3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罗广斌终于活出来，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二、罗广斌奋笔疾书，在重庆解放后第25天，把一份报告送交中共重庆市委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前往报到，并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他既享受迎来解放的欢乐又深深沉浸于对死难同志的悲悼之中。
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他每天晚间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以后条件改善，才有了办公桌可供写作。到12月25日，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的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成，上报给了中共重庆市委。
这份报告如今只剩残件15页，有2万多字。按原报告所分小标题，为七个部分，现在只存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等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第五、第六两部分则已完全逸散。估计《报告》全文当在三万字以上。但仅就现在可以读到的部分，已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
《报告》七个部分的小标题和主要内容是：
（一）“案情发展。”
讲的是《挺进报》的破坏经过。《挺进报》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报（油印小报）1947年7月创刊。开始，主要在党内和进步群众中发行。1948年初春以后，作为“政策攻心”的手段，重点发向敌党政军警宪特和有关社会单位，引起敌人警觉。敌人派“红旗”特务接近进步人士和进步社团，侦察到《挺进报》的发行线索和地下党领导人的行踪，抓住了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刘相继叛变。加之有的同志丧失警惕，工作失误，造成川东地下党组织的一次大破坏，并且影响川康，波及宁、沪、杭，造成135人（另有宁、沪、杭地区八人）被捕，其中县以上干部40人。除八人叛变，少数人经营救和突围脱险外，绝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损失十分惨重。大破坏被捕者大都陆续关进渣滓洞、白公馆。他们是当事人，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准确。
（二）“叛徒群像。”
着重揭露原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原川东特委副书记涂孝文、原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原重庆城中心区委书记李文祥等几个领导干部的叛变罪行……剖析他们平时言行中反映出人生观上存在的问题和叛变时的心理状态，说明他们虽然职务较高，资格较老，有过功劳，但在关键时刻叛变不是偶然的。
（三）“狱中情形。”
简略叙述了两座监狱的由来和狱中斗争的情况。对渣滓洞，重点汇报“狱中追悼会”（全体囚犯公祭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的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新年大联欢”（即一般说的“春节大联欢”，《报告》中写的是新年大联欢）“慰问江姐。”
等几场斗争；对白公馆，则重点汇报了“狱中学习”、编写“《挺进报》白宫版”、“争取特务看守”和“准备暴动突围”等几场斗争；《报告》说：“到最后（指暴动计划未成，大屠杀开始）已经面临死亡的考验了。老谭（谭沈明）提出以前罗世文死的时候脸色都没有变。于是（领导小组）要求（共产党员）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结果，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犟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声一直不停地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
这几场惊心动魄的狱中斗争，充分显示了在监狱这个特殊环境里革命志士们集体的坚强意志和战斗精神，在监狱斗争史上放射出异样的光彩，占有突出的地位。
通过《红岩》、《烈火中永生》、《红岩魂》等书籍、电影和展览的描绘，早已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四）“脱险人物。”
主要介绍两座监狱在大屠杀中突围脱险和在此之前经过各种渠道营救出狱的部分人士。《报告》以严格审视的眼光，有分析地介绍他们的情况和在监狱中的表现……对有的同志给予了高度赞扬。《报告》提出建议，对脱险的党外人士分别情况给予安排。另外，也对几个被特务主动释放的特殊“犯人”作了介绍。其中突出的一个叫刘厚总。他就是杀害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叛徒……在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中，他作为新四军军部的副官，与其他少数指战员随项、周突围，转移至安徽泾县边境山区的一个名为蜜蜂洞的山洞中隐藏。3月13日夜，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周子昆，打伤警卫员黄诚，搜刮走他们身上所有财物、武器，骗过住在另一洞中的指战员，跑下山去投降国民党，邀功请赏。但是……国民党各级党政军特机关完全不买他的账，不但抄去了他抢劫来的全部黄金。
