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川早期党和团的创建史，由于文献佚失，零碎散落，对许多情况不甚了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感谢中央档案馆和四川省档案馆，近年来，他们发掘并披露了一批四川早期团的珍贵档案资料；同时，省内各地党史工作部门也不断有新的发现，使一些问题的轮廓逐步清晰起来。虽然还有些关键性的历史文献尚待发现，但已可能根据现有资料，对长期存在的一些难点、疑点、空白点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推动对四川早期党团史的研究。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笔者以为，应以第一手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参照回忆资料，一切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不为尊者隐，不为贤者讳，不以现在理论。
章法、习惯来推断几十年前的事情，努力争取得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科学结论……
经过对一系列历史资料的综合考察，这里首先要提出一个基本认识，即研究四川早期党的创建史，应从团的历史入手，这是一把入门的钥匙。因为在四川是先建团，后建党；党在团的基础上建立，党员由团组织代为发展，党组织由团组织负责筹建；在党组织建立以前，团代党工作，发挥党的作用。把握住这把入门钥匙……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明白，甚至可以迎刃而解。
一、建团为建党作了准备
四川建团比较早。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了正式团章。不久，重庆、成都、泸州、内江等地就根据团章建立了地方团组织，分别报告团中央，请求批准。随后，团组织又扩展到宜宾、涪陵、綦江等地……在全川奠定了基础。
相对来说，四川建党比较晚，直到1925年初才普遍建立。当然，说晚也不晚。这里有两个情况需要加以说明。早在四川各地建团前，1922年6月30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提到，在全国195名党员中，四川有三人。这三人是谁？是本地发展的，还是外地转来的？都还没有弄清楚。有的论者认为，这三个党员可能就是王右木1922年10月11日给团中央负责人信中所提到的成都茶务讲习所“共产党分子”曾慕沂（即曾扩清）等三人。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就王右木这封信的行文看，把另外三个茶务讲习生黄国翼等，似乎是与前三个“共产党分子”相提并论的，否则提到后三人就毫无意义。那么……茶务讲习所的“共产党分子”就不止三人了。而这时的“共产党分子”的概念是比较含混的，组织界限也是不清的。例如，几乎就在王右木这封信的同时，1922年11月10日何珌辉给郑佑之的信中曾明确提到，中国青年团已“更名中国共产党”，而且，“四川区执行委员会早已成立”，征求郑佑之“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珌辉愿负责介绍。这里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和“四川区执行委员会”，显然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茶务讲习所“共产党分子”的情况是否也与此相似呢？而且，这时，真正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正在四川泸州办学，以恽代英的知名度和在四川发挥的实际作用，陈独秀的报告断不会漏掉他，而专指茶务讲习所的三个“共产党分子”。因此，陈独秀报告中的三个党员很大可能是从外地转来四川临时工作，没有建立组织，分别与中央保持联系。另外，1923年10月，王右木在团员中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成都独立一组。这是党在四川的第一个组织。
但为时不久，到1924年春，王右木牺牲，失去领导；同时，四川政局发生变化，北洋军阀系统的刘湘、杨森和黔军联合，战胜南方国民党系统的熊克武，进占成都，小组同志涣散，独立一组实际已不复存在。这个小组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但无论是1922年的三个党员，1923年的成都独立一组，都没有在四川普遍建立党组织，也没有延续下来。四川的普通建党，是在1925年初，由各地团组织负责进行的。
为什么四川长期只有团组织，而迟迟没有普遍建党呢？这里既有全国共通的一般原因，也有四川个别的特殊原因。共通的原因是全党性的关门主义。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指出：“因为我们的党过分严守，闭关主义。”“各地方委员会对于倾向本党或办事有能力而意志尚未坚定者，虽年长亦只令加入S.Y，以为候补察看地步”，以至把许多应该入党的同志关在党外。此外，笔者以为……在四川还有特殊原因，即王右木牺牲后，党、团中央对四川团组织缺乏了解与信任，不甚放心，没有放手抓紧建党。这个问题将另外专门讨论，此处不赘。
在四川普遍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以前，都是由团组织代党工作。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有些地方只有S.Y组织而无C.P组织……遂不得不令S.Y担任党的工作。”历史证明，四川各地团组织在四川早期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中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各地团组织发动并领导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例如，成都的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重庆的因“德阳丸案”开展的反日运动、因“七二海案”开展的反英运动、因“美仁轮案”开展的反美运动；各地普遍开展的“五卅运动。”
