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81年8月24和25日萧泽宽同志在“四川在京部分老同志党史资料座谈会。”
上的发言记录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一
抗战前，1935年至1937年上半年，我先后在杭州、上海念书。1935年下半年开始参加上海的学生救亡运动，但和四川也有些联系。因为张黎群和我是同学，也是四川同乡，1936年他回四川一趟，和在成都办《大声》周刊的车耀先取得了联系……托我在上海为《大声》代买一些进步书刊。我经常给他们寄一些学联的刊物，也代买一些如苏联的《时代》杂志等书刊。后来看到《大声》转载过《时代》的一些文章。所以，那时我和四川的车耀先等同志是互通气息的，但详细情况不很了解。
1936年底，我们向在上海的全国学联的段君毅同志要求到延安去。他同意了。于是，我们积极准备。1937年5月毕业考试结束后，张黎群、董仲平、廖烈仁、傅承均先后从成都到上海，我们组成五人小组，结伴而行，奔赴延安。我们拿着全国学联给西安学联（对内是“民先”，负责人李昌）的介绍信，由张黎群打前站，5月下旬就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通过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同志介绍到云阳镇八路军前方总部。前方政治部主任是杨尚昆同志，他派地方工作部长（也是四川人）接待我们，说要请示后方，叫我们等着。我们在云阳住了几天，“七七”抗战发生了。那时，西安形势很好，抗日救亡运动是公开的，与上海大不相同。各地经西安、云阳，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多起来，有北平的，上海的，也有四川的。连同我们共有四五十人。经中央同意，我们于7月底到延安，由中央青委接待安排，给我们办了学习班。由于我们是第一批到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央很重视，毛主席亲自接见，并和我们开了半天座谈会。中央各部门的许多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讲课，如林老讲陕甘宁边区工作、蔡畅同志讲妇女工作、冯文彬同志讲青年工作，等等，中心是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我们去延安是想读抗大。冯文彬动员我们说：“不要都去读抗大了，现在前线需要人，要有一批人上前线。”于是，分别征求意见。有的参加了丁玲组织的“战地服务团”，有的进了抗大。冯文彬又和我们几个人商量：“你们是不是抽几个人，有社会关系的，站得住脚的，回四川去工作？”毛主席在与我们座谈时还说：“我也没有读过大学。你们读抗大，我们欢迎；不读，先做工作也好。”我和张黎群决定回四川。
当时，我们还没有入党，这个观念也不明确，只认为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就行。
8月中旬，组织上把我们送到西安。我们离开延安时，带了一批从第1期起的全套的《解放》杂志。到了西安后，自己筹集路费，向家里要来钱，坐上火车到宝鸡……换乘川陕公路汽车，经绵阳，于9月初到了成都。
回四川是为了搞抗日救亡运动。张黎群在1936年回过四川，与成都的余明、张文澄等一些同志熟识；我与从上海回来在川大借读的王世焕、吴德让等一些同志熟识。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四川青年救国会，只有20多个人，记得名字的有张文澄、王世焕、张黎群、余明、吴德让和我。以后和成都“学联”。
“民先”的另外一些同志，如康乃尔、熊复等也熟悉起来，我们又共同商量，每人凑五块钱，也募了点捐，办了《救亡周刊》杂志，由熊复作主编，吴德让作编辑，我作发行人。同时，我们还组织了一些读书会，又参加“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宣传队，在少城一带的街上、茶馆、“公馆”里作抗日宣传。
这时，我和车耀先见了面，因有1936年在上海为《大声》周刊代买书刊的历史渊源，一见如故，经常见面。当时，成都凤凰山正在抽调民工修筑飞机场，温江专署组织了一个温江民工总队部，有个“陈副官”陈志学（可能是失掉关系的老党员）是温江专署专员的堂兄弟或侄子，车耀先通过他的关系，把我介绍到温江民工总队部作宣传工作，给民工讲抗日的道理，教唱救亡歌曲。但国民党贪污克扣，民工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很困苦，一般的宣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只搞了个把月，与车耀先、王世焕商量，要回家去筹集点生活费用，由梁亮戈（万县人……参加过云阳暴动，1935年我们在杭州认识）去接替我在温江民工总队部的工作……当时民工的困境我们曾向学联反映。以后，川大发动慰问凤凰山飞机场民工，发生所谓“稻草案”，是抗战初期成都的一个重大事件。
我回到自贡老家后，由于都知道我是从延安回来的，我也公开宣传共产党好。在家过了春节，又到成都。我返家之前曾与张黎群商量，还是决定再回延安。返成都后，王世焕说：“不要走，在这里给你解决组织问题。”他拿一本油印党章给我学，又由我出钱买纸、买油印机，和他刻印了一批党章，交给组织上。1938年2月，由王世焕介绍并代表上级吸收我入党，举行了宣誓仪式，没有候补期。
根据组织的决定，我们又商量，决定《救亡周刊》停刊，改出《战时学生旬刊》……仍由我作发行人；同时，组织战时学生社，我和吴德让作总务。当时分工，战时学生社主要作中学生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宣传讲演、戏剧演出，以及读书会。
歌咏队等活动，并组织了一批进步书刊，办理出租业务，雇请江鉴明（后来由省工委派到泸州第二十三兵工厂工作）照看在祠堂街的战时学生社和管理图书出租……这时，战时学生社有王世焕、吴德让和我三个党员，成立了党支部，由王世焕（代表省工委成都市委的学委）任支部书记。不久，董仲平从延安回成都，也来战时学生社，任支部副书记。
