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只要对中国资源和电力负荷分布特点稍稍作些了解，就会发现，在中国发展特高压输电技术其实没有那么神秘，它就像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一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中国的一次能源在地域分布呈现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格局，这种格局刚好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费水平成反比。所谓一次能源，是指自然界中以原有形式存在的、未经加工转换的能量资源。一次能源也称天然能源，包括化石燃料如原煤、原油、天然气等，核燃料、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潮汐能等。一次能源又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前者指能够重复产生的天然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这些能源均来自太阳，可以重复产生；后者用一点少一点，主要是各类化石燃料、核燃料。中国的一次能源分布以煤炭为例，昆仑山、秦岭、大别山以北，煤炭资源的保有储量占到了全国的90 .3%；而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以西的煤炭保有储量占到85 .98%。那么中国的用电中心负荷区，也就是通常的负荷中心则集中在环渤海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的华东六省一市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这些地方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也是最活跃的地区，但是它们的煤炭保有储量全部相加也只不过是7 .0%。再来看水电资源，90%以上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西部12个省区所占的比例是全国的79 .3%，仅四川、西藏和云南三省区就占了57%，而东部沿海12个省市只占了8 .9%。从一次能源的分布特点分析，把中西部的一次能源转换成电力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输送，应该没有人会持异议。
如何将中西部地区相对丰富的一次能源转化为电能后外送，国家决策层早有考虑，西电东送就是主要的运行方式。因为无论是现有电量消费能力，还是若干年后全社会用电消费水平，华东、华北与华南都将毫无争议地坐上前三把交椅。预测的结果可能会有一些误差，但应当相信它的相对准确性，大约10年后，上述三个区域的新增用电量将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二以上，可是，这些地区缺乏一次能源也是人人皆知，即使不考虑运输能力，仅仅从环境保护考虑，在人口密集、大型特大型中心城市集中的地区建设大量煤电机组来满足社会用电需求显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而实行大容量、远距离的水电和煤电的输送，是优化中国能源资源配置的最佳选择。西电东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次能源分布不匀的问题，但是，现有西部大型电站送出的距离和容量已经超出了现在正在运行的500千伏线路的能力，换言之，由500千伏线路来承担西电东送这样浩大的国家工程，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1000公里左右的输电距离，最好的选择就是进行特高压输电，这种输电方式看起来很有竞争力。此外，特高压输电在节省输电走廊，改善中国电网结构，以及促进中国输变电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如果从宏观面认可特高压输电，在技术上实现特高压交流输电其实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2009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一条题为“我国自主研建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投运”消息，消息称，国家电网公司15日在北京宣布：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建设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近日顺利通过试运行，正式投运。该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运行电压最高、输送能力最大、代表国际输变电技术最高水平的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它的建成在我国乃至世界电力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在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UHV】核心技术和设备国产化上取得重大突破，对优化能源资源配置，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电力可靠供应具有重要意义。由《人民日报》来发表这样一条消息当然是颇为合适的，因为就新闻价值而言，“世界第一”就足以吸引读者眼球。而美国电力公司电力输送服务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在读到这个消息后告诉他的同事：“从经济学和可靠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想法确实走在了前面。”
随着中国大陆境内首条特高压交流示范工程的竣工，接下去的特高压建设就势如潮水般不可阻挡了。四川向家坝至上海奉贤正负800千伏直流示范工程已经全线开工建设。紧接着，四川锦屏至江苏苏南正负800千伏直流工程于2008年年底也通过了国家核准。云南至广东第一回正负800千伏直流输电通道已经建成，这项工程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作为南方电网“十一五”西电东送的主要输电通道，它汇集云南小湾、金安桥等水电站的电力输送广东，输电距离全长1417公里。送端换流站选定在云南楚雄州禄丰县，受端换流站则选定在广州的增城市。
从这个发展趋势和速度来看，规划到2020年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电网输送容量超过2 .6亿千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到那时，国家电网将建成覆盖华北—华中—华东的交流特高压同步电网，同时建设西南大型水电基地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送出工程，共同构成连接各大电源基地和主要负荷中心的特高压交直流混合电网。这个规划如果能够获得实现，那么东部地区将减少发电装机约2500万千瓦，每年减少东部地区煤炭和铁路运输量4 .8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13 .7亿吨、二氧化硫约1075万吨、氮氧化物约140万吨。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那么在中国东南部的负荷中心，例如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天空，每年四季将呈现更多蔚蓝的色彩，市民所呼吸的空气将变得更加清爽、新鲜，这些城市居民的视线所及，万物花开、姹紫嫣红。
四
在中国水电建设史上，可能还没有一座水电站会像三门峡那样引起广泛甚至是非常激烈的争议。黄河水在河套地区九曲冲抵后，过华山，下潼关，行至陕县，去路遭太行山脉所阻，河水以巨力冲开三路，即“人门”、“神门”和“鬼门”，此乃为三门峡。20世纪60年代初期建成的三门峡水电站在我国水利史上有过众多第一：黄河上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第一座高坝大库、唯一一座成为人民币图案的水电站，三门峡素有“新中国大坝建设的摇篮”之称。客观地说，三门峡建成后，通过水库的调节，为黄河下游防洪防凌安全、沿黄城市工业和农业用水、下游河道及河口地区生态平衡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水库调度、机组抗磨蚀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多泥沙河流水库如何长期保持有效库容、长期保持水库寿命，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方法。因此，在电站竣工后引起全国性的轰动也在情理之中，以至于诗人贺敬之在看了三门峡大坝后，激情难抑，创作了著名的《三门峡·梳妆台》，在讴歌水电站的诗作中，贺诗显然是独树一帜的。其中一节如下：
望三门，门不在，明日要看水闸开。
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
银河星光落天下，清水清风走东海。
但是，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陕西全省的连降暴雨，使三门峡工程再一次引起热议。当时，渭河流域洪涝成灾。据统计，陕西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 .9亿元，是渭河流域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然而却有专家指出，这一年的渭河洪峰最高流量每秒37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这显然是典型的“小水酿大灾”。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栏目在某一天播发了一部名为《张光斗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的专题，把这一年渭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原因的矛头直指三门峡水电站。张光斗认为：三门峡水电站为了发电，水库的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使得上游地区特别是陕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严重。渭河上游的泥沙流不到黄河下游河道，导致渭河的河床抬高，从而导致渭河一发洪水