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宣传活动中，各地学生热情洋溢的宣传，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宣传队经过的一些村镇，都很快地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知识青年深入农村扩大宣传、与工农结合，是一二·九运动在党领导下的深入发展，其间经历了一个从不很自觉到比较自觉的演化过程。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形势下，毅然放弃了舒适的书斋生活，踏上了漫天风雪、天寒地冻的征途。他们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树立了改造自己成为革命者的良好愿望。在农村宣传过程中，他们亲眼看到了广大农民群众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痛苦，开始懂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和反对封建主义相结合，认识了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群众，其中蕴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他们还从农民的穷苦生活中，认识到了少数剥削者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农民痛苦的基础上。这些帮助他们决心和工农结合，使他们的思想开始了由民族觉悟到阶级觉悟的转变。民先队的成立，就是这种转变的集中表现。从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便作为革命的一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斗争中把自己进一步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先进战士。
（五）艰苦曲折的斗争
南下扩大宣传回来后，1月底正式成立了学联党团。学联考虑到，抗日救亡的斗争是持久而艰苦的，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善于积蓄力量，不断充实自己，等待有利时机，开展规模更大的斗争。同时也考虑到，罢课时间过长，不利于团结广大中间学生，不利于扩大和巩固革命阵线。因此，学联决定复课，并发表了《复课宣言》。为了适应时局的需要，北平学联拟定了《非常时期教育方案》，指出：“非常时期教育的目的，在于唤醒并加强我们对于当前民族危机的认识，和积极地养成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必需的技能，以完成中华民族解放的使命。”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意见。例如，学习自然科学的，应侧重国防科学和军事应用化学方面的研究；学习社会科学的，应着重分析帝国主义本质和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在体育方面，要开展群众性的战术训练等等；在课外活动方面，应积极地加强自我教育工作，成立时事问题讨论会及其他学术研究会。
学联的《复课宣言》和《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拥护。学生们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一方面展开了争取实施非常时期教育的斗争；一方面积极地展开了各种课外活动，组织歌咏队、文学研究会，举办各种座谈会、讲演会，进行时事讨论、军事训练等活动。
随着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和广泛的开展，反动派加强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与破坏。1936年2月间，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逮捕爱国分子，并解散救亡团体，钳制救亡言论。接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先后宣布军事戒严，以武力钳制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紧接着，又在天津、济南、上海等地公开逮捕进步学生，制造白色恐怖。
在白色恐怖的2月，仅北平市被捕者就达200余人。2月下旬，北平学联被国民党反动派宣布解散。但它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领导着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逮捕，党立即指示各校，提高警惕，采取紧急措施，在学生中组织纠察队、情报队，展开群众性的反逮捕斗争。
斗争的形势越发严峻了。2月29日拂晓，440名反动军警闯进了清华园，包围了各学生宿舍，实行严密封锁，甚至学生到食堂吃早饭也不许出去。一批一批的武装军警手持“黑名单”，冲进学生宿舍，进行搜捕。国民党反动当局用重兵包围学校和逮捕学生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连一些平时不过问政治的学生和教师也被触怒了：“堂堂最高学府，怎能容忍如此无理！”
由于头一天就接到学联打来的电话，说明天将有“客人”来清华大学，要“好好招待”。因此清华园内的一批进步学生，包括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学联和学生救国会的干部，早已有了准备，都隐蔽到其他同学的宿舍里去了。反动军警搜捕了半天，一无所获。清华学生救国会提出了“护校和驱逐反动军警”的自卫口号，马上得到了广大学生和教职工的拥护和支持，由民先队员带头，同学们冲出宿舍，用石头、木棍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把反动军警打得狼狈不堪，败阵而去。出卖同学、给国民党反动当局送“黑名单”的特务分子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
这时，传来二院学生宿舍有同学被捕的消息。民先队员和广大学生立即汇成一股洪流，跑步赶到西校门口，发现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学生方左英和一位工友正被绳子捆着，准备用警车带走。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有个同学一声高呼：“同学们冲上去！夺回我们的人！”大家蜂拥而上，经过搏斗，奋力夺回了蒋南翔和方左英。刚从城内回校参加化学考试的姚依林被扣在校门，这时也乘机脱险。400多名反动军警，搜捕了半天，一无所获。而学生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却抓到了海淀伪警察所所长，把他扣留起来。反动军警不得不把捕去的工友放出，以换回他们的警察所长。在与反动军警的搏斗中，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夺过军警带来的干粮作武器，雨点般地向反动军警扔过去。木棍、石块、军训枪、痰盂盖、长扫帚……一齐都上。机械系的一批学生，把反动军警开来捕人的二十几辆汽车的重要零件，拆掉的拆掉，捣毁的捣毁。反动军警准备乘车逃跑时，汽车已经失灵，不能发动了。他们只好拖枪拽刀，悻悻而去。
反动军警逃走后，考虑到反动派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一定会来报复，而且将更加疯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蒋南翔通知学生们暂时躲避起来，特别是上了“黑名单”的学生更要隐蔽起来，并立即组织同学进行隐蔽。蒋南翔还通知姚依林、黄诚去冯友兰教授家避一避。还有的同学隐蔽在张申府、朱自清等教授家中。清华学生救国会和民先队将大多数同学集中隐蔽在体育馆后馆里。
