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晋龙《“曹谨研究”的分析与评论》，收录于前引《凤山知县曹谨事迹集》，第7—8页。】
曹谨虽然是河南人，但在深深知道“吃水果，拜树头”的道理的凤山人民心中，他不但是人们永远记住的人，而且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功同禹王”的神。
【蓝博洲：台湾作家】
《中国水电英雄谱》
陈富强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教课书与童话故事中，读到过这样一个从古到今，依旧流传不衰的古代神话：尧舜时，洪水泛滥，下民其忧。尧用鲧治水，鲧用壅堵之法，九年而无功。后舜用禹治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势利导，十三年终克水。由此可见，对水患的治理成为中国百姓几千年来萦绕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如今，人们仍然在关注江河的治理问题，也在关注水能的利用问题。可以说，化水患为水利，变水流为电流，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水电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水电开发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水电坝工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水力发电设备国产化水平显著提高，水电的开发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水电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仅为36万千瓦，而到了2008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达到1 .72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眼下，水电在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22％，是中国总发电量的16％，水电在整个电力结构的比例中仅次于火电，在众多可再生能源当中，水电在电力结构中比例最大，毫无疑问，在能源平衡和能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中，水电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一
1912年发生在中国的第一件大事是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而在西南腹地的云南人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因为中华民国的成立而有所改变，与昆明紧紧相挨的五百里滇池夜色苍茫，大观楼沉重的轮廓在风中无语挺立，那副天下第一长联隐入黑暗只在月色中依稀可读最后一行“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如此漆黑却无比安宁的夜晚在滇池上空延续了几千年，终于在这个春天因为螳螂川畔一台水轮机的旋转而轻轻击碎。石龙坝没有龙，但是这个听起来颇显雄性的地名却由此在史料上代代流传。喜欢游历的徐霞客也没有放过石龙坝，1638年徐霞客沿滇池下游河道螳螂川且行且吟，用文字记下水的腾挪姿态后继续北去：“峡中螳川之水涌过一层，复腾跃一层，半里之间，连坠五六级，此石龙坝也。”
这一年的昆明4月依然花红柳绿，离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半年的昆明街头冷冷清清，市民习惯了相安无事的日子，他们甚至于都不关心正在滇池下游那条有一个怪名的螳螂川畔在建的水电站是怎么回事。但是某一天的街上却突然热闹了起来，锣鼓敲得震天响，鞭炮把人的耳膜也炸裂了。一列百余人的队伍举着布标彩旗宣称他们是商办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为首的那位名叫左益轩的则是他们公司的总经理。左益轩不厌其烦地告诉市民，螳螂川畔的石龙坝水力发电站已经在4月12日那天竣工了，34公里长的23千伏高压输电线已将电流输送到昆明小西门水塘子的转电机房。但是市民对左益轩满腔热情所说的每句话都似懂非懂。石龙坝水电站发电跟我们有关系吗？电灯有油灯煤气灯方便省钱吗？
走上昆明街头卖电的左益轩相信是中国电力史上最早的电力营销者。从石龙坝水电站两台240千瓦机组送出的电力可供3000余盏电灯照明，但一开始昆明人似乎并不领情。最先装上电灯的市民，熄灯时经常忘记使用开关而习惯用嘴去吹灭电灯，他们由此感觉电灯的使用不如油灯来得省事省力。有关昆明人包括更多的中国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阻止电灯进入他们的生活，一本德国的《西门子杂志》在1927年1月出版的第七卷第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说得比较客观，在这篇题为《云南府，中国第一个水电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后来被广泛运用：“在中国这个大国的内地，虽然有着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四亿多的人口，可是一般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守旧，墨守于祖辈的东西。因此很难接受新的能改善他们从祖辈以来就习惯了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在这个国家远离世界贸易潮流和西方文化隔绝的偏僻内地，也有那么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开拓者，他们将西方技术成就引进到自己的土地上。这些少数的勇敢者，却是对公众中的反对意见和偏见打开了一个缺口。”