法币、手枪、怀表，而且把他关起来。他到处申诉到处碰壁，1943年被押解到重庆，先关渣滓洞，再进白公馆，当一名“工作修养人”，半囚禁半工作。1949年11月25日，他给政治犯们写了一封信，承认杀害项、周的罪行。同时谈了三点认识：1）共产党是正确的，全国解放一定会实现；2）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当时国民党极力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将打败苏联，并帮助国民党消灭中共）因为全世界民主力量高涨，足以抑制帝国主义；3）中国前途是光明的，但自己的罪恶太大，共产党来了一定饶恕不了自己，很想自杀，但缺乏勇气，死不下去，等等。27日下午，他被宣布释放。后来听说，他出狱后走到山洞（地名，离白公馆不是很远）被国民党败兵队伍抓住，说他是解放军便衣探子，戳了四刀，丢在路旁。恰逢白公馆监狱看守所长陆景清路过发现，把他拖上吉普车往西北方向“打游击”去了，不知所终，大约死于乱军之中。
“脱险人物”叙述到此，以下已逸散。
（五）第五、第六两部分已完全逸散
从全件上下文对照起来看，有可能第五部分为“烈士典型”；第六部分为“特务屠手”。特别是第五部分，如果确为“烈士典型”，则丢失十分可惜。因为直到现在，对一些很优秀的同志在狱中的表现还知之甚少；有的只存姓名，事迹已湮没无闻。
（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
《狱中意见》共八条，计两页，约3000多字，则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事。
三、惨痛教训的科学总结，烈士心声的最后吐露。他们直面现实，着重从党的自身找问题《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部分，精华所在。面对敌人的屠刀，狱中的共产党员们争取活着，准备死去，满怀豪情，慷慨激昂；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沉着冷静，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着重从党的工作自身找问题。他们把这双份的遗产都留给了后人。
《狱中意见》是对失败教训的总结，而不是对胜利的歌颂。当时的《挺进报》事件发生和在此前后上、下川东的奉（节）大（宁，即巫溪）巫（山）起义，梁（平）大（竹）达（县）起义，华蓥山起义失败，损失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狱中意见》就是针对这两件大事的教训来说的。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往往能使人得到更深刻的认识，受到更深刻的教育。狱中同志面对的是死亡……总结的是失败的教训，心情自然沉重。但是，在《狱中意见》中没有丝毫的悲观与颓唐，而是充满着沉思与希望。
这是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披沥赤忱倾诉的真知灼见，这是他们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在最后时刻，他们完全敞开胸怀，直言无忌，没有当时常有的思想束缚，也没有后来流行的空话套话，凭着对革命的忠贞、信念的坚定，开门见山，一针见血，这才真正显示出分量，才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狱中意见》是在激烈的斗争中，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逐步形成的。监狱是座熔炉……泛起沉渣，炼出真金。此时此地，忠贞与背叛、坚定与动摇、希望与绝望交织碰撞。大多数最优秀的分子和极少数最无耻的败类都汇集在这里，平常看不出差异，现在则是泾渭分明。许多人升华为烈士，少数人堕落成叛徒。几个领导干部的叛变，遭到狱中共产党员们的极度鄙弃与坚决反击。几个叛徒只能用自己部下的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却无法动摇他们跟着叛变，引不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最令叛徒尴尬，特务气恼的事。
狱中同志们在痛苦中煎熬，也有着种种思想矛盾和思想斗争。他们有对生命和亲人的眷恋，有对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挂念，有对工作中失误的歉疚，甚至有的同志还有过犹豫和动摇。但是他们在与特务叛徒的斗争中也战胜了自身的弱点，得到升华。市委委员许建业因麻痹大意，丧失警惕，先是把20多位新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及一批资料放在宿舍床下皮箱里；为叛徒出卖被捕后，又受一个看守兵陈远德之骗，托其带信给党员刘德惠，请他销毁这批材料，陈远德报告了特务上级……带来一系列恶性事件，造成严重损失。许建业本人在狱中多次受刑，坚贞不屈……闻知受骗后，悲愤至极，悔恨不已，以头撞墙自杀未死，以后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许建业高呼口号慷慨就义。他以革命气节赢得同志们的谅解与尊敬。许晓轩写诗悼念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许建业的最后表现和这首诗在狱中广为传颂，对狱中后死者产生很大影响。李大荣是1929年入党的农村党员，参加梁（平）大（竹）达（县）起义……负责筹办兵工厂。起义失败，被捕入狱。他认为是当地领导人王敏的错误领导所致。他起初情绪懊丧，说可能活着出狱，只有去当和尚。但在狱中火热斗争里振作起来，与许建业一起英勇就义。邓兴丰，在梁平武装起义失败后撤到重庆，为刘国定出卖。入狱之初，比较软弱，只想出去。后来坐牢越久越是坚强起来，这和几个叛徒形成强烈反差。临刑前，特务点他的名，叫他“收拾行李”。他镇静地说：“我知道了！”换上最好的衣服，向难友们告一声别，从容走出牢门，走向刑场。
在烈火与热血中，烈士们得到永生；在烈火与热血中，《狱中意见》八条也得以产生。