……等等。同时，还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实现。通过这一系列的斗争，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团体在四川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团组织自身也在斗争中逐步成长。
在思想上，各地团组织大力组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结合各项政治斗争，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在许多进步青年心中扎根，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组织上，许多团员逐步锻炼成长，经过1924年的整顿，一批坚定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成为各地团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进一步提高了团组织的战斗力。
四川各地早期团组织艰苦创业，积极开拓，推动了四川民主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四川各地的普遍建党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二、团组织代党发展党员
研究四川地方党史的同志，至今似乎仍然为一个问题困惑：杨闇公、童庸生等一批卓越的共产主义先驱者究竟是在何时、何地、何人介绍、何处批准入党的呢？
有的认为，他们在1924年秋整团以后入党，介绍人是萧楚女，因为这时在四川只有萧楚女是党员，又是团中央特派员，负责指导整团，他才具备介绍人的身份。
有的估计，杨闇公是童庸生介绍的，而童庸生入党一定比杨闇公在先。现在看来……这些推断都依据不足，难以为凭。最大的一种可能是，这一批当时年纪较长的团员和团组织的主要骨干，都是在1925年入党，并且是由团转党，经团组织推荐……团中央代党中央批准，报党中央备案。
仍以杨闇公和童庸生为例。因他俩是四川有代表性的人物，两人的情况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弄清了他们的入党过程，其他一些同代人的情况也就大体可以相类推……
笔者以为，杨、童的入党时间不早于1925年1月，不迟于3月初。说武断一点，当在1925年2月。
把杨、童的入党时间上限定在1925年1月以后，是因为杨闇公在1924年9月才入团……而团中央对重庆地方团组织一直缺乏信任，以至于正式批准成立不久，就曾下令解散整顿。在萧楚女指导重庆团地委完成整顿工作以前，不可能放手发展党员……这项整顿工作，是以1925年1月团地委的再次改选为标志完成的。把下限定在1925年3月以前，根据就更具体明确。据吴玉章自传，吴老是1925年4月在北京经童庸生等介绍入党，而童是为出席“民国会议促成会”，3月初离渝赴京的。那么，他在离渝前已经入党，才可能在北京作吴玉章的介绍人。同时，吴老还说到，这时杨闇公也已经入党。为此，杨、童入党在1925年3月以前当是没有疑问。
为什么他们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入党呢？有什么新的机会呢？有！这就是1925年1月先后召开的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有关决定……党的“四大”的《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规定：“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尽管该决议案明确提出要在重庆等地着手建党。但是，在这些地方还没有党组织，由谁来执行呢？团的“三大”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实际上，早在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上已经作出了类似的决定：已过S.Y法定年龄的团员，应由C.P地方执行委员会会同S.Y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此项团员，于三个月内尽量加入C。
P退出S.Y。当时重庆尚无党组织，整团尚未进行，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在重庆和四川没能贯彻执行。到1925年初，条件已经成熟，规定更为明确。杨闇公、童庸生等既是团组织的主要骨干，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并与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互相取得了谅解，统一了认识；同时，杨、童等年龄也已超过25岁。于是，他们转为共产党员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团的“三大”于1925年1月26-30日举行。童庸生等离渝，是2月27日开的欢送会，3月初起程，其间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按照当时重庆与上海的通讯往返所需时日，如果顺利是可以办好转党手续的。所以，推断他们的入党时间在1925年2月，是十分可能的。有的老同志回忆，入党是在1925年春节后几天，正好与此推断相符合。
四川的团组织代党发展党员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1926年初党组织建立并形成党的领导系统以前。例如，1926年1月24日，綦江县已经成立了党支部，而团的县特支在1月26日向团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提出：“莲浦、绍文、详书皆入C.P。敬乞批准，并请转报C.P中央。”不仅四川如此，根据党中央批准的团的“三大”决定，全国其他只有团组织没有党组织的地方都是如此。1926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福建的情况：“这里没有党组织，只有共青团组织。共青团直接接受党员。”这也是一个旁证。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四川的普遍建党不仅是在团的基础上发展的，而且是由团的组织负责发展的，时间当在1925年初。