就在筹办《战时学生旬刊》的时候，省工委通过王世焕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去搞工人运动，条件是要脱离家庭，割断一切社会关系，绝对保密。我立即同意。接着，省工委办了一个“工运学习班”，由廖志高讲《党的建设》，程子健讲《职工运动》。在茶馆里办，上下午分别在不同茶馆，不断掉换。参加学习班的分两个组，我们这个组有徐坚、吴楠、魏熹光和我，四个人。另外还有一个组，和我们分开学，当时没见面。学习班共办了一个星期左右。讲完课后准备了一天，第三天我就走，这时才告诉是到泸州。
这次回去的有我们这个组的四个人和另一个组的江浩然、余惠波、朱致中，还有一个老同志张静波，由程子健带队，把我们带到泸州。
二
1938年5月，我们到了泸州，程子健说，要进第二十三兵工厂。进厂是通过这个厂的劳工课长张荫堂分别介绍的。张是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关系在董老手里（这是后来知道的）我们都改了姓名、籍贯，编造了履历。
我们编成一个特别支部，由省工委直接领导。设在泸州的川南工委不管我们的工作，但负责解决我们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给予支援。川南工委的负责人先后与我们联系的是万进修和何作洲。他们的通讯地址是谦德医院，有什么事都通过谦德医院找他们。
第二十三兵工厂，从河南巩县迁来，是个军用化工厂，制造炸药、毒气、防毒面具等，总厂下面几个分厂。省工委要求各厂都进点人。于是，我、徐坚、吴楠。
魏熹光、朱致中进了小市的面具厂（制造防毒面具的）张静波、余惠波、江浩然进了罗汉场总厂。6月我们进厂时，尚未正式开工，还在搞基建，除个别作写字工外，我们大部分作小工，搞搬运。这对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是个很大的锻炼，生活习惯根本改变。组织上叫我们和工人打成一片，得像个工人的样子：衣服，过去的不能穿了，只能在旧衣店买粗布旧衣来穿；发式，剃成光头；住处，我们租来房子，邀请贫苦工人一起住，睡大铺；吃饭，和工人打伙吃。当时，徐坚特别困难，他戴着眼镜，戴着吧，“不像工人”；取了吧，又看不见，很苦恼。后来大家说，反正是“小学教员，躲壮丁来的”，戴眼镜不要紧，他这才大着胆子戴眼镜了。几个月后，我们四个人可以抬200多公斤的石头和兵工器材了。
这个厂等级森严，不但分职员、工人；工人中又分老师傅、一般技工、小工；小工还要分老小工、新小工，河南的、四川的。我们四川小工算是最低一级的新小工。
到1938年10月，工厂正式投产，我们也转为正式工，分到车间上班。我分到电镀车间，徐坚分到冲压车间，吴楠分在医院挂号，魏熹光分在办公室扫地。罗汉场总厂那边几个同志，境遇稍好一点，有的管材料，有的管水文，没有搞搬运的。
这时，省工委又派了第二批人来，有李辉、肖雨、孙敏、陈华洛和给“战时学生社”当“店员”的江鉴民（此人是老资格，以后被捕叛变）等七八人，分别分在总厂和面具厂。1939年初，泸州中心县委也通过关系介绍一批泸县高工、泸县职中的学生进厂（均分在总厂）这样，先先后后由党派进去的同志约有一二十人……
1938年九十月间，李亚群调来泸州任泸州中心县委书记，我们的关系也由省工委交下来，由李亚群联系。1939年1月召开泸县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宣布上级决定：
省工委撤销，分为川东特委和川康特委；川南工委撤销，成立泸县中心县委，归川东特委领导。扩大会议选举李亚群为中心县委书记，万进修、何作洲、曾仲牧……罗××等是常委，我是执委。那时，涂万鹏是江安县委书记，也是执委。不久……川东特委派刘隆华来作妇委书记。
在第二十三厂的工作，我们从交朋友、“掉兰交”、开展经济互助入手。当时，外地工人和四川工人隔阂较大，外地工人技术熟练，处境较好；四川工人生活艰难，毫无地位，宿舍不让四川工人住，连食堂也不让四川工人搭伙。我们首先把四川工人团结起来，同时也做外地老工人的工作。我们在贫苦工人中发动“打会”，每人每月凑点钱，轮流制点衣服、被盖，很解决问题，受到工人们的欢迎，我们也得到工人们的信任，互相“掉兰交”、“拜把子”，团结了一批工人。接着，又进一步组织工人俱乐部，因当时抗日期间，军工厂不能组织工会搞罢工，只有以工人俱乐部的形式，一方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读《新华日报》文章，使工人了解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苏联社会主义好，做启蒙教育。另一方面，团结起来向福利课做斗争。工人本来有福利费，但被福利课贪污了。我们组织工人向福利课算账，把钱拿出来给工人办福利。同时，我们也做河南、安徽、湖北、上海等外地老工人的工作。开始，他们认为我们是少数青年人出风头，或者说是四川人的事，他们不参加。我们便个别做细致工作，下班后到老师傅家帮助挑水拿柴，尽量团结他们；他们在实际斗争中也看见我们确实是为了抗日救亡，确实是为了工人利益。许多老工人过去也参加过罢工斗争，亲眼看见过工友牺牲，是有基本觉悟的，所以也转向同情我们，支持我们，并逐步减少和消除了地区界限和等级界限。到1939年初，我们的工作已有了一定基础，比较主动。那时，面具厂约400工人，经常参加我们组织的歌咏队、戏剧队、球队……学习班和各种活动的约六七十人。1939年三四月，厂里建立“三青团”，要发展它的组织，但普遍受到抵制。我们说工人搞生产，支援前方抗日，不搞政治。
四川工人中的活动分子不理他，外地老工人也不感兴趣，只有很少数人参加。
1938年底、1939年初，我们在厂里开始发展党员，第二十三厂首先发展了两个人……一个是张荫堂的侄子张新民，一个是李明周，他们都是河南技术工人，有较高的政治觉悟，特别是李明周，他是河南工人中的领袖人物，很有威信。与此同时……总厂那边发展了温静涛入党。通过他们的活动，团结了更多的工人。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二三十个党员。到1940年，连同我们派去的这批人，全厂已有40多个党员。党员都有较广泛的群众联系，党组织也有较强的战斗力。
有了一批工人党员后，主要由本地和本厂原来的工人出面活动，我们这些人便逐步退到第二线，并把一些搞红了的同志陆续撤离。1938年秋，首先撤走了江浩然……余惠波；年底撤走了徐坚、李辉、吴楠、魏熹光；1940年夏又撤走了陈华洛。
温静涛、朱致中。我也于1940年2月离开工厂。
在这期间，泸州中心县委的组织有些变化。1939年上年，涂万鹏补为中心县委常委（副书记）不久，李亚群调走，涂万鹏任书记，江鉴民作组织部长，张定国作宣传部长。下半年，川东特委派陈野苹（田家英）来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张定国调走，邓明作宣传部长，我参加中心县委，任职工部长和第二十三厂总支书记。1941年初，陈野苹调走，由郭福玉（老杨）作组织部长、代理书记。这时，泸州中心县委下属组织有叙（叙永）古（古蔺）宋（古宋）特区委，赤（水）合（江）特支，江安县委，隆昌县委。叙、蔺、宋特区委由江鉴民兼书记，我任特区委组织部长。