四、少数领导干部腐化是造成这次大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元凶祸首刘国定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从内部来破坏党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狱中同志们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
这时候，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展，国民党的统治危在旦夕，蒋管区的情况一团糟……谁也不再怀疑革命胜利已是指日可待。因此几个叛徒的叛变不是什么对革命前程丧失信心的问题，而是怀疑自己曾经从事过的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内心深处追求的是个人私欲、生活享乐，是人生的荣华富贵，谈不上为理想、为人民事业的献身精神，当然经不住敌人的威胁利诱，用同志的血来换取自己的生存和眼前的荣华，这是所有叛徒的共性。此外，叛徒们又各有其个性。《狱中报告》着重揭露了这几个叛徒的内心世界和蜕变规律，久远地警示革命后来人。
大破坏的元凶祸首刘国定，成都人。1936年在巴县农业学校读书讨，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成为重庆秘密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8年入党，先后担任巴县县委书记、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此人工于心计，城府甚深，察言观色，能言善辩，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风头颇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器重。但是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到形势相对平静，他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在党内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便开始私欲膨胀。据狱中同志揭发，他平时收入有限而追求享受。他想轧姘头养情妇做生意，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后为烈士）借钱。何忠发说：“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私人没有钱可借。”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向川东临委书记王璞诬陷何有经济问题……王璞经过调查了解，才发现是刘的问题。后来何忠发就是因刘出卖而被捕的。
他又硬咬定何手中存有黄金多少，逼何交出来。另一个被他出卖的川东临委联络员袁尊一（后为烈士）押在特务二处时碰见他，告诫他说：“如果能出去，总有一天要见面的！”刘竟说：“咳！我是叛完了的，顾不得了！”他在参加特务组织时，与特务头子徐远举讨价还价，说自己是“省委兼市委”，要少将，要做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只答应给了中校专员，支上校薪金。后来，他进一步出卖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并亲自带特务到上海抓人。钱瑛事先已撤到香港，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已闻警转移，但刘又出卖了他所知道的宁、沪、杭地区的共产党员八人。他因此而受到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和接见，并正式升为上校。
在特务机关，刘国定也是趾高气扬，除了对徐远举毕恭毕敬以外，对其他特务分子全不放在眼里，自以为有“本钱”，还可以继续出卖原先的同志，出卖共产党……为特务立功。刘国定平时要两个老妈子（保姆）服侍，吃饭非鸡鸭不上桌。连特务也讨厌他，看不起他。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共产党的组织和策略》，作为特务的教材。就这么一个腐化分子，他的背叛是早迟的事，只看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形式出现罢了。
《狱中意见》还提出领导机构（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狱中同志认为，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武装起义中牺牲）的人品是好的，但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却把他没有办法，投鼠忌器，一味迁就。王璞住在农村，每与刘国定会面……意见稍有不合，便发生争吵，不欢而散，无法讨论问题。王璞要调刘国定到乡下工作，避开城市环境，刘嫌农村艰苦不愿去。王璞无可奈何，只好买一套《三国演义》，回乡看小说，生闷气。《狱中意见》尖锐地指出，这种软弱无能，听任自流也是领导机构的一种腐败。
《狱中意见》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几个叛徒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以外……还由于在地下环境中长期隐蔽，相对平静安全，缺乏激烈斗争的锻炼，少数人脱离党和党员的监督，容易滋长消极和腐化。
五、平时道貌岸然，大讲革命气节的冉益智的叛变，反倒给同志们增添了几分清醒：“不要理想主义。”