左益轩显然是文章中所称的勇敢者。事实上，真正开启中国水力发电之门的那个人名叫王炽。在云南素有“钱王”之称的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20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谁也不知道王炽究竟有多少钱。有一个事实是他创设的“同庆丰”商号在鼎盛时期曾一度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就连李鸿章也不得不感叹：“犹如清廷之国库也。”王炽以德经商且富而不奢，以其诚信赢得同行的尊重。王炽为后人所敬仰还在于他面对民族和国家有难时能挺身而出。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时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但所需军饷巨大，当时唯有王炽一人借垫60万两巨款做饷银。曾受法国人支配的滇越铁路路权因为王炽回到了中国人手里。云南作为铜与锡矿业大省也是王炽出资与官府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筹办。至于那个在面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仓皇出逃的慈禧如果没有王炽开设在全国各地的“同庆丰”分行全力资助，恐怕下场会更加狼狈。
王炽富敌半个云南但时刻不忘家乡父老冷暖。所以在石龙坝水电站建成后，云南人也依旧要将这项义举安在他的身上。石龙坝水电站投产那年离王炽去世已经9年。在王炽去世6年后的1909年，由王炽儿子王筱斋出巨资并出面组建的“商办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石龙坝水电站建设也由此启动。担任云南商会总理的王筱斋子承父业，在石龙坝水电站建设一事上为其父也为自己在中国水电史上留下了一份无价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后来石龙坝水电站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就证明了这一点。石龙坝水电站的水轮机作为中国水电建设的象征已经运转了100多年，这是一段值得尊敬的时间长度，它用水能提供的电力最先照亮了滇池的上空，并且成为高悬在中国电力历史长河中的一盏灯，光芒四射。
众所周知，水电站拦河或拦江筑坝，兼具治水、发电与航运功能。就石龙坝与稍后屈指可数的水电站建设而言，更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发电，只有在进入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流域治理时代，水电站的多重价值与功能才得以真正实现。然而在中国水利史上，最先治理江河的目的却非发电而是治水。可以说中国人对江河的认识与治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而这个辩证过程从我国古代的治河防洪工程技术中就可见一斑，古人从“障洪水”到“疏九河”，又从“疏九河”到“筑堤防洪”的治水方式经过实践的检验延续至今。传说中的大禹就是中国治水的先驱。
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了4000年，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也在成都平原上一站2000年。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是为了根治岷江，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世界文化遗产。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郡守的李冰看到了纵贯蜀郡的岷江水量充沛但水患严重，平原沃野却常常颗粒无收，耳闻目睹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李冰悲从心来，治理岷江成为他郡守任上最重要的政务之一。李冰带领儿子李二郎与当地治水能手沿江实地勘察，直到岷江发源地四川甘肃两省交界部的岷山，那里丛山挺拔，终年积雪，是岷江水量丰盈的来源之一。岷江穿越崇山峻岭奔腾喧嚣着急流而下至川北灌县附近，却因地势受四川盆地影响而突然平坦，岷江水道也因此突然敞阔，于是，湍急的水流变得舒缓起来，上游带来的泥沙也开始在此淤积，将河床淤塞，岷江就开始放肆了。而灌县城外的玉垒山呈东西向挡住岷江使江水不能畅流，东岸因水无法流入而十年九旱，西岸则因水量过大而经常泛滥成灾。
都江堰的重要工程是凿开玉垒山以宝瓶口引水入灌，再筑一道飞沙堰则将岷江水通过鱼嘴到达玉垒山前分流。从都江堰分水口鱼嘴眺望，眼见岷江从高山峡谷间苍茫而来，到达鱼嘴，岷江驯顺地一分为二，江水引入连接宝瓶口的内江河道，浩浩荡荡地向引水口汹涌奔去。外江则是一座雄伟的水闸，当水量超过警戒线时就开闸放水，让洪水从溢洪道分流至外江，以减轻内江的压力。而内江水则源源不断地流向广袤的成都平原，灌溉着万顷良田，延续着“天府之国”的美名。无数修筑都江堰的堰工名字随着滔滔江水流进了成都平原，当时光过去2000多年，人们来到都江堰，来看堰工们留下的艺术，但无论是宫殿还是楼阁抑或是东西两岸，都不见它们的一丝痕迹，堰工们的灵魂已经筑进都江堰的每一块砖石，为他们的郡守李冰光耀千秋。