1940年秋，我调回泸州，任城区区委书记。区委组织部长李新华、宣传部长李贤书。区委领导的有店员、学生、工人、银行职员、机关职员等支部，有党员30多人（第二十三兵工厂由中心县委直接领导）根据组织上和陈野苹的布置，我从家里动员了1000多银元来，由党员李治安出面，与泸县职业中学的几个进步毕业学生合资，在泸州开设了建新实业社和对又来洗染店，用来掩护我们工作。李治安作经理，我也以副经理作社会职业。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我们大量散发传单，在工厂里每部机床上都贴一张，揭露事实真相。但也因此而暴露。这时，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到处搜捕我党组织和党员。特务通过邮检，抓到一个小学校长，查出大量印刷品，又进一步追到中心县委，代理书记郭福玉被捕，我和邓明按照川东特委指示迅速转移到重庆（邓不久又转到达县）泸州中心县委遭到严重破坏。
三
“皖南事变”后，地下党组织普遍有较大的变动与调整。一些暴露了的和可能暴露的同志都转移到新的地区工作。
1941年4月，我从泸州转到重庆，分配到成立不久的巴县中心县委工作。当时，巴县中心县委书记是罗浩（欧永锡、杨林）我作组织部长（原组织部长万××，老红军，因暴露转移）刘国定作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1年夏，李治平（原江北县委书记）调来巴县中心县委任委员，负责綦（江）南（川）地区工作。1941年10月，罗浩调泸州，我作中心县委书记。1942年春，川东特委又决定刘国定调离，中心县委只剩我和李治平。我请示于江震，是否要增补委员，当时够条件的干部较多。于说，不增加了，因当时执行隐蔽方针，人不宜多。廖志高……于江震同志都叫我一定要坚持留在重庆。
巴县中心县委是1941年初建立的。下属组织有巴县县委，綦（江）南（川）工委，永（川）荣（昌）隆（昌）工委，江津县委，以及一些直属单位，以后又新开辟了一些地区的工作。中心县委建立以前，綦江县委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南川县党组织是张述成去建立的，后合并为綦南工委。江津县委书记王世焕被捕叛变，组织解体，以后重建。
根据当时执行隐蔽方针的需要，中心县委首先是抓清理整顿组织。对党员分三种情况：1）工作积极，隐蔽得好，或虽有暴露，但能服从调配，转移地区的，接上关系……2）工作积极，但有暴露危险，而又不愿或无法转移的，暂时保留关系，观察一段时间，确实情况好，没有问题，再接关系；3）工作不积极，或不赞成隐蔽方针，或在敌人反共高潮中动摇，舍不得自己位置的，坚决割断关系。原中心县委所属党员300多人。经过清理整顿，能接上关系的约120人，保留关系的100多人……割断关系的近100人。当时考察党员，就看他对党是否忠实，是否认真执行隐蔽方针，积极搞好“三勤”。在那种条件下，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既要完成党的任务，又要做好社会职业的工作，交好朋友，站得住脚。我们有的同志就做得很不错，努力做好了职业岗位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掩护得很好，一旦时机成熟，斗争需要，就能迅速打开局面，扩大阵地。所以，“隐蔽精干”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我们也是以积极的态度，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这一正确方针的，随时注意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采取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总之，集中到一点，就是运用一切掩护手段来隐蔽自己……在适当的条件下，开展各种于我有利的活动，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
这时，巴县中心县委所属组织情况是：
巴县县委（辖区包括重庆南岸一部分）书记刘国定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李书智（现在国家测绘总局）1942年春刘国定调走后，李书智调回延安学习；同时……刘国定带走了一部分机关、银行、公司和学生党员的关系，因此巴县县委撤销……余下党员三四十人，有的由我直接兼管，有的由秦朝亨、文静吾联系。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又曾一度恢复县委，秦朝亨任书记。1945年8月，秦朝亨调贵州黔北，仍由我直接管理。
綦南工委：原书记罗恩源（外省人，綦江套淮河委员会职员）委员周应培（南川人，小学教员）我到巴县中心县委时，罗恩源已找不到，不知下落；周应培调离綦南地区，组织由罗浩直接清理。当时，綦江境环恶劣，特务机构多，控制严密，党组织和党员的内部暴露（横的关系打通得多）和外部暴露（社会上暴露）都比较严重，四五十个党员，撤走了1/3，能接关系的只有10多个人。南川环境稍好一点，经过清理后，由李治平负责，保留綦南工委名义，不再建立组织机构……
永荣隆工委：1941年上半年，书记周平，组织部长何迺淑（女师学生）宣传部长何君辉（当地人）下属永川有一个支部，三四个党员，隆昌有少数党员，工作重点在荣昌，有近百党员，包括教师、学生和当时修筑铁路的工人。但本地的同志已大部暴露，经过清理整顿，一部分同志转移出来，有的到了重庆。1941年夏天，周平到重庆找何迺淑，在日机轰炸时，以“汉奸”嫌疑被捕。当时，周平跳江浮水逃走，又被抓住，遭到毒打，关在土桥监狱。我们得信，立即撤走何迺淑。周平在监狱经受了严重考验，没有屈服。一个多月后，带信出来，说明被捕原因，他只承认是邻水人，来重庆不懂躲警报的“规矩”，被当做“汉奸”，没有证据。以后，通过邻水党组织作工作，请人取保释放。1942年下年，经廖志高批准，恢复周平关系，仍任永荣隆工委书记，恢复组织，建立联系。