叛徒中冉益智是另一类典型。1948年4月16日他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随后又供出已被捕但还未为敌特查明身份的市委书记刘国定，但还有所保留。冉益智被关进白公馆后，精神完全崩溃。过去受他教育、对他崇拜的下级反过来帮助他，劝他悬崖勒马，就此稳住，不能再往下滑。但是拖他不住。他白天有时唉声叹气，有时大讲“嫖经”、“性学”；晚上夜不成寐，起来写“遗嘱”。这“遗嘱”只是最后一个姿态。他终于在讲了一通“理由”之后，主动要求出牢，参加特务组织，要中校未成，以少校成交。“遗嘱”作废，专门作那贩卖人血人头的营生去了。在特务组织里，他与刘国定不同，显得特别“温良恭俭让”，对谁都点头哈腰，笑脸相迎，颇得特务们的好感……他一切从个人利害考虑，一方面不动声色地出卖党组织和重要干部以邀功；一方面又留有后手，保留一些人，即使特务发现也不致怀疑他的“忠诚”，同时也准备将来为自己开脱留点余地。当时刘国定向特务供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姓郑，却不知道“老郑”的详情和地址。1949年元旦，冉益智在特务机关与特务们闲谈……谈起“老郑”，他似乎漫不经心地说：这个老郑不就是蒲华辅吗？正好特务中的雷天元是蒲华辅的铜梁同乡、熟人，立即到成都逮捕了蒲华辅，造成川西地区党组织的大片破坏。冉曾负责担任过万县地区的工作，于是他亲自带领特务到万县抓川东临工委副书记涂孝文。这天恰逢端午节，涂孝文在河边看赛龙舟。冉益智从旁点水，涂孝文被捕，又造成下川东党组织的大片破坏。当他与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女，烈士）对质时，李青林痛斥冉卑鄙无耻，挟嫌陷害。他还面带羞惭，狼狈不堪，好像还知道一点廉耻。但他在出卖同志破坏党时却绝不手软。
往日，他道貌岸然，大讲革命理论革命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领誓，冉益智监誓。冉益智在讲话中着重对他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就是这个冉益智，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就把他领导下的这对未婚夫妇出卖了。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与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后为烈士）谈话，这时破坏已经开始，陆续有人被捕。他特别强调，如果出事，一定要坚持革命气节。第二天冉被捕后第一个出卖的就是胡有犹。所以，胡有犹提起冉益智就满腔怒火，切齿痛恨。冉益智等几个领导干部的叛变确实给同志们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但却没有影响他们的基本信念，反倒是增添了几分清醒。
在地下时期，大都实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人就是组织，就是党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对他们十分敬仰，抹上了一层理想的光辉。《报告》说：“加上（刘国定。冉益智等）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以至于有的年轻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甚至有的同志举止言行都模仿他们的样子，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这一堂反面课上得十分深刻。
在狱中，同志们联系自己的思想讨论如何看待组织存在的问题。江姐（江竹筠）
早先就说过：“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王朴检查自己的认识说，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他说：
“以前我对组织一直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了。”
崇高的理想是力量的源泉，先烈们是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丧失崇高理想、鼠目寸光，只考虑个人得失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背叛理想或者只把理想停在口头上，而实际上只捞个人利益的人，就是背叛革命。狱中同志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于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那就是一个糊涂人，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对理想、对党对革命前途的信念。这是先烈们用血写下的教训。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六、有些腐化分子的堕落往往是从生活“细节”开始，李文祥就是因为“儿女情长”不能自拔而终于下水狱中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共识：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狱中报告》说：“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这一段话似乎说得绝对了一点，但却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真。个人私生活和革命大节之间往往并不隔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把众多烈士和少数叛徒加以比较，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烈士们都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他们热爱生活，眷恋亲人，喜怒哀乐有血有肉。江姐的遗书、兰蒂裕的《示儿》诗，以及许许多多烈士的遗书遗言，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境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点在他们身上得到真正的体现。而几个叛徒的一个共同特点，恰是在这几个问题上过不了关。李文祥是因为儿女情长不能自拔，引动劣根性大发作而终于下水。
