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先驱
这里所说的“四川共产主义前驱者”，是指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起，在四川投身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的一群前驱战士。他们在四川的现代史和党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印，创建了辉煌的业绩，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典范性。
第一，他们最早在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党团组织，是第一代的播火者、举旗人。从此，薪尽火传，世代不辍，以至于今。
第二，他们推动和领导了四川的大革命，使这场运动在四川具有强大的声势和鲜明的特色，与当时革命中心区域相配合，汇成巨流。大革命失败前后，许多人出川转战各地，有的成长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成员，不少人成为多条战线的骨干……还有不少人留在四川或又奉派返川，坚持长期斗争，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直至取得全国胜利和全川解放，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
第三，他们的人格风范如日月经天，万古长存，光照人寰，激励和滋养了无数后来人，成为党的、人民的、民族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着重从他们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他们的精神风貌等方面，对这个群体作一点讨论。至于虽属川籍，但自幼出川，在外地参加革命而与四川革命无直接关系的一些老革命家的情况，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一、历史怎样选择了他们
这是一群大时代的产儿。历史的潮流呼唤他们出现，把他们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
四川离不开全国，但地处西陲，不在中心区域。当时的四川社会封闭，空气窒息……但近代以来，每遇重大社会变革，总有一批前驱者高举火炬，冲破黑暗、领导风骚，站在时代前列，推动时代前进。
在近现代史上，最直接影响他们人生走向的，是三次大的革命运动。
一是保路运动。这是四川近代史上影响面最广、规模空前的群众革命运动，把千千万万各阶层民众都卷进来，虽然保路运动有着某些落后的形态，但就其发动的规模而言，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四川保路运动直接引发和策应了武昌辛亥首义，是辛亥革命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这群前驱者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如吴玉章，是四川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少数年纪略长的，大都是这场革命和稍后的反袁斗争的直接参加者，如朱德、刘伯承、王维舟、郑佑之等；大多数当时还比较年幼，也无不受到这场革命所带来的遍及全社会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推动他们冲破了根深蒂固的敬无、法祖、忠君的桎梏，实现了第一次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
二是“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和四川的社会问题，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如故，人们强烈地要求变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分赃“和会”的刺激下，“五四运动”应运而兴。五四爱国反帝反封建运动在四川，以成渝两地为中心，持续近两年多。这群前驱者大都投身于这场运动，有的成为群众领袖，如张秀熟、袁诗尧就是当时的全川学联的正副理事长。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五四运动”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在多种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下，许多人从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
三是第一次大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四川党组织建立后发生的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一场革命运动。四川的这群前驱者，以共产主义战士革命的自觉性和全新的政治姿态参加这场大革命，成为全川和各地区各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受了严格的锻炼和考验。
这三次革命运动本身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了社会前进……也推动这群前驱者由民主主义者成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
二、他们怎样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这群先驱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历史的推动，也是他们自己探索的结果。他们走的是自己的路，其经历与全国同代前驱者大体相同，但在四川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一）他们大都是出身于从小康陷于困顿的没落封建家庭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探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发展前程中走上革命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条件和个人处境使得他们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结合起来。
他们中不少人曾到沿海较发达地区乃至国外去寻找出路。例如，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1919-1921年，全国去了1500多人，四川就占492人，约34%，为全国各省之冠。他们大多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为个人未来谋生的目的去的，但结果却是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革命家，而在科学、实业方面却罕见有什么很突出的人物。先后在重庆牺牲的五任中共省委书记（杨闇公、傅烈、穆青、刘愿庵。
罗世文）有四位是留学生，一位留日（杨闇公）两位留法（傅烈、穆青）
一位留苏（罗世文，是入党后送去培训的）这一现象决非偶然。在当时，主客观条件决定了，舍革命外，他们别无他路。
（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以民主革命为先导。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理论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也给这群前驱者予以深刻影响。但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屡遭失败，以至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临终时还谆谆嘱咐：“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于是，这群前驱者继续探索，寻找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政治道路，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是吴玉章。他本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领导四川的辛亥革命，有很大的成就、很高的地位。但他不停地探求在失败的痛苦中找到自己的最后归宿，成为四川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但是，他们在当时所实际进行的仍然是民主革命，只不过这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在他们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在四川，还有一些社会思潮影响着他们。
一是无政府主义思潮。“五四运动”以后，到1923年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曾风行一时，颇具影响。说到无政府主义，人们常常出现一种苏联电影中的形象：蓬头垢面，胸画骷髅，击鼓游行，大喊大叫。在四川不是这样，当时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大多是文质彬彬的青年知识分子，这种信奉是他们对旧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系统完全绝望的一种反映，除了作宣传之外，也少有实际政治活动。这群前驱者中的不少人曾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或深或浅地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如袁诗尧烈士就曾担任过四川无政府主义联盟的主要负责人，是无政府主义的“要角”。可以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一些人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起到过某种积极作用。但因为这种思潮是反科学的，没有真正的社会依靠力量，特别是后来走向反苏反共，很快就为这些前驱者所摒弃，在社会上也烟消云散了。
再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的主要头头大都是四川人，四川是它的老巢。他们提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纲领，实际上是外反苏内反共。