江津县委：1939年原县委书记王世焕被捕叛变，组织破坏。1941年初重建江津县委，秦朝亨任书记，委员李培根。1941年底，李培根调走，增补沈瑛为委员。1943年初，又调周平去江津负责。本地党员很少，大部是外地转去的，如白沙中大先修班、川东师范学生，以及小学教师和个别工人、职员等，共有党员20余人。
璧山县只有个别党员，没有建立县级领导机构。
中心县委的直属单位有：巴县冷水场特支，书记温凯廷，组织委员李文俊，宣传委员余国材。另外，巴县长生桥、南岸黄桷垭、大渡口等地都有党员，由中心县委直接管理。
新开辟的工作地区有：贵州黔北组织，这是1941年，外地组织有所暴露，把温凯廷、张真淑、李培根，戴克宇、石仲达、牟克波、周玉英等同志先后分别转移到南川合溪场，后来又到贵州的正安、绥阳、桐梓、仁怀等地，建立了“据点”，开辟了工作，但没有成立正式的各级委员会，主要实行单线联系。1944年，南方局办训练班，李治平、李培根、温凯廷均调来学习，同时研究工作。当时，于江震与我商量，准备建立一个川黔边区工委，叫我负责。因贵州地区反动控制严密……我建议派干部去作工作，不必建立正式的组织机构，这个地区的工作由我负责联系。时值日寇进攻独山、都匀，南方局提出要积极准备在黔北地区发动群众打游击。
长寿县在1943年由巴县中心县委派王秉楠、文静吾等同志建立了县特支，由王秉楠作书记。以后，调秦朝亨去作了副书记。
根据当时“转地不转党”的原则，中心县委原来所属党员，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社会职业的变化，人转到哪里，我们的管理范围也就跟到那里。如我们先后有三个党员考入中大读书，就在中大建立了一个属巴县中心县委的平行支部。有两个党员考进川大；还有两个原来在泸州的工人党员，西康人，转到重庆，和我接上关系，以后回西康越西工作，他们的关系仍然留在巴县中心县委。
另外，还有四川省委交下来的几个特殊关系。
一个是张友渔同志在1946年冬交下的青年党重庆市党部的组织部长廖石城，指定由余国材联系，余国材、王世芬并因此打入了青年党。1948年初，根据钱瑛同志关于根据需要可以发展特别党员的指示，经川东临委王璞、涂孝文和我研究，批准了廖石城入党。
一个是打入特务机构的伍尚明，原是荣昌的党员，1941年撤到重庆，仍由我联系……他对旧社会各种江湖门槛很熟悉，入袍哥，当上五爷（因他姓伍，又是袍哥“五爷”，因此叫他“双五哥”）并通过这种关系打入了军统两路口检查站，当了少尉文书。后特务站长升了官，调到大竹县，经我同意，伍尚明也跟着去了。
1945年回重庆，由南方局出钱在两路口开个杂货铺，继续在袍哥里活动。日本投降后，江震要我提供一个可以搞兵运的人，我把“双五哥”介绍给他。以后，他找了一些失业军官活动，动员他们“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因此暴露被捕。
他只承认“在泸州一个茶馆里吃茶，因发牢骚，被一个叫罗林的人介绍加入共产党”，没有暴露组织和出卖同志，被关押在伪陆军监狱，解放后在重庆“花纱布公司”工作。
还有一个经济机构，是1946年由四川省委投资与群众合股开的“裕中行”，设在观音岩。我代表省委作股东，任总稽核，杨宗明作经理，黄绍辉、徐勋作副经理……王开智、樊竹屏作会计。都是我们的同志。
当时，巴县中心县委设在重庆，但与重庆市委没有关系。我原来与王璞、彭咏梧……骆安靖也不认识；只是和刘国定偶尔在街上碰见，打个招呼，有时到南方局汇报工作，遇见过刘国定，互相也不通关系。
在这一时期，巴县中心县委的上级领导人是：1941年春，我初到巴县中心县委时……由廖志高联系；1941年8月，由王致中联系；1941年11月，廖志高介绍于江震（老江）联系；1942年三四月，于江震要离开，廖志高又介绍曾淳（孙国安）来联系，有时廖志高也直接联系。这时，除过去在泸州时就传达过，知道廖志高是川东特委书记外，其他同志的职务都不知道。到1944年2月，曾淳找到我，在一个旅馆里谈了一天，研究了巴县中心县委所属干部党员的情况和如何使用的问题。他又说，他可能要离开，如果三个月后还不来（原来每半个月碰一次头）叫我直接到办事处去接头。过了三个月，曾淳没来，当时他的社会职业是在张家花园中华职业教育社作职员，我去也没找到。我通过《新华日报》找到张黎群，由张黎群转告于江震，约我到办事处去住了三天。我详细汇报了几年来巴县中心县委的组织情况和工作情况。自从执行隐蔽方针以来，经过清理整顿，转移党员，开辟了新地区，开展了工作，组织保持比较完整，没有遭受破坏。于江震很满意，规定以后直接和他联系。后来，又由许建业作我和南方局之间的交通。许建业原来在重庆市作工人工作，联系了一批工人，有一些泸州转下来的关系。他的社会职业是和成银行职员，和成银行调他到阆中工作了一年，回重庆后，通过周平找到我，经于江震同意，恢复了关系，交给我领导，并作我的交通，与南方局联系。
1946年5月，南方局迁南京，在重庆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1946年“双十节”，我到中山路原中共代表团驻地向吴老、江震汇报工作。于江震说他将要离开，以后由张友渔联系；同时，介绍魏文颖（现在四川省党校作副校长）来协助我工作，没有明确职务。魏文颖当时在建川中学以教书为掩护。1947年1月，省委调他到川北去了。
1947年春节后，我到省委住了一晚，向张友渔汇报工作，并交给他几个转到外地的关系。张友渔说，南京通知叫作好事变准备。当时他还告诉我邓照明的情况（没有说名字）说秀山有个关系，敌人怀疑他们是“民盟”的，逮捕了，目前还没有出问题。因为当时秀山来的信是由我们代转的，他叫我们接到信立即送去，所以我知道了秀山的关系。至于邓照明、刘兆丰的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
从省委回来，不几天，在报上看到，省委和《新华日报》被敌人包围，撤回延安……我们当时比较镇静，虽然不知道四川是否留下有人，但估计上海、南京一定会留人，一定会找我们联系。我们作了两方面准备，一方面把可能暴露的同志撤离……如裕中电料行的经理杨宗明，因是个文化人，爱写文章，就把他转移到蜀都中学教书；另一方面，把中心县委下属各个头头分别找来，向他们说明，我们已和上级断了联系，要他们按照过去的方针，积极认真地工作，不要乱找关系，避免出问题，等候上级来找我们。
四