李文祥于1948年4月为刘国定出卖被捕，关在白公馆。开始还比较好，只是苦念妻子。妻子熊咏辉关在渣滓洞女牢。特务利用李的弱点，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讯……而且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务威胁他：“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彻底崩溃，在坐牢八个月之后，于12月叛变，出卖了他领导的16个同志（三人被捕牺牲）主动要求“参加工作”（当特务）并宣布了叛变的“三大理由”：“一、我被捕不该自己负责（是上级出卖）而且坚持了八个月，与我有关的朋友应该已经转移了，如果不走，不能怪我。二、苦了这么多年（他常说，早年就作过县委书记）眼看胜利了，自己却见不到。我死了对革命也没有帮助；参加工作（当特务）也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组织已经完了，我只能为自己打算。三、我太太身体太坏，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只有‘工作’。”
刘国针对李文祥和冉益智说：“这种人连叛变也能讲出一大套道理！”在白公馆，陈然一直作李的工作，鼓励他坚强镇定，劝他说：“你太太和你一方面是情爱，另一方面是同志爱。她知道你‘工作’了，还会不会爱你呢？”李满有把握地认定“我出去她一定也出去”。事情不出陈然所料，熊咏辉表现坚强，李文祥代她承认党员身份（她一直未承认）接她出狱，她不出去，表示要与叛徒丈夫一刀两断。渣滓洞狱中同志给她支持和鼓励。同时也劝她还是出去好，出去才能活动，才有办法。她接受了这个意见。根据她的一贯表现，出于对她的信任，女牢的曾紫霞把一处秘密联络点告诉了她，建议她在困难的时候去那里接头，可以把她转移到外地。她出狱后，没有与李文祥（已当了军统上尉）同流合污，鉴于自己的行动受到控制，怕牵连别人，她也没有去找这个联络点。解放以后，李文祥归案伏法；熊咏辉远离红尘，去到一处边远山区定居。这是后话。
据狱中了解情况的同志揭发，其他几个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净，刘国定更是“五毒俱全。”
《报告》还说：“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向上级）报告，相对来讲有问题比较容易发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对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七、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是纸糊的窗户，一戳就破，李忠良就是一个典型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进一些投机者，这不可避免，也不足为怪。革命队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是件好事。问题是在革命过程中，党的组织要对每个参加革命的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思想教育；每个参加革命的人要自觉改造思想，真正树立革命人生观。地下斗争、武装斗争和监狱斗争是真枪实弹过硬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平时有虚假，关键时刻就要大暴露，纸糊的窗户，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是个小角色，却是投机分子的典型。
李忠良本是一个青年学生，追求南开中学一位女同学，但女方却看不上他。在当时进步潮流的推动下，他到华蓥山地区参加革命，做群众工作，想镀一层金，积累一点政治本钱。在乡下表现甚是积极热情，又颇能说会道，被发展入党，甚至当了联络员，了解不少情况。等到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他就溜了。回到重庆后忙着追女朋友，以下过乡为资本，信口吹牛。他为刘国定出卖，一被捕就叛变。
关在渣滓洞时，以为别人不知道，他还要吹牛，说：“马上就要胜利了，我们要坚持！”有同志气他不过，揍了他，为此打几架，他当然占不了便宜。他向徐远举诉苦说：“渣滓洞管理得不好，这样下去连王欻欻（按：象声词，读chu。为四川方言，意近无能、窝囊废）都要关成共产党。”他带着特务四处抓人，当了军统的中尉，又以此为荣，吹起牛来。他在抓人时，对过去的同志穷凶极恶地吼叫：“我到处找你，今天看你给老子再跑嘛！”狱中同志们说他，改造成革命者是假的，改造成特务行动员是真的。
八、生活对真正革命者的考验有时是非常残酷的，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叛徒蒲华辅、涂孝文便是没有经受住酷刑的考验，“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典型《报告》说：在监狱里，“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大多数同志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江姐受刑昏死三次，她说：“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杨虞裳（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在受刑时回答特务说：“我现在是在你们的老虎凳上保卫我们的党。”李青林在万县被捕后，敌人给她一个“下马威”，上老虎凳，当即拗断了腿骨。她仍咬紧牙关，痛骂特务叛徒。许晓轩（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委青委委员、新市区区委书记）坐牢10年，转押各地，一直是狱中各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1940年被捕后，在一张烟盒的内包装纸上写下“宁关不屈”四个字，交探监家属带出。在贵州息烽监狱的一棵核桃树上又刻下“先忧后乐”四个字。在白公馆监狱，因《挺进报》（白公馆版）暴露，他挺身而出，承认是自己写的，被罚重刑，关地牢。许晓轩在牺牲前沉痛地口述他对党组织的“唯一意见”：“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注意党内的教育、审查工作，决不能容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他们的这些嘉言懿行已经成为不朽的传世经典。而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干部蒲华辅和涂孝文却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
