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981年8月25日蒋一苇同志在“四川在京部分老同志党史资料座谈会”上发言录音记录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挺进报》在四川长期地下斗争史中，只是很短时间的一段小插曲。但它震撼敌人，影响群众，涉及的面很广，特别是因《红岩》小说的出版，使《挺进报》出了名，因此也可以说是一段很重要的插曲。
算起来，《挺进报》前后共有五代。我们是第一代，出了23期，第23期尚未发出……就被破坏了；陈然烈士被捕后在监狱里办的“白宫版”《挺进报》是第二代；邓照明、刘兆丰同志领导，由李累等同志主办的《挺进报》（没有用这个报名，实际是一个性质）是第三代；因一位同志被捕，停了一下，以后由董夏民等同志恢复出版，是第四代；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一些不知名的同志，也出了一种《挺进报》，专门揭露“四人帮”，我把它看成是第五代，当时“四人帮”一伙认为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列为专案，像当年国民党追查第一代《挺进报》一样追查这第五代《挺进报》。可见，《挺进报》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中的影响之深，在革命青年的心目中，《挺进报》是对敌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匕首。
我是当年参加办《挺进报》的一个成员，现在根据我的经历来讲一讲我所知道的《挺进报》。
抗战期间，我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虽然受他们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1944年，湘桂撤退时，我下决心到重庆，因为重庆有《新华日报》，可以找到党的关系。
到重庆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介绍，我就“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新华日报》。不久，《新华日报》登了一则代邮：“国栋兄：请于×月×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我如约前去，接见我的是林默涵，当时化名林平，是负责编《群众》周刊的。以后，我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党。他还不了解我的底细，哄我说……与国民党有协议，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所以我就替《群众》周刊写稿，保持联系。这是1945年初的事。以后比较熟了。林默涵说：
“你经常到化龙桥来，太危险。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就不要往这里跑了。”
他把我介绍给刘光，由刘光与我联系，刘光之后是张黎群（张佛翔）张黎群之后是周力行。一直到和谈快破裂，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周力行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刚刚写好自传，周力行调到南京“军调部”去了，他走前说：“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等我去找张老，张老说：“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党的组织关系，周力行没有说，也不要紧，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没有过几天，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