1947年5月，刘国定在街上碰见我，说正要找我。他说，钱瑛同志在上海，通过张文澄写信，叫他去上海见了面。他还说，他们是重庆市委的，还有王璞，也要找我。对他的这个说法，我是相信的。第二天，与王璞见了面，互相交换了情况和对形势的看法。他们进一步说明了到上海的情况：中央委托钱瑛管四川工作，钱瑛指定王璞负责清理川东的组织。钱瑛还交了几个大头的关系，说酉秀黔彭有个姓邓的川大学生，“七大”代表，从延安回来，作过县委书记，打过游击；川南有个组织，负责人的名字不记得了；下川东有个涂万鹏，也是“七大”代表；还有我。前面几个人，王璞他们都不熟。我介绍了我所知道的情况；邓的通讯关系在我这里，对他本人不认识；川南泸州中心县委，1941年罗浩去后，1943年又遭破坏，由廖林生负责，独立作战搞了三年，日本投降后，廖林生通过荣昌组织（廖林生原在荣昌工作）找到了我，由我把廖带到重庆，与南方局接上了关系，我可以找到他；下川东的组织，涂万鹏到万县后，与省委间的交通是冉益智，我下面有个党员沈知作，可以通过沈带信给涂万鹏，我和涂在泸州是认识的。
于是，通过党员陈俊逸的关系，找到刘兆丰，又通过刘兆丰与邓照明接上头；同时，与川南组织接上关系，又把涂万鹏找来重庆。1947年暑假，大约是8月间，大家先后都分别由我给王璞介绍碰了头。王璞准备了一个提纲，估计了当时形势，分析了川东地区的各种矛盾，提出了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城市工作的意见。大家讨论同意。在这以前，骆安靖又到上海，向钱瑛请示汇报了回来。各地组织已经过清理，大部分接上了关系。9月，由王璞到上海，向钱瑛汇报，10月回来，传达钱瑛指示：基本同意王璞的汇报提纲，指出工作重点在农村，城市支援农村，但城市工作、统一战线都要加强；武装斗争应多发展小型游击队，如搞大规模的打旗号的武装起义，一定要经过上级领导批准。还谈到，中央拟派在解放区的一些四川的军事干部组成队伍，从陕西、大巴山打回四川，以策应解放区战场，要我们积极配合（当时，我们估计这支队伍可能在1948年春进来，可能有在四川工作多年的于江震同志参加。我们在农村要准备，在城市也要准备。以后，1949年7月我们在武汉时，钱瑛同志说，中央已组织“川干队”，就是由于江震同志负责。
但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没有进入四川）王璞在汇报中，估计已掌握千把人枪……比较乐观。钱瑛决定成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王璞任书记，涂万鹏任副书记……刘国定、彭咏梧和我任委员。邓照明当时之所以没有参加川东临委，因他在黔江被捕出来，由王璞和我负责审查。本来在向钱瑛汇报时已提出，邓照明在老解放区作过县委书记，搞武装打游击有经验，应该参加临委。钱瑛说，我们相信他……但应有个组织审查手续，你们赶快派人调查，现在先干工作再说。王璞回来，即向邓照明说明上级意图，并要他作上川东一工委书记，到达县大竹发动武装斗争；同时，由宜昌特支陶敬之通过打进敌人军队（逮捕邓照明的军队）的党员明昭，查看了敌人的档案，说明邓照明、刘兆丰等在被捕期间没有问题（1948年3月樊恒才从宜昌回渝向我口头汇报的）准备1948年5月再到上海汇报时，把老邓补进川东临委，但未实现即开始遭到破坏。
当时川东临委的分工和下属组织情况是：成立上川东地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成立下川东地委，涂万鹏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艾英）唐虚谷任委员，彭咏梧并立即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改组重庆市委，刘国定任书记（王璞在上海时曾向钱瑛汇报，认为刘国定在城市工作太久，生活不艰苦，经济上不检点，打算调他到农村，但他不愿意。钱瑛说，那就暂时不忙动，以后再说）冉益智任副书记，负责学运；李维嘉任常委，负责宣传、统战……许建业任委员，负责工运。巴县中心县委撤销，原巴县中心县委在重庆市内的关系，工人交许建业带去，学生交周应培带去，我只保留少数上层关系和必要的交通联络人员。我分管的地区有：涪（陵）南（川）工委，由原綦南工委和涪陵……丰都党组织合并组成，李治平任书记，刘渝明任委员；川南工委（以原泸州中心县委为基础）廖林生为书记，李培根为副书记；荣昌工委（以原永荣隆工委为基础）书记周平，委员何君辉、桂永安；黔北组织，包括绥阳的温凯廷、桐梓的余时亮，1948年3月又派张立等10余人到黔北，原打算建立一个黔北工委，正在筹备中，重庆市委遭破坏，怕受牵连暴露，没有成立，仍然分别开展工作。根据钱瑛指示，决定撤销原巴县中心县委管理的裕中电料行，黄绍辉、徐勋另做生意。随即，涂文素去万县，王开智调上海。川东临委成立后，我准备到川南工作……泸州不能去了，可以在江津、合江一带活动。我先到江津设立了几个联络地点……清理了关系，布置了川南的工作。
1948年的旧历年后，约在正月初三或初四，我与王璞、涂万鹏在重庆碰头，知道下川东起义失败，彭咏梧牺牲。邓照明在达县、大竹的游击战已经打开，不几天也失败了，当时待不住，带一批人回到重庆。当时决定，缩小活动，不再暴露。
因当时重庆市委支援农村搞武装斗争，工作量大，头绪很多，为避免重庆市委暴露，决定把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分开，由我任川东临委秘书长，驻重庆，并把北区工委交给我领导。北区工委所辖包括江北县和北碚一带，书记齐亮，组织委员黄友凡，宣传委员王朴（小王朴）小王朴家是大地主，他动员母亲金永华卖了大量田产，支援川东地下党，贡献很大。我与北区工委只接过两次头，就出了事……
我作为临委秘书长，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一是安排好邓照明带回的几十个同志的疏散工作，这笔经费是靠北区工委小王朴家提供的；二是组织好与各地的交通联络。
就在春节那次碰头时，还传达了川康特委蒲华辅从上海回来转达的钱瑛的指示，主要内容有：1）开展对敌人的攻心战，强化敌人的危机感；2）加强统一战线工作；3）有些能起特殊作用的对象，可以发展为特别党员。根据对敌开展攻心战的指示，王璞决定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来动摇瓦解他们。
1948年4月3日，我与爱人曾昭华到南温泉找贵州回来汇报工作的余时亮接头。走前，曾到志诚公司找许建业，没有见着。志诚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一些职员共同集资办的一家私营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科长黄××作董事长，我们的党员刘德惠也参加作董事，许建业在那里作会计为掩护。因为重庆市委支援农村的干部……武器、电台，都要通过我转出去，所以我和许建业经常接头。志诚公司的职员工友许多都认识我。4月7日，我们从南泉回来，由曾昭华找电力公司的会计胡生寒（进步群众）借点钱。胡生寒说，老许和刘德惠都被捕了，矮子（指刘国定）