蒲华辅是10年内战初期的老党员，1930年曾领导铜梁土桥农民暴动，后来担任川康特委书记。因刘国定、冉益智出卖，1949年元月在成都被捕。特务当即用酷刑（背“火背篼”）逼供，他熬不过，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党员干部，以及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高层民主人士，造成严重后果。
涂孝文曾是党的“七大”代表，后任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为冉益智出卖，在万县被捕。特务用棉被蒙着他的头，乱棍毒打。他供出下川东地工委委员杨虞裳、唐虚谷和江姐等30多人，后果也十分严重。
他们先后被押解到重庆，先在集中营内的杨家山受优待，后来关进白公馆。在狱中同志的劝告和教育下，他们拒绝再供人，拒绝参加特务组织，拒绝带特务抓人……终于被敌人公开枪杀在大坪刑场。
客观地讲，他们与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这几个死心塌地的叛徒有所不同。或许应了一句老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但这“一失”所带来的是多少人头落地！连涂孝文自己也承认：“在毒刑下不坚强，过失太大，不可原谅。”
“一失”也不是偶然的。狱中同志对涂孝文的剖析是：“为人很小心谨慎，做事也踏实，不遇风浪确实是优秀的，但是在严格的考验下，仍然没有及格。”可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
《报告》说：狱中同志“希望组织上对选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进一步的谨慎和严格。”
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自身来讲，增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素质，则必须是自觉地、终生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实践。
1947年，当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全面爆发时，几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重庆市区一间斗室内讨论如何迎接这场严峻的历史风暴。他们把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一篇千余字的短文《论气节》，用陈然的名义发表在这年的《徬徨》杂志第5期上。文章说：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勿苟免，以身殉真理。
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种培养又不是“修身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的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什么是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背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陈然他们讲的“高度的理性”，显然是指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
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仅有科学的世界观，那是漂浮无根的清谈；如果仅有革命的人生观，又会落得没有方向、没有蓝图的盲目蛮干。只有二者兼备，统一于一体，才是一个具备良好素质的，能够胜利通过种种严峻考验的革命者、共产党人。
冉益智之流也能冠冕堂皇地讲一番大道理来教训别人；对自己呢，私下里却是另一种尺度，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真小人。陈然等讨论写作《论气节》时，却是对人生世界进行了深彻的思索，不是夸夸其谈地炫耀，而是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向党、向人民宣告的。他们用壮烈的牺牲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用头颅与热血……在是与非、善良与暴戾、忠贞与变节、崇高与卑下之间，筑起了一座永恒的界碑。
九、狱中同志把大破坏的教训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认为当时川东党组织的领导人是从右摇摆到“左。”
狱中同志在讨论中提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这里前半截是指川东地区党组织在贯彻执行“隐蔽”政策中搞右了；后半截是指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搞“左”了。狱中部分同志认为，随着1947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向前发展，川东党组织发动农村武装斗争时，“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
