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泛团结，共同救亡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三三一”遭受严重打击之后，进入了异常艰苦的境地。民先队的组织和进步学生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许多爱国学生被投入监狱或被开除学籍，还有不少学生受了伤。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面临着困难的斗争形势，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在斗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对运动的政治思想领导？又如何引导运动进一步持续深入地发展下去？这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来到天津以后，刘少奇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在文章中从各个方面揭露和批判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对于群众斗争的问题，他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爆发，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应该“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刘少奇指出，应当“教育我们同志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的让我们的党、同志和干部跑到广大的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同时，他对“三三一”采取抬棺游行形式，进行了批评教育，提出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要懂得在白区工作中积蓄力量，保存骨干，团结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性。
根据刘少奇指示的原则精神，北平党组织首先对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加强了形势教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做好群众工作的教育。其中，特别提出了要开展各项活动，交朋友，团结群众，共同救亡。在“三三一”以后，血的教训使得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不仅更加坚定了斗争意志，而且开始懂得了：只依靠先锋，不团结广大群众，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不能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斗争不仅要勇敢，还要讲究斗争策略。他们深深感到：在任何一项行动中，都必须把握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否则便不能成功。
为了进一步推进学生救国运动，5月4日，北平学联发表了争取师生合作的文件，检讨了过去处理师生关系中的不当之处，诚恳地请求师长的谅解和教导。同时，各校进一步健全和巩固了学生组织。学联还向各校学生会说明，在目前一段时期内，暂不宜开展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要细致艰苦地做好学生的基层组织工作，进一步团结群众，只有把群众团结起来，我们才会得到工作的开展和胜利。在此期间，学联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决定营救被捕的同学；帮助被捕同学解决学籍问题；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建议各界成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建议与天津学联共同成立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改北平学生联合会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这些都取得了广大师长和学生的支持。
5月17日，民先队在师范大学召集了一次代表大会，集中讨论了“联合战线”的口号。通过学习和整顿，民先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逐步克服了急躁、骄傲自满、与群众联系不够的缺点。一种革命的、民主的、踏实苦干的新作风大大地发扬起来。这时，经过一段时期隐蔽在外地的一些党员，如蒋南翔等也回到北平后，参加了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
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政策，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克服了暂时的困难，使一二·九运动所鼓舞起来的革命热情和通过斗争聚积起来的革命力量，终于巩固和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们，在各校学生内部踏踏实实地进行了群众工作，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争取团结教育群众的活动。他们把抗日救亡的政治运动和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与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方式，通过已有的或新组织的群众性团体，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以及生活福利工作。他们把不同觉悟程度、不同兴趣爱好、不同宗教信仰的广大学生，都团结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使学生运动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更为蓬勃的发展。
这个时期，为了团结广大学生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引导学生正确地处理读书与救国的关系，党通过各校校刊和各种形式的读书会、座谈会、辩论会，在广大学生中展开了一场“读书与救国”的大辩论。辩论中，有力地批驳了“读书即救国”“先读书后救国”“学生只管读书，救国是政府的事”等错误言论，使大家认识到：祖国已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再不能只埋头于书本，不问政治了，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都应挺身而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与此同时，为了团结争取广大学生和教师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进一步密切进步学生与广大中间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党组织也在学生中提出了“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特别要求党员、民先队员和热心救亡工作的进步学生，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也要学好功课，通过学习上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团结大家。学校中的党员、团员和民先队员响应党的号召。他们不仅在救亡工作中担当先锋，而且在学习上大多数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不仅自己学好，还经常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他们受到广大学生的拥戴和师长的赞赏，是大家所公认的好学生，成为团结广大学生的核心。
各校学生还组织了各种学术性的社团，举办一些和抗日救亡运动结合的学术活动。北平各大中学学生共同组织的学术团体“北平求知学会”发展很快，成立不久，会员人数就达到千人，在20多个大中学校中设有分会。他们联络各学校学术团体，经常组织各种学术讲座如“新哲学讲座”等活动；还出版了《求知月刊》，向广大学生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抗日救亡的基本知识和道理，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另外，有些学校如师范大学还组织了“科学战争研究会”等，把读书、科学探讨和抗日救亡工作结合起来，自己动手做防毒面具，研究国防化学。这些活动吸引了许多平日不大关心政治，但对科学有兴趣的学生参加，使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教育。