大革命时期，他们在重庆把持了部分重要学校，企图控制青年。但是从萧楚女开始，四川各地党团组织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揭露与斗争，把它批得体无完肤。它与这群前驱者没有沾上边。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只是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提高了他们的思辨和识别能力。
这群前驱者是在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道路中，经过思考、比较、检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
（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当做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当做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社会的工具加以接受的一位老战士说，当时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合理，必须彻底打翻，重新来过，找到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他们十分重视实践，强调实践。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所理解，只是“跟着干革命”。这第一代前驱者目标明确，信念坚定，具有高度自觉性。1922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成立时发表宣言说：“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这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精髓作了高度的概括，在当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同时，这也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如何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如何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一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这对四川的革命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屡受挫折，成果不如期望，对于来自中央的教条主义错误领导也缺乏识别和抵制，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也太难了，世事之难莫过于此。这是一项永恒的课题。
（四）他们是代表多数的少数
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严密封锁和残酷压迫，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极大的危险；同时，在小生产者占极大多数的国家和地方，要和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彻底决裂，也远非易事。因此，当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少数。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事业的日益艰难，在这条道路上走过一段的人，有的动摇退缩，有的背叛转向，能坚持到底（包括众多牺牲了）的更是少数。
这个少数之所以有力量有信心，就在于他们代表多数，依靠多数，团结多数，并且在路线上、政策上占上风，使多数相信他们，支持他们，跟随他们，离开了多数，他们就会一事无成，并且也将丧失自己存在的条件和价值。
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三、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完美结合
在这一代前驱者中，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很深。当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两种文化就在他们身上融成一体，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获得新的支点而发扬光大，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这里所说的两种文化的融合，主要是指精神道德领域。至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当然是根本性的，统率性的，这是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到解决的问题。但是精神道德是与政治路线相关连却又相对独立的领域，在这些前驱者身上一开始就体现得十分鲜明，放出异彩。
说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离不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学说的精华部分，最主要的是儒家学说。说也奇怪，这群前驱者在“五四”时期是呼喊着“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破门而出的。但却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儒家学说的“合理内核”。这正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割不断的文化现象。
笔者以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普遍、最显著的特点有：
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他们特别重视入世济民的思想，把自己和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孤芳自赏，独善其身。
二是“一日三省”，严格自律的传统。他们特别重视从“修身”作起，加强知识积累品德锻炼，以便当担大任，而不是放纵自己，把革命当做进身的阶梯、捞资本的手段。
三是“成仁取义”，勇于献身的传统。他们特别重视作人的气节，讲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之所以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包括牺牲）而不是见风使舵，除了坚定的信念之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这里且不讨论这些传统观念的原有的内涵和阶级性质，它们作为一种思想资料已成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代代相传，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反抗异域民族侵略史和历代革命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不为这群前驱者所独有。
但它一旦和最先进的革命理论相结合，就能产生空前的人格力量。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形成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些基本范畴。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必然是具有高尚共产主义道德的人。这在这一代共产主义前驱者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四、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时间过了六七十年，中国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中国革命已经成功，前驱者为之奋斗第一步理想——建立新中国已经实现……另一方面，他们曾视为“明天”的苏联却完全解体，其社会主义制度已完全崩溃。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已和他们当时有了很大的差别。
那么，很容易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群前驱者们当年的理想信念是否还有价值？
他们为之作出的牺牲和奉献是否白费了？
笔者以为，理想信念和实现理想信念的途径方法是可以区分得开的两个方面。客观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人们的观念和对待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当然也会随之改变。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把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质的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产生了两次飞跃，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创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消除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某些空想成分，使之成为把理想变成能实现的科学。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变，前驱者的理想信念和为之作出的牺牲奉献也没有白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两个科学理论体系是全党共同奋斗基础上的理论结晶。
有一则笑话，也是一则寓言：一个人饿了，买烧饼，连吃六个不饱，第七个吃了一半饱了。其人便悔说，早知道吃这半个就能饱，不该吃那六个。
共产主义前驱者吃的是前六个烧饼，做的是奠基性的工作，他们开创的事业为后来人铺垫了前进的道路，他们的伟大理论仍然是后来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的高尚人格风范为后来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