张友渔同志说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办一个刊物，叫《科学与生活》，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与联系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当时估计“和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可以动员一批科学家、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去。《科学与生活》的社长严希纯，是一位秘密党员，很老的同志，一直到死都没有公开党员身份，后来作了致公党的秘书长。这里提到《科学与生活》，是因为这时的《科学与生活》，与后来的《挺进报》有某些间接的关系。如成善谋烈士，就是《科学与生活》的编委，是严希纯介绍来的。《科学与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开始筹备，1946年元旦创刊的。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郭沫若等，都为刊物撰稿，积极支持这个在白区第一个党领导下的科学刊物。这样搞了一年后，“和谈”破裂，这个计划不行了。经党组织研究，为了长期隐蔽，要深入社会底层，要我改办另一个刊物，叫《彷徨》，工作对象是社会职业青年，面目是灰色的，竞争对象是黄色刊物。《彷徨》于1947年1月创刊。这个刊物筹办时还是周力行领导我们。周力行走时把我交给张友渔，这就是张老所说的“工作关系”。庚即，张老派何其芳来领导《彷徨》。何其芳更明确指出，这个杂志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红心”的原则来办。他亲自为《彷徨》写书评。第一篇是《评〈北极风情画〉》，第二篇是《评〈姨太太外传〉》，由此可见当时要求这个杂志保持的特色。杂志的内容，讲的都是失学、失业、失恋之类的问题，面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通过“读者信箱”和发展“社友”等办法联系读者。对重庆的读者，我们以“彷徨社友”的名义组织了一些小型读书会，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当时这个杂志在职业青年中很受欢迎，很畅销。
《彷徨》这个颇为“海派”的杂志，却很得《新华日报》的支持。就在创刊的时候，1947年1月3日，《新华日报》在刊头下免费登了一则大幅广告，广告上是一个大……
下面说：“你在彷徨吗？你感到苦闷吗？请试读《彷徨杂志》——它将给你以解答和鼓励。”这幅广告很新颖醒目，当时《新华日报》很少这样处理……过了两天，《新华日报》又在刊头下登了《彷徨》第1期的要目。同时，在《中央日报》、《扫荡报》上也照这样登广告。《彷徨》就按党规定的这个方针来办……
这时，参加办《彷徨》的人比较多，核心分子有三个：一个是陈然，管“读者信箱”，联系读者；一个是刘熔铸，因他在“开明图书局”工作，就兼管发行；再就是我，和过去办《科学与生活》一样，是主编。此外，吕雪棠负责美术装帧；还有吴子见（原名吴盛儒）也参加了编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绍来参加《彷徨》的。这几个人都和后来办《挺进报》有关系。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编委，后来他们成为市委机关刊物——《反攻》的骨干分子。其他还有搞会计、出纳、校对等工作的，都是由“彷徨社友”中的积极分子来承担。
《彷徨》出了两期，到2月份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封闭，撤回延安去了，我们和上级领导断了关系。怎么办呢？我们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级叫我们长期隐蔽，我们就按原方针坚持办下去。当时，我们通信是在邮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间，从信箱里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发的油印《新华通讯稿》。这时的重庆一片乌黑，尽是“中央社”、《扫荡报》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观情绪很重。看到《新华通讯稿》讲解放区战场如何如何取得胜利，大家可高兴了。我们几个核心分子互相传看后，刘熔铸主张把它翻印出来住外传。
但《新华通讯稿》内容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来摘编。这种通讯稿也不是经常收到，有的被邮检检掉了。据说，当时香港新华社对所有公开报刊，不管进步的，反动的，一律都寄，这样不像是专门寄给我们的，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