被抓住了，现在到处在抓胖子（指我）我到南泉之前，曾与刘国定碰过头，知道他的老婆住在宽仁医院生孩子。我马上赶到宽仁医院，刘国定的老婆正在哭。
这时，刘国定的联络员、汉利药房的周光福也在那里，他很紧张，说刘国定本来每天都来的，现在已两天没有来了。我安慰了刘国定的老婆一番，把周光福喊出来，告诉他：刘国定被捕了，相信他能坚持，但要作好准备，叫他通知刘国定老婆准备出院。晚上回到江北（我家住江北）烧掉文件。第二天清早到化龙桥中央电工器材厂找冉益智，当时估计，刘国定可能坚持，也可能叛变，要作两手准备，能撤离的撤离。我在冉那里住了三四天，每天研究新的情况。当时，已知道敌人曾去逮捕刘国，刘逃脱。因此，决定冉益智二三天内一定要离开，并约定4月16日中午12时，我、冉益智、李维嘉在北碚图书馆碰头。同时，我又通知了邓照明，并由王璞的爱人左绍英和曾朝华通知了有关头头（如齐亮、罗志德等）
凡是刘国定知道的地方，都要避一避。一天凌晨，我找到樊恒才，由他写信，介绍我到北碚的两个乡长（党员）处去住。临走时，樊给了我200元作盘缠。
作好这些安排之后，我先后在小龙坎和青木关双河场住了几天，16日中午12点到北碚图书馆门口接头，李维嘉先到，冉益智没有来，我们迅速离开，估计冉益智出了事。我与李维嘉商量，因为他所联系的人还没有出问题，决定他看看发展情况再作部署；同时，我又交了一个关系给他：西南实业协会的廖石城，这个关系……刘、冉都不知道。我们分别在北碚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我到车站看着李维嘉上了车，才回青木关。李维嘉到重庆后，形势很紧，已有人被捕，无处隐蔽，已经待不住了，他作了布置之后，转移到了成都。
后来知道，冉益智4月15日上午9时许在北碚被捕，当天就叛变，出卖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和北碚几个学校的党员。
我从青木关随即到荣昌，何君辉告诉我：刘国在荣昌被捕，重庆来人带吉普车抓的。荣昌地方组织没有被破坏。我们断定冉益智叛变了，因为刘国在荣昌的住地只有冉益智知道。我在荣昌与周平、何君辉研究，刘、冉虽不知道荣昌关系……但也要有所准备，红一点的人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作好武装自卫的准备……
我通过左绍英与王璞约定4月底在璧山蒲元乡碰头。他先派交通袁尊一来看看情况……袁尊一说，我的交通罗志德被捕了。情况更加严重，罗志德知道的情况很多，綦江、荣昌等地的关系他都知道。我本已通知叫罗志德走，但他有一亿元的款子没有拿到手，要等这笔钱，说：“炮还没有打响，人哪能就跑了！”不肯走。罗的被捕，不是刘、冉的直接出卖。他是通过一个社会关系做一个特务的工作，拿《挺进报》给这个特务看，想动摇瓦解这个特务。《挺进报》被破坏，风声一出去，这个特务怀疑罗志德，把他逮捕了。罗志德任我的交通联络多年，在青年馆对面纸业公会作会计为掩护，我经常去他处，那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是“表兄弟。”
的关系，罗的被捕增加了我在工作上的很多困难。罗被捕后，没有出卖组织，被伪特刑庭判处了死刑。
在这同时，北区工委的小王朴也被捕了。在刘国定被捕后，大王璞叫骆安靖到重庆来处理问题，见到小王朴，准备由小王朴拿两条金子给我们，作下川东的活动费用，并已知道形势严重。小王朴当时有可能转移，飞到香港，但他犹疑了一下……骆安靖也没有坚决要他立即离开，结果被捕。小王朴被捕后，我们的经济来源又成了问题。形势发展日益恶化。
袁尊一当天即返渝。第二天，王璞到了璧山，在蒲元乡荣怀民家里我们研究了一天一夜。我们分析：王璞和我已不能在重庆活动了；但邓照明在重庆，住南温泉……刘、冉不认识他，还可以活动。刘、冉知道下川东的涂万鹏，我已告徐勋要他通知涂刘国定被捕的情况，叫他注意。同时决定我到铜梁，把铜梁的关系交给我领导。5月初，我到了铜梁。5月下旬，王璞又来铜梁，商定派人到上海向钱瑛汇报。王璞和我都无法去了，决定由涂万鹏去。当时还研究了邓照明的工作安排。
有两种考虑：一是调到华蓥山地区，准备打游击；一是留在重庆清理组织，但又担心达县起义回去的人与重庆关系多，怕受牵连，涉及到邓。我建议还是留在重庆为好。我和王璞还研究了重庆组织被破坏后的方针。当时判断刘国定、冉益智已叛变，重庆的形势正在继续恶化，要想尽一切办法通知所有刘、冉知道的关系……必须迅速转移；而刘、冉不知道的关系，则要避免暴露，尽可能隐蔽下来。同时，发动川东各地动员在重庆立得住脚的同志到重庆去，找好社会职业，扎下根来，继续工作，以便积蓄力量，保持重庆的阵地。最后决定邓照明暂时不动。
农历五月端午，我从铜梁到合川，在胡树英学校住了三天，又与王璞碰头，研究了几个问题：1）知道钱瑛到了香港，并通知我们派人到香港接头。当时还不知道涂万鹏被捕，因此决定仍然通知涂到香港找钱瑛。2）王璞的交通袁尊一也被捕了。袁知道的情况也多。我们与袁尊一、罗志德多年相知，估计不会出问题，决定袁、罗知道的关系不动，放手干。事实表明，这两个同志表现很坚强，保守了党的机密，没有造成损失。3）研究了广安、华蓥山地区起不起义的问题。估计起义会站不住；不起义，又暴露太多，掩护不下来。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决定下来，约定8月1日在南充开会再定。
接着，我通知川南的廖林生和荣昌的周平到铜梁开会。这时荣昌也出了问题，一个石匠党员搞抢粮运动，暴露了，石匠跳河牺牲。我们研究决定，本地的同志设法掩护下来，外地去的同志撤走。于是，把周平、张耀龙等撤到川南，发展小型武工队，并由周平去向李治平通告当时的情况。
7月底，我到合川，胡树英说，王璞派人通知，不要到南充去了，他们已经决定起义，叫我们也准备起义；如起义不成，则组织支援。
回到铜梁，姜伯言参加了王璞在岳池罗渡召开的会议，向我传达说，骆安靖被捕……广安组织暴露，只好背水一战，被迫起义；打响后，要破仓分粮，烧红契，开农民大会，部队拉上华蓥山。王璞还说，在起义中，如果有人被捕，为保存力量……可以允许自首，承认自己身份，只要不暴露组织，由他向上级负责。
我到璧山，从报上看到，华蓥山起义已经失败了。之前从报上看到万县的涂万鹏也被捕了，而且从消息报道透露的细节可以看出，涂有问题。本来，我们已由徐勋告诉了重庆出事的消息，徐勋他们也已转移，但涂万鹏还没有转移，就被捕了……