这里，自然地要澄清一个传统说法。原先，不少论者（包括笔者在内）以为，萧楚女1924年秋在指导重庆整团的基础上，着手发展党员，并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由杨闇公负责继续建党。现在看来不对。杨闇公是作为团地委的负责人负责建党的。
三、团组织筹建党组织
如上所述，四川普遍发展党员是在1925年初，而各地建立党组织却是在1926年初……就是说，各地有了一定数量的党员之后，却连支部都没有建立。这确实又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无怪有的同志对此表示怀疑。1925年1月党的“四大”党章明确规定了“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怎么会党员早已超过三人而不建立支部呢？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当时确乎有相当一段时间只发展了党员，而未建立党的组织。
试再以重庆为例。重庆是党员发展较早、较多而又较集中的地方，重庆团地委曾多次要求建立党组织而未解决。1925年7月15日，杨闇公、童庸生委托廖划平到上海向团中央报告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成立C.P”，但无结果；9月23日，重庆团地委再次报告团中央：“盼成立C.P，以便中校（指团组织）大力发展青年运动”，但也无结果。直到12月24日，重庆还在等待“将来大学（指党）支部成立”。
这是什么缘故呢？现在还说不清楚，只能作一些推测。但可断言，原因来自负责四川建党的团中央。很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四川本地最初发展的党员，全部都是由团转党，他们也都是各级团组织的主要骨干，如若立即建立党组织，这批党员退出团组织，参加党的活动，势必影响团的战斗力。因此，当时团中央对此很谨慎，虽然发展了党员，但仍留在团内活动，由团组织代替党组织工作，发挥作用……这应说是有迹可寻的。从当时党团中央的有关文件可以看出其中的某些歧异之处。例如，1924年5月，党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关于“S.Y工作与关系决议案”规定……超过25岁的团员“尽量加入C.P，退出S.Y”。而1925年1月团的“三大”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却规定：“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负重要工作之团员，虽过25岁，仍应留在团内。”一个是“尽量”，一个是“酌量”；一个是“退出S.Y”，一个是“仍应留在团内”，二者显然是很不相同的……其所以如此，只能有一个解释：团组织要保留骨干，以“渐次推行以年轻之团员，代替年长之工作”。团的“三大”这个决议经过党中央批准，实际是按这样办的。
在建立党组织以前，党员留在团内，参加团的工作和团的组织生活，由团组织管理；并且，“党员兼为团员时，只照章缴纳团费而不缴党费”。不仅本地由团转党的党员如此，外地转来的党员有的也是如此。例如，杨洵（即杨伯凯）1925年秋到重庆，就是向团地委报到，在团地委的领导下活动，同时向党团中央报告工作，而以团中央为主。有的同志说，当时是党团混合编组。这种说法似不准确，准确地说应该是，党员兼团员者参加团的生活。
从现在经过长期形成的习惯和章法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情况好像是很难理解。可这却是历史事实。须知，早期团组织的独立性是相当强的，党的组织是逐步成长的，党的经验是不断积累的。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问题，即不止一位老同志把入团时间记为入党时间，把团的职务记为党的职务，把团的活动记为党的活动，把团地委的改选记为党地委的改选……这种记忆上的差错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党团员完全在一个组织里活动；团地委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就是党地委的主要领导人；团代党工作，团的活动完全“党化”，成为“第二党”式的组织。这种团组织的“党化”现象在四川早期是突出的，是不可避免的，并在历史上曾放射出光辉夺目的异彩。
1926年初，四川各地成立党的基层组织——支部——也是由团组织负责筹建，团中央统一安排，经团中央批准，报党中央备案的。最有力的根据是，1926年初宜宾郑佑之向团中央的两个报告。2月4日的报告说：“我们接奉通告后，即于1月30号由Y校书记曾润白召集P、Y两校同志会议，当即成立P校支部，票选佑之为P校书记。”3月2日的报告说：“我们自接奉中央121号通告，对于1月31日成立P校分校，即将成立情形报告中局转大学。”这团中央的“121号通告”目前尚未发现，但可断言，必是有关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通知。正是根据这项通告，四川几个地方均在此期间成立了党的支部。现在已经知道的有綦江县党支部于1926年1月24日成立，重庆和成都的支部大约也是在这前后几天内成立的。不久，杨闇公。
童庸生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经上海向党、团中央请示工作，回到重庆……于2月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川的党组织，建立了党的领导系统。至此，四川的团组织也完成了它代党工作，筹备建党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