抗日救亡文艺活动，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发展，成为团结教育群众，揭露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歌咏活动普及各大中学校，《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马赛曲》《毕业歌》《打麦歌》《伏尔加船夫曲》《保卫马德里》等豪壮的抗日歌曲和外国革命歌曲，传唱一时。在斗争中诞生的清华“海燕歌咏团”，成立才几个月，团员就发展到近200人，占全校人数的1/5。歌咏团成立时，唱的第一支歌就是《国际歌》。他们还将《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打回老家去》《马赛曲》《保卫马德里》等歌曲，印在明信片上，向国内外广为传播，销售达20多万张。抗日救亡的歌声，使古老的北平城，增加了活力，显示了爱国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和勇敢战斗的时代风貌。在文艺活动中，戏剧队伍也很活跃，差不多各校都有剧团的组织。爱国学生演出的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市民观众。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自编自演的话剧《流亡曲》，也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之一。师范大学学生剧团还在北平郊区集市庙会上，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们的双簧、国难大鼓以及《察东之夜》《打回老家去》等街头活报剧，演出时常常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同仇敌忾，全场随时响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致呼声。文艺宣传活动，极大地鼓舞了群众。
军事训练活动也成了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很好方式。从1936年到1937年，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北平总队部，成功地联合举办了三次夏令野营和一次春游。其中，第一次夏令营参加人数有160多人，他们在西山脚下，搭起帐篷，燃起篝火，大家聚在一起学习讨论革命理论与政策，举办政治讲座，还进行了打靶、劈刺、冲锋等基本军事动作的练习和游击战术的演习。第二、第三次夏令营，除了军事演习、政治讲座外，还组织了时事讨论会、救亡路线讨论会、新文字研究会、国防文学研究会等。讲演会上的主讲人有爱国教授、同情抗日的社会知名人士和少数爱国的二十九军的军官等。特别是组织了歌咏队、舞蹈队、管弦乐队和爬山队等，举办了一些适合青年兴趣的文娱体育活动，吸引了许多学生参加，原来不打算参加的也闻讯赶来了。第二次参加人数有230多人，第三次多达2000余人。在夏令营中，学生们自己打柴、挑水、采购、做饭……他们生活上互相帮助，行动上遵守纪律，受到了集体生活的锻炼。
在这一时期，各校学生自治会和学生救国会，还注意了关心群众生活问题，举办了一些生活福利事业，博得了广大学生的拥护与信任。如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原来全由资本家投标承包，伙食费很贵，贫苦学生根本吃不起，只好到离校较远的小饭铺里去吃八分钱一碗的炒饼。
学生会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一困难，就自己办了一个清寒食堂，派了杨学诚等同志担任这个食堂的管理员。他们在工作中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地为群众服务。吃自办食堂，花钱少、吃得好，受到同学们普遍的赞扬。其他学校也办了类似性质的食堂，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为了加强广大学生对救亡运动的认识，使他们积极关心当前的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北平学联把不定期刊物《学联情报》改版为《学联日报》，后来还出版了《北平学生》和《学联会报》等。民先队出版了不定期的机关报。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和固定的印刷场所，因而机关报的出版时断时续。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检查没收，同学们先后用过许多不同名称，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也由许多人轮流担任。学联和民先队还出版了不少宣传抗日的小册子。为了避免敌人的检查，他们采取了由民先队员分散寄发的方法，或者夹在宣传拉丁化新文字和世界语等刊物中邮寄。这样，小册子一般都可以发行出去，并且还被寄到巴黎、里昂、东京等海外地区。这样就加强了世界各地民先队员和爱国青年学生的联系，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抗日救亡的通讯网。
与此同时，党还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去受教育。这一时期各校办了许多民众夜校，成立了民众教育研究会，编写紧密结合形势的新课本。清华园附近的八家村、挂甲屯、清河等村庄，都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救国会办的民众夜校。他们教工农群众识字，也向工农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在城内的一些学校的学生，则经常与工人、人力车夫谈抗日时事。在和工农的接触中，大家看到工农群众的疾苦，看到农村的穷困状况以及工农群众的朴实情感和革命力量，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阶级教育。
就这样，经过各学校的党员和民先队员艰苦、深入的群众工作，通过上述多种多样形式的活动，进一步团结了广大学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开始深入人心，党的影响在群众中进一步增长。这时，民先队迅速发展壮大，到1936年暑期，民先队员已增至1300余人。同一时期，各学校的党支部也吸收了一批经过斗争锻炼与考验的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先后加入了党的队伍，为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北平学生运动有了新的蓬蓬勃勃的发展。
在学生运动的群众基础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北平学联便联合各界，于1936年4月成立了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北平学联遂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此后，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相继在上海成立。学生运动进一步与社会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了。
中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还不断得到了世界各国青年学生的有力支持。在1936年2月29日至3月1日召开的国际青年保卫和平大会上，苏联等32个国家的300多名青年代表，一致通过了援助中国学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决议。国际学联还规定4月2日到9日为世界青年援助中国学生周，号召全世界各国的大学召开全体大会，实行罢课，举行游行示威。世界青年的支援，给中国学生以极大的鼓舞。大家深深感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青年反侵略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为了响应世界青年的斗争，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举行了国际反侵略反法西斯运动宣传周。8月25日，国际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全国学联派出陶行知、钱俊瑞等参加了大会，并报告了中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1938年5月，国际学联代表应中国学联的邀请来到中国，加强了中国学生与世界学生的联系。
（二）“六一三”大示威
1936年夏天，形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