当姜伯言传达起义决定后，我们即着手准备，考虑到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了就要组织收容，安排善后。就在姜伯言走后20多天，约在9月上旬，我在铜梁，在一个赶场天，游文俊急急找我汇报说，陈伯纯来了。是国民党师管区的一个参谋、陈伯纯过去的同学向伪县政府、警察局报告的。当时说得很形象：陈伯纯坐在滑竿上，滑竿上绑一捆草鞋，前面挂一个灯笼，往斑竹场方向去了。县政府、警察局赶紧派保安队和警察去追捕陈伯纯。当时，我们的人游文俊在县银行当经理，阮绍成在作巴山镇镇长。警察和保安队出去抓人，要钱要饷，向县银行借钱。我们一方面由游文俊以要手续齐备为名，非县长签字不可，拖延时间；另一方面，由阮绍成出面和警察、保安队的人周旋，也是拖延时间。同时，派杨德进赶在前面去通知陈伯纯。从铜梁到斑竹场20公里路，两个小时就赶到了，终于抢在警察、保安队之前截住了陈伯纯，避开了敌人的追捕，又把他带回铜梁，安全隐蔽在李湘石家里。我到李湘石家见到陈伯纯，他汇报了起义失败的经过，并说王璞同志在起义中因身边的同志手枪走火，已经牺牲。在此之前，已有参加起义的川教院学生赵克家到铜梁斑竹场，两人所述完全相同。考虑到陈伯纯在铜梁、潼南一带无法活动，乃决定由廖林生同志在11月间把他带到川南工作。
由于刘、冉的变叛和上川东起义失败，造成了川东地下党的大破坏。这个过程，1948年4-9月，前后经过了将近半年，9月以后，形势才开始稳定。当时，川东临委所属组织，除我直接领导的川南工委、涪南工委和长寿、铜梁、荣昌等县，以及黔北组织基本保持完整外，其余各地大部分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牵扯，需要重新清理。邓照明这时在重庆，我们无法联系，不通情况。他积极主动地对上。
下川东和重庆地区的组织分别清理，恢复联系，安排善后，重新聚集力量。我在铜梁一带也做了一部分工作。我曾通过川南的组织派人到重庆找邓照明。他于9月中到上海找钱瑛，没有找着，11月回来，通过川南组织的联系到铜梁来，我们接上了头，汇集了情况，交换了意见，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在农村不再搞大的武装起义，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小型武工队；也不大量发展党员，注意积蓄力量。此时，重庆，川南，上、下川东各地组织均已经过清理，建立了联系。
在此之前，在华蓥山起义失败、王璞牺牲后，我曾和姜伯言研究如何找上级领导的问题。大概是10月或11月，我派姜去南充，拟通过南充川西的党组织商量我和“川康”的负责同志见一面，互相交换情况，商讨如何与钱瑛取得联系的问题（因我们不知道钱瑛的通讯地址）但经过姜伯言的努力，仍毫无结果。后又听说李维嘉在遂宁，他和川西的同志熟悉。我又派姜伯言到遂宁找李维嘉，也未找到……
在铜梁，我和邓照明研究当时形势，认为我在铜梁已有些暴露，决定离开铜梁，转移到江津。铜梁的党组织是1948年初王璞派熊伯涛、敖明富去清理的，通过近一年的工作，当地的老党员经逐个考察，能恢复关系的已经恢复，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铜梁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他们在支援川东临委领导、掩护川东各地到铜梁的干部、安置华蓥山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同志，组织交通联络站，以及为川南的武工队提供经费、枪支等各方面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离开铜梁时决定，铜梁工委由游文俊、杨德进同志负责，熊伯涛。
马叔静、张兰星随我到江津，调敖明富到重庆工作。
1949年1月，张兰星、熊伯涛先后调去江津。张兰星在江津刁家场做基层工作，熊伯涛与在重庆的谢长琮通过一个统战关系（江津县粮食局会计主任和双和乡征购主任张孝昌）在江津组织了一个字号，作为我们的掩护，同时开辟经费来源。
在我离开江津前决定，将来川南的经费由江津方面来筹划，如有必要，可以将李培根从川南调到江津。这时江津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县级领导机构，分别由我联系……
1949年春节前，我在江津刁家场刁光明同志家召开了一次川南工委、涪南工委的工作会议，有廖林生、周平、李治平、李培根、胡晓风、张兰星等同志参加。会议听取了各地的情况汇报，并根据我与邓照明研究的工作方针，布置了工作。会议决定在川南和涪南地区都不搞武装起义，仍然继续坚持在叙（永）古（蔺）边境深山老林地区搞小型武工队；加强泸州的城市（特别是第二十三厂的工人和泸州学生）工作；涪南工委原调出的干部仍回涪南，加强涪陵、南川、綦江、荣昌等工矿城镇的工人工作和统战工作；纠正川南个别地方（纳溪）大量发展新党员……降低质量的不妥当做法。这个会议日夜加班，开了四五天。
春节后，正月初五或初六，邓照明来江津和我碰头，传达他到香港与钱瑛同志接头时钱瑛的指示。钱瑛同志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全国即将解放，川东地下党的工作重点应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为中心，要加强学习，学好《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统战工作，注意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不再搞农村武装起义；决定成立川东特委，由我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为了培养提高干部，决定分批调川东的骨干去香港学习和总结工作，每批不超过五人，并指定我必须立即去。我们研究决定，第一批到香港去学习的，除我之外，还有廖林生、姜伯言、李家庆、黄友凡，下批人选等我们回来再定。鉴于我当时的处境，不便经重庆飞香港，乃决定到泸州，经川滇公路到昆明，再飞香港。
2月中旬，通知涪南工委的李治平同志到江津刁家场，向他传达了钱瑛同志指示，进一步研究布置了涪南地区和江津的工作。随后，我去铜梁，向铜梁工委的游文俊、杨德进作了传达、布置，并和李家庆、姜伯言碰头，听取了汇报，传达布置了工作；同时，通知他们去重庆联系，转赴香港学习。