有时我们收到的是夹在香港黄色报纸里寄来的，到后来连《群众》周刊也偶尔收到过。每收到《新华通讯稿》，就由我摘编、刻印。这时，这个小报没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几份，给吴子见等少数几个可靠的熟人传看，其余都由刘熔铸设法散发出去。这是1947年4月前后开始的事。
出了这个“无名小报”以后，我们几个人又商量，《新华日报》虽然走了，重庆一定有地下党（当时我估计，刘熔铸是党员，这时也断了联系）陈然与我很要好，但早年曾入党这段历史，他从来没讲过，我完全不知道。吴子见这时也没有入党。大家议定，分头去找地下组织关系。
一天，吴子见来对我说：“找到关系了。”原来，他有个熟人托他来打听我们这些人的情况。后来知道，这个人就是刘国。他过去和吴子见一起办《中国学生导报》，很熟，所以托吴子见来打听。我找刘熔铸、陈然商量怎么办，我高兴得很，说吴子见找到了关系。刘熔铸有经验，他说，这种事可不能随便搭上关系，不知道他们是真牌子还是假牌子。我和陈然认为刘熔铸可能是党员，而且老练，有经验，因此公推老刘出面去谈判。过不几天，老刘来说：“真牌子，来的是真牌子！我们在茶馆里见了面，互相谈的人头、时间、情节都对上了，是真牌子。”我们真是高兴极了。就这样，我们和党的地下市委接上了关系。以后知道，这时市委分工，由彭咏梧领导我们。
接上关系后，刘熔铸传达说，市委决定把我们的“报纸”作为市委的机关报。这得郑重其事了！首先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原来的“无名小报”是在我住家的《彷徨》杂志社里编刻的，那是公开单位，不够安全。大家想来想去，决定搬到陈然家里去。这时是1947年6月。
陈然当时是中国粮食公司（习惯简称中粮公司）机器厂的修配车间管理员。这时……中粮公司已经复员回南京（或上海）了。本来叫这个车间解散，工人不干，谈判妥协的结果，让他们自己揽活，上缴一部分，因此得以维持下来。这个车间设在南岸野猫溪，只有一幢很小的两层楼房。楼下作车间，放几部机床，只有八个工人，包括一个领班叫吴树华，是劳协会员。楼上住陈然一家。陈然没有结婚，只有他的母亲、姐姐、姐夫和妹妹陈佩瑶（当时还在念初中）周围环境比较单纯，又是一个独院，所以决定把报纸的机关设在这里。这时，组织上决定《彷徨》停刊，叫我专职办报，住在陈然家。
开始参加办报的有我们四个人：刘熔铸、陈然、吴子见和我。我们商量，要给小报取个名，提了许多，如黎明、曙光等，最后决定用《挺进报》。要个报头，吴子见会写隶书，由他用白纸写了《挺进报》的报头，我平时把它藏在门缝里，每次刻蜡纸时拿出来作样板。彭咏梧虽然领导我们，但一直没有露面，只和刘熔铸……吴子见接触。我没有见过彭。这段时间，许多上级给的东西，如第一期上类似于“发刊词”的一篇文章，等等，都是通过吴子见拿来的，在我的印象中，吴子见相当于市委和我们间的联络员。直接领导我们工作则是刘熔铸，后来他是《挺进报》特支书记。
《挺进报》于1947年7月开始出刊，市委要求每期印300份。但当时没有经验，又正值夏天，天气酷热，只印五六十份后，蜡纸就化了，再印，满纸都是麻点，不得不重刻。第一期两张蜡纸刻了三次，才勉强印了200多份。白天我躲在楼上编刻……陈然照常上班当他的管理员，晚上一起印。印是采取最简单的办法，不用油印机，只把蜡纸的一头钉在板子上；也不用滚筒，只用一块竹片，刮得光溜溜的，蘸上油墨在蜡纸面上刮印。两人合作，我管揭纸，陈然一手按蜡纸，一手刮油墨……这样的好处是，印完以后，蜡纸一烧，竹片一丢，什么痕迹也没有。所以，后来《反攻》的刊物任务转给我们时，有一台手摇油印机，我们没有要，一直用这个土办法。
这时的分工是我管编、刻，陈然管印刷，刘熔铸管发行。陈然拼命钻印刷技术，开始印的质量不好，麻点多。后来他发现，主要原因是我们用的是毛边纸，上面有许多小颗纸疙瘩，一印一压，纸疙瘩顶穿蜡纸，就出麻点，改用打字纸，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陈然的印刷技术越来越精，到1947年底，翻印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出小册子，一张蜡纸可以印出2000张。刘熔铸的发行，主要是交给组织上转发，一般是在内部同志中传达，不用邮寄。我和陈然只留几份，都不外传。一次，陈然的妹妹陈佩瑶从外面带回一张《挺进报》，像宝贝似的，悄悄地给哥哥看，被陈然训了一顿，说：“这些东西拿回来干什么？”妹妹被训斥得莫名其妙。