至于“隐蔽”方针的贯彻执行是否右了，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是否“左”了……至今在当年亲历的老同志中和党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本文的主旨不在于研究这个历史问题，故此从略。但无论如何，《狱中意见》所提出的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左右摇摆，特别是不要以为越“左”越革命，这一个基本观点很是难能可贵，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
十、历史已经为这一段进程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叛徒和特务终于没有逃脱历史的惩处烈士们牺牲前，强烈要求革命胜利以后，严惩叛徒、特务。
被点名要求缉拿直接虐杀革命同志和参加实施大屠杀的特务：毛人凤（军统特务总头子、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直接禀命于蒋介石策划大屠杀）徐远举（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实施大屠杀的主要主持者）周养浩（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雷天元（二处科长）左志良（二处科长）张界（二处主任法官）陆坚如（二处科长）漆玉麟（二处行动组长）李磊（渣滓洞监狱看守所长）徐贵林（渣滓洞监狱管理组长）
……白佑生（渣滓洞监狱前训导组长）陆景清（白公馆监狱所长）杨进兴（白公馆管理组长）张鹄（白公馆监狱前所长）
点名缉拿的叛徒有：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骆安靖（原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广安工委书记，经刘国定出卖并劝降，供出三个下属组织和七个同志，两人被捕牺牲）
这些曾经疯狂一时的特务、叛徒，除毛人凤和陆景清、雷天元逃往台湾以外，其他人员在大陆解放以后全部捉获。特务中，关进战犯管理所的有徐远举、周养浩……判处死刑的有陆坚如、徐贵林、杨进兴、张鹄；判处死缓的有漆玉麟、张界；走投无路、畏罪自杀的有左志良。叛徒（也是特务）中，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均在1951年初镇反运动中伏法；骆安靖判处死缓，以后多次立功减刑……得以刑满释放，分配了工作。
有三个人后期的情况有点特色，值得介绍一下：
一个是徐远举。他本是大破坏、大屠杀的头号屠手。在战犯管理所，从顽固抗拒到认罪伏法，努力改造，写了一本书叫《血手染红岩》，比较真实地写出了特务机关和他本人的主要罪行。1973年病死。
另一个是冉益智。解放后，他居然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要求报到登记，又讲了一套道理，说自己是如何被强迫、如何保留了一批党员干部等。当即被识破，喝令他立即向公安机关自首。他的“道理”这一次不灵了。
还有一个是逃亡到台湾的人士。他在台湾已弃“特”从商。改革开放后，他多次返回家乡探亲访友，每次都带许多金戒指作礼物散发，被视为财神，颇受欢迎。
无论家乡人是否了解他这段历史，按照新的形势和政策，应该对远方客人给予礼遇，不咎既往。但是，血写的历史是绝对不能抹去的。
十一、烈士们就义前发出的长啸在天地间回荡，切莫将这血泪的嘱托当做过眼烟云《狱中意见》（以下称为“八条”）自面世以来，在社会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中屡屡引起强烈的反响。“八条”之所以如此震撼人心是因为民心党心和烈士的心……灵犀相通，紧密相连。
第一，它具有生动的形象性。“八条”是几百烈士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八条”中透映着烈士群体血肉模糊的身影，融化着烈士群体无私奉献和崇高人格的形象。“八条”本身就是一座丰碑。因此特别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第二，它具有深邃的哲理性。“八条”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却内涵丰富，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促人猛省。
第三，它具有现实的针对性。50年前烈士留下的遗嘱，好像就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言的。一位大连的观众看过“八条”的展出后写道：“革命胜利至今，此八条建议对我们的工作和现实仍特别适用，这难道不该令我们痛心和重视吗？”一位辽宁的观众写道：“这是血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今天仍须警钟长鸣，否则同样亡党亡国。”“八条”的生命力主要就在于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地下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敌人收买关。叛徒们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革命，是党的组织，是党员的人头。
执政以后，如今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色情关、权力关。腐败分子们也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是党的形象，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腐败分子就是新时期共产党的叛徒。
历史终归是无情的。
人们仿佛听见，烈士们在地下发出长啸：切莫将这血泪的嘱托化作了过眼烟云，随风飘去。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