果然，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当天下午就派了两团军警5000多人，再一次重重包围了清华园，并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但是清华园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大部分学生都不见了。
从2月29日晚到3月1日晨，反动军警在清华园内整整搜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发现学校体育馆屋顶上有人，便朝房顶乱开了几枪，用来威吓学生，逼迫他们下来。在反动军警进入体育馆后，才发现许多学生都藏在里面，便按“黑名单”捉人。但是，“黑名单”上有名字的，早已分散避开了，反动军警威吓追问了许久，仍毫无结果。体育馆内学生那么多，抓谁呢？他们看到不顺眼的，刚要抓，一下子又混入人群中去了。
于是他们就一个个检查，一个个往外赶，并且用枪托毒打一些学生。为了回去交差，便胡乱抓了二十几个学生，五花大绑捆着扔上警车。
这一段时期的大逮捕，还包括上海、济南、武汉、太原等地。全国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太原，7名被捕的爱国学生都被枪杀了。
国民党反对派想用白色恐怖来压服抗日救国运动，压服革命者，但革命者是不会被压服的。“二二九”大逮捕当天深夜，躲在冯友兰教授家的黄诚，夜不能寐，他绕室徘徊，思念着正在斗争的同志和自己的责任，吟成了一首诗：茫茫长夜欲何之？银河低垂曙尚迟。搔首徘徊增愧感，抚心坚毅决迟疑。安危非复今所计，血泪拼将此地糜。莫谓途艰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
诗言志。这首诗不仅抒发了自己的革命情怀，而且也反映了广大爱国青年为献身革命，甘洒血泪，“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
经过反逮捕的严峻斗争后，1936年3月，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遂指示北平学生运动的部分领导干部转移阵地，蒋南翔暂时离校到上海工作，郭明秋、姚依林和孙敬文等先后赴天津、沧州。北平学联党团由陈翰伯负责。
白色恐怖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100多名爱国学生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到了严刑拷打和惨无人道的折磨。对于这样的大规模镇压和白色恐怖，进步学生自然义愤填膺，要求反抗。虽然考了试，复了课，他们也读不下书，安不下心，甚至无法忍受这样的平静和沉闷。这种压抑的心情终于在3月31日爆发了。
事件的导火线是已被捕的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在3月9日猝然死于狱中。郭清系山西省介休县人，家在农村，是一个年仅18岁的普通爱国学生。当时，河北高中国民党当局为了压制学生运动，以该校学生救国会“组织既无规章，行动又为越轨”为由，强行令其改组，同时将反对改组学生会的康世恩、沈鸿桢等10名学生开除出校。为了表示抗议，郭清和他的同学百余人愤然离校，临时寄宿在北大三院的礼堂内。当他们返校后，学校当局又指使军警入校逮捕这些学生。郭清被捕后，军警企图从他口中追出学联负责人的姓名和住址，逼他承认自己是学生领袖。他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由于受到酷刑折磨，加以囚室的卫生条件极差，郭清身染重病，得不到治疗，遂含恨而死。郭清的老父闻耗星夜从原籍赶到北平。收尸入殓时，悲痛欲绝，泣不成声。
郭清惨死狱中的消息传出后，北平学生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爱国学生切齿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要求学联立即采取行动。学联党团感到忍受不了这样的压迫，为了表示抗议，并冲散当时笼罩在北平上空的沉闷气氛，决定于3月31日在沙滩北京大学三院为郭清举行追悼大会并准备游行示威。事前，学联负责人征求了中共北平市委的意见。市委领导对于敌人正在寻衅向爱国学生发动进攻的严重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让少数学生硬碰硬和敌人斗争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便同意了这次行动，认为“只要不死人就行”。
由于当时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事前又有人提出了“准备流血”
等错误口号，3月31日这天，参加追悼大会的只有1300多人，大都是民先队员等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一般学生参加的很少。国民党反动派在接到报告后，派出了大批反动军警和特务打手，重重包围了北大三院。到会的学生，热血沸腾，万分气愤，一致要求举行抬棺游行。北大三院的大门已为反动军警封锁，他们就从后墙挖开了一个缺口，杨学诚等将空棺材运到墙外，抬起来就走。清华和燕京学生打前锋，北大学生压后尾，沿北池子、南池子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出长安街，就被保安队骑摩托车追上，拦住去路。反动军警向游行队伍横冲乱打，队伍被打散，有54人被捕。
被捕学生深夜被抛入铁壳警车，驰往荒郊。车停后，才知已被送入陆军监狱。他们一进狱门就被套上了沉重的镣铐。这种野蛮行径激怒了被捕的全体学生。他们便以绝食进行抗议，反动派不得不免去了女学生的脚镣。监狱里房间很小，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晚上睡觉总要有两个人睡在别人脚上，才能勉强挤下。在狱中每天吃的是带沙子的窝窝头和混浊的菜汤，再加上镣铐的折磨，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是，革命的乐观主义使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他们经常高声唱救亡歌曲和《国际歌》。
歌声飞出了牢房，鼓舞着难友们勇敢地坚持斗争。在狱里的斗争中，他们利用“土电报”传递消息；还利用手纸办了刊物，交流思想，彼此鼓舞斗志。在狱中，大家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被捕者中间有学联领导人，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威逼利诱，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
学生被捕后，学联就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一直奔波了两个星期，才知道他们被关在陆军监狱。随后，便立即派人前往看望，送去衣服和食品，并把外面的情况用拉丁化新文字写在衣服的商标上，传给狱中的学生。经过学联多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陆续出狱。
“三三一”抬棺游行虽然是英勇的，但这次游行活动是在2月大逮捕之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进行，又未能充分发动群众，所以，一受到打击，损失是相当大的。一些敌人费尽心机拿着黑名单都抓不到的学联干部和民先队负责人，这次却在街上被抓去了。如学联负责人黄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谢云晖、清华党支部负责人赵德尊等都在内，其中还有不少党员。有些中学的党支部都被敌人抓散了。这是一次缺乏斗争经验、脱离广大群众而采取的冒险行动，因而遭到了敌人的镇压。这种赤膊上阵的做法，暴露了自己的骨干力量，使学生运动遭受了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这一切，使日后的工作越发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