《挺进报》前期是按照列宁讲的“报纸既是宣传者，又是组织者”的原则来办的……主要是在党内和可靠的外围群众、积极分子中传看。搞“攻心战”是后来的事……当时，市委领导的还有一个地下油印刊物，叫《反攻》，是赵隆侃、向洛新。
苏新韬他们办的，十六开小油印本，先后出过五期。《反攻》和《挺进报》有个分工，《反攻》主要登政论性文章，《挺进报》主要登新闻消息，配点小评论。
从7月份开始，一个礼拜，至多两个礼拜出一期，消息来源原来是靠香港新华社寄来，但没有保证。组织上说，可以提供电讯稿，以后就主要靠电讯稿了。当时我们收到的抄写的电讯稿中，有时只记有一半，下面括弧注明：“外面有人，暂停……”解放后才知道，这是成善谋烈士收听记录的新华社广播。我们虽然和成善谋早就认识，但没想到是他担任这工作。
到10月间，彭咏梧到下川东搞武装斗争，并把吴子见带走。市委常委李维嘉化名黎纪初，接替彭咏梧领导《挺进报》。他经常到陈然家来，与我们见面，传达一些事情。1947年年底，李维嘉决定解决陈然和我的组织问题，组织上对我们已经比较了解。1947年12月31日，刘熔铸和李维嘉到我家来吸收我入党，三个月候补期，当晚就宣誓；同时，用同样的办法吸收了陈然，也是三个月候补期。但到了春节，也就是在阳历2月，宣布我们两人提前转正。春节期间在陈然家吃年饭，刘熔铸举杯祝贺我们转正；同时，宣布陈然为特支组织委员，我为特支宣传委员，刘熔铸为特支书记，组成《挺进报》特支。
我们入党以后，一天夜晚，陈然才把他过去的历史讲给我听，讲了一夜。他是北京人，父亲是海关小职员，他从小随父亲到上海，抗战后流亡到宜昌，参加了鄂西地下党领导的“抗战剧团”。1939年，他16岁时在“抗战剧团”入党。以后，当地组织被破坏，转移到重庆，关系在南方局徐冰手里。和他同时转来的还有一个人，因找工作被骗进了特务机关，并被迫写信叫陈然也去，同时让他妹妹来通知陈然这个情况。陈然急忙把这情况向徐冰汇报，徐冰当即就把他留在八路军办事处，不让回去，叫他转移，必须马上离开重庆，而且暂时切断和组织的关系。
他想不通，但不通也得通。当晚住在办事处，问他有什么去处，他在外地没有什么熟人，只有原来“抗战剧团”一个同事在江津，徐冰叫他就到江津去，暂时把关系切断，规定以后只能由组织来找他。到了江津，那个同事在摆地摊，他也只有帮忙摆地摊，不久又得了痢疾，无法生活，只得从江津回到重庆，由姐夫介绍到长途汽车上去卖票。他再到办事处找徐冰，徐冰不见，就这样断了关系。他在讲起这段历史时，十分沉痛，严厉自责，检查自己组织性不强，他说：“我就是死在那里，也不该回来。”所以，他后来接到李维嘉暗示要他立即转移的信，不肯轻易走，坚持等见到上级后再行动，以致被捕。他的这一决定和行动就和这段教训有关系。尽管是个不幸的结果，但也充分说明陈然是如何地严格要求自己。
在这以前，《挺进报》有无特支以及特支如何组成，我不知道。我和陈然入党转正后，才宣布《挺进报》特支由我们三人组成。3月间，刘熔铸另有任务，转移走了，由陈然代理特支书记。不久，组织上决定《反攻》停止出版，《反攻》的任务交给我们。与《反攻》有关的同志，一部分转移，一部分转到《挺进报》特支……这些关系由陈然接收，而且只和他一人发生关系。一次，我看见陈然在默记交给他的关系的名单，如后来主办“第三代”《挺进报》的李累，那时他的关系就在陈然手里。所以可以说，第二、第三代《挺进报》仍然是原来《挺进报》特支的人。陈然烈士真是坚贞不屈，他被捕后，没有泄露任何党的机密，他联系的任何同志都没有受到损失。他只交过一个关系，叫我去接头，就是“国民公报”的文履平。《反攻》原来决定接收他入党，没有来得及办手续。陈然知道《国民公报》的人，我都认得，他为避免多发生关系，叫我去接收文履平入党。但文入党以后，关系即交给一个姓赵的（赵隆侃）不再和我们联系。这是我在《挺进报》特支办的唯一一件组织工作方面的事。
1948年初，组织上又决定《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以“攻心”为主，主要针对敌人，动摇瓦解敌人，少在内部传看，避免出问题。我们收集各式各样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把《挺进报》寄给敌人的大小头目，包括西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重庆市长杨森在内。陈然还专门仿印了一批美国新闻处的信封，用这种信封保险，邮检不扣。据说杨森收到的《挺进报》就是用的这种信封。
我们也考虑过可能出危险，为我们这班人被捕、《挺进报》遭破坏的万一作了准备。在1947年底，组织了第二套班子，吸收了吕雪棠（现名吕品，在北京）进来……他原来也是《彷徨》杂志的工作者，在捍卫小学教书，要他专门模仿我的笔迹……作个后备，如果我们被捕了，《挺进报》仍可照常继续出，而且字体不变。所以有一个时期，《挺进报》是两个人同时刻写的。