石龙坝水电站的设计与建设者们从大禹治水和都江堰那儿得到启示，利用滇池水能建起了中国大陆第一座水电站。然而主持工程建设的左益轩自从昆明德国礼和洋行订购了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的水电机组那一刻起，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这毕竟是第一次建造水电站，左益轩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左益轩最终决定从德国聘请专家协助石龙坝电站的建设，当左益轩带着来自德国的水机工程师毛士地亚和电机工程师麦华德骑马到达石龙坝时，中国电力建设最早的中外合作或许就略显雏形了。但是左益轩后来却因遭诬告而丢了官职，事情的起因与用电有关。昆明万钟街的用户因为缺乏用电常识而发生火灾，26间民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是1917年的春节，有人需要为这次火灾承担责任，左益轩的黯然去职就变得不可挽回。
水能资源的利用终于在石龙坝后开始了虽蹒跚但不屈不挠的起步。在石龙坝水电站的水轮机孤独地转动了13年后，一位曾受聘于德国西门子电工厂的设计工程师税西恒回到了他的家乡四川泸县。他主持建设的泸县济和水电厂和石龙坝一样引进了德国西门子的机组，它的容量尽管不及石龙坝，只有140千瓦，却是中国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小水电。作为全川首座水电站，1925年建成投产的济和水电厂虽然与石龙坝相比稍晚一步，但开了水资源大省水电的先河，为处于萌芽期的中国水电起到了示范作用。作为中国早期自己的水电专家，税西恒在完成济和水电厂建设后先后去了乌江、龙溪河、大渡河、岷江、长寿狮子滩、贵州二郎滩等地，他勘测过的这些水电资源实际上在并不久远的将来就得到了陆续开发与利用。与云南巨商王炽不同，税西恒是以自己的专业，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双脚构筑“实业救国”的理想大厦。
西藏拉萨夺底水电站成为中国第一批建设的水电项目后来让许多史学研究专家吃惊不已。西藏幅员辽阔，有纵横的山川，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它的水能资源可开发容量在全国排在了前三，特别是它的地热能与太阳能资源更是首屈一指。但是以西藏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而言，水电的利用居然在全国先行一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夺底水电站的建设要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大吉岭说起。出逃印度的达赖喇嘛在觉察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时作出了一个在史学家们看来依旧先声夺人的决定，他要在西藏贵族中挑选一批年轻聪明的子弟，把他们送到英国受训。1913年赴英国伦敦诺裴里大学学习的四位西藏贵族子弟中有一个青年叫强俄巴·仁增多吉，他所学的专业是电业。夺底水电站的出现在强俄巴·仁增多吉返回西藏后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了。
夺底水电站安装的是英国基尔斯机器制造厂生产的发电机。强俄巴·仁增多吉从英国运送这台发电机回到拉萨时，随行的还有一台铸造货币的机器。因此，1927年开始发电的夺底水电站输出的电力主要用于制造货币。十三世达赖喇嘛将这座发电厂命名为“无限美妙智慧宝库扎电机厂”，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夺底水电站的主要作用是根据噶厦政府的财政需要，为铸造银铜硬币和印制纸币的机器提供动力。事实上，夺底水电站几乎与货币铸造厂合二为一。这家厂甚至还仿造过英式步枪。至于住在拉萨八廓街的贵族与商民家里装上电灯，已是1935年的事了。那一年，强俄巴·仁增多吉将夺底水电站的电输送到拉萨新建的吉布岗小电站，拉萨市区的夜晚才真正灿烂起来。
中国初期的水电站发展没有因为偏远地区西藏的加入而一鼓作气，相反却犹如一盘散沙而发展缓慢。电力史学家们作过一个统计，自石龙坝水电站到1934年间，水电所发的电量在全国年发电量中所占的比重不占百分之一。对于一个以水能资源丰富著称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是颇为让人汗颜的。尽管日军在占领东北后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组建“伪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先后修建了水丰、丰满与镜泊湖水电站，但是，这三座由中国劳工白骨堆积起来的水电站却更多地刻上了屈辱的印记。日本军队最后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狼狈地回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他们在留下三座水电站的同时也留下了惨绝人寰的“水丰万人坑”与“丰满万人坑”。林木葱茏、明净碧绿的镜泊湖终于恢复了她昔日的峻奇神秘，吊水楼瀑布也如银河般倒悬坠落，轰声如雷、其势磅礴，仿佛是对那段不堪历史的愤怒泣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