3月中旬，我到泸州，住泸南中学李培根同志处（泸南中学校长刘国瑞同志是老党员）向川南工委的同志作了传达布置，听取了汇报，并通知廖林生于3月底去重庆转香港。当时，周平在古蔺山区搞武工队，一时无法见面，由李培根派人向他或由他到泸听取传达。那时，在川滇公路上已发展了几名汽车司机入党，我与他们商量如何去昆明的问题，他们几次慎重研究，认为川滇路上经常有土匪拦车抢劫，班车已不能正常通车，安全没有保障，因此不能成行。只好与重庆邓照明联系，另外设法。邓来电说可以由重庆起程，乃决定仍回重庆转香港。在泸期间，我会见了阔别多年的过去泸州中心县委时期的老同志和第二十三厂的工人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形势任务，大家情绪很高，劲头很大。
4月初，我从泸州回到重庆。住小龙坎树人中学内（校长傅世屿，教员覃正中、胡志松都是我领导的党员）邓照明到学校来，我们研究了当时正在全市兴起的学生运动的斗争方针策略和我去香港的办法；并决定如果我们的工作有变化，由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等同志临时负责川东党的工作，因为他们对川东川南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叛徒都不认识他们，比较容易活动，能够承担这个任务。4月19日或20日下午，老邓到学校接我，恰逢这天下雨，我们各乘一部人力车……把车篷遮上，进城住林森路石林、老马同志处。第二天，由石林送我到珊瑚坝机场，直到飞机起飞后，石林才离开。
当天到香港，三天后见到了李应吉（宋林）同志，他是抗战时期川东特委的组织部长，我们不认识，但彼此都知道。李应吉告诉我，钱瑛同志得到中央通知，已将川东、川康在港学习的干部带回北京，香港的学习班已经不办了；钱瑛同志要我和邓照明都随她到解放区，因为我们都太暴露，不能在重庆、川东再待下去。
他还说，钱大姐等了我约近两周，还不见来，他们日夜都在惦念，又恐发生了问题。他并要我立即拟好发给邓照明的电报，要邓迅速来港转赴解放区，电报经李审查后即行发出。李又说，廖林生还在香港等船到解放区去。我即搬到廖林生处住下。
5月初，邓照明、曾昭华同志等从重庆到香港，我去接到他们。当晚，邓见到了李应吉同志，向李汇报工作情况。李应吉又告诉我们，他的任务是执行钱瑛同志的决定，把我们送到解放区，见到钱瑛同志后由她决定工作。
5月下旬，我们离港经烟台到济南。山东分局告诉我们，钱瑛同志等已去武汉中南局。7月1日，我们到达武汉，向中南局组织部报到。7月2日，见到钱瑛同志，也和随同钱瑛同志进解放区的原川东、川康地下党的同志见了面，大家十分高兴，同时也十分挂念留下的同志和工作。邓照明向钱瑛同志汇报了情况。鉴于西南即将解放，我们都很暴露，钱瑛同志决定我们不回去了，川东特委的工作由我们提名的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他们暂时负责。重庆大破坏后，川康方面曾派人到重庆填补空白，开辟工作。这时，钱瑛同志叫马识途把川西在重庆的主要负责人罗民什、刘康的关系交给了邓照明。6月中下旬，在我们到武汉前，钱瑛同志曾组织川康、川东的同志对1947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一次总结。我和老邓后到……没有赶上参加，也没有向我们详细传达，只叫我们根据上海、武汉地下党在临解放前的斗争经验，拟订了一个川东党的工作提纲，经钱大姐审查修改批准后，派姜伯言同志回重庆传达贯彻。7月中旬，姜伯言动身返回重庆。
在武汉时，钱瑛为了帮助四川的同志学习在执政的情况下如何工作，曾组织部分川康、川东的同志，参加武汉的接管“实习”，以便取得经验，回川参加接管。
川东参加工作的同志有：黄友凡，在中南局统战部；李思源，在中南局外事办公室；王觉，在文联；吴斌，在团校；曾昭华，在华中贸易部。我没有参加武汉的工作，钱大姐给了我一项临时特别任务，给武汉大学一个要求入党的进步学生涂××办三天学习班。我给他讲了党的建设、秘密工作等问题，并吸收他为预备党员，要他去贵阳做他叔父（贵州省伪保安司令）的策反工作，并派李思源同志和涂同去。10月，李思源顺利完成任务返武汉向钱大姐汇报后，随军回重庆，与我们在行军途中会合。
党中央决定由二野刘邓大军进军西南。8月，钱瑛同志派我去南京，向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等领导同志汇报川东党的情况，请示任务，并向西南服务团的一些负责同志作了汇报。他们都很高兴。领导决定，川东、川康的干部都到南京，我即返武汉复命。
在川东、川康的干部行将离武汉去南京的时候，一个下午，钱大姐在她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大部分同志，特别勉励我们在解放后要谦虚谨慎，向老区的同志学习……这是钱大姐直接给我们的最后一次教育，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9月中到南京，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等同志接见了我们，由马识途、邓照明分别汇报了川康、川东的工作。首长们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予了亲切的慰问，并设宴招待了我们。大家很受鼓舞。领导又决定，川康的同志到西安随一野去成都……川东的同志随三兵团和川东区党委返重庆，川南的同志随川南区党委返泸州。
9月30日下午，我们离开南京，随川东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的陆凤翔同志等进军西南了。
行军到湖南常德，川东区党委研究配备川东地区（包括各县）的主要领导干部。
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同志邀邓照明和我参加，我们把所了解的川东地下党各地干部情况作了介绍，提出了使用意见。解放后接管时，干部大体是按这个方案配备的。
11月底，重庆解放。大军入城第二天，我们也到达重庆，先后和留下坚持工作的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以及在重庆的其他同志见了面，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会师工作，追悼死难烈士的筹备工作，地下党干部、党员组织关系的审查与转移工作，党的外围团体的交接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等等。到此，川东地下党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