到了4月初，即在《挺进报》破坏前10多天，李维嘉来讲，有个重要领导人被捕，敌人怀疑他是《挺进报》负责人，要我们赶快出一批《挺进报》，仍然寄给敌人……说明《挺进报》还在，以转移敌人视线，掩护被捕同志。这时我们突击出了两期。以后，李维嘉又叫我们准备都疏散，但形势暂时还不定，要我先走，规定以一个礼拜为期，如果决定撤，一个礼拜内陈然来找我，一道走；如果一个礼拜内陈然不来，说明形势还稳定，我必须在第八天回到陈然家里。于是，我暂时离开……吕雪棠留下刻钢板，继续出报。我在北碚躲了一个礼拜，陈然没有来，我按规定在第八天回重庆。这第八天是4月22日，正是《挺进报》被破坏的这一天。早上我从北碚坐船，到重庆已是中午，到陈然家，午饭已吃过，陈然进城去了。我在他家吃了饭，换了衣服，赶进城去找陈然。先到张克勤那里问，说陈然来过刚走……随后找了几处都没找到。我又不知道这几天的情况，就叫我妹妹蒋真打电话，把我爱人陈曦喊出来，我们躲在国泰电影院看电影，交换情况。陈曦说，陈然昨天来过，他接到一封信，说什么“近日江水猛涨……”，意思是叫他走，落款却是“彭云”。彭云是彭咏梧和江姐的小孩，这时由我们抚养。陈然接到信很犹疑……他不认识李维嘉的笔迹，没有想到这封信是李维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写的。
陈然不认为这是组织的通知，估计是我们的某个同志从敌人那里得到了什么消息……来不及通过组织，直接通知他的，想等我回来再商量。我们从国泰电影院出来……正下大雨，没带伞，等了一会儿，雨停后又到朝天门吃担担面。我乘八点半最后一班轮渡过江到野猫溪，却不知陈然在7点多已被捕了。这里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抓陈然的特务带的是另一个派出所的警察，陈然被抓走后，留守的警察没有吃饭，也走了，特务又去叫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来看守。正在这个空隙，我到了陈然家门口。这时天色已黑，又下雨，四周房屋的门都关得紧紧的，路上只我一个人在走。走到他家门前台阶，看见一条麻绳，拖得很远很远，当时我很奇怪。原先，经组织同意，已与他家说通了，与他二姐约好，如果出了事，要放信号。信号是把洗地的拖把搭在门前竹篱笆上。我注意查看，没有告警信号。因为陈然刚抓走，他妈妈哭闹着要跳楼，还来不及放信号。在平时，楼下的工人八点钟就睡了，晚上我去时，总是敲门叫陈然下楼开门。于是，我照常敲门。刚一敲，门就开了。原来那位领班挨了特务一耳光，正在院子里生气，他开门见是我，说：“陈先生刚被警备司令部抓走了，老太太要跳楼，你赶快上去劝。”我问：“他们还留人没有？”他说：“还有一个，在楼上守着。”我说：“我得赶进城去营救陈先生。”掉头就跑了。
等我到江边，末班轮渡已开走，我只得沿江跑到弹子石一个熟悉的群众家住了一晚，并托他通知有关陈然熟人不能再去了。第二天，我不敢直接过朝天门，怕特务“抄靶子”，就从弹子石坐小划子到江北，再从江北过江到临江门进城。那时……我妹妹蒋真在工矿公司工作，经常不回家。我怕家里也出问题，打电话给她，用福州话与她通话，估计即使有特务守在她那里也听不懂。她说：“昨晚我在家……没出什么事。”我叫她通知陈曦来。陈曦来了，我教她一套办法，如特务来以家庭妇女身份应付。同时，叫她在回去的路上通知两个人，一个是王诗维，当时我知道他在开明图书局，是帮助刘熔铸搞《挺进报》发行的；一个是吕雪棠，请他们马上转移。吕雪棠得信后走了，王诗维却没走，因为他派小罗到陈然家送信……要等小罗回来，结果被捕了。到了晚上，特务才到我们家，什么也没搜到，就把陈曦带走。那天抓的人多，陈曦关在传达室里。那时，彭云在我们家，正好比我的大孩子小一岁，比二小孩大一岁，就充我的老二，改名蒋云。陈曦把老三带在身边，装成一个家庭妇女，在传达室不断拧孩子的屁股，孩子大哭大叫，闹得特务不得安宁，特务头目感到心烦，说：“算了算了，放她回去！”于是陈曦被放回家，同时又派特务在我家守了一个礼拜才撤走。特务撤走后，陈曦担心云儿出问题，赶快把云儿转移给何理立、谭竹安他们去照顾。
《挺进报》破坏后，5月间我转移到香港，找到南方局朱语今。朱语今说：“正在为重庆情况不明着急，你来得正好！”我汇报了我所知道的情况，就留在香港等关系。接着，陈曦、吕雪棠也转移到了香港，同时知道吴子见在下川东起义打散后，住在万县，我怕他出事，又通知吴子见到了香港。到年底，邓照明到了香港……把我们的组织关系带来，组织上安排我和吕雪棠、陈曦到三联书店工作，吴子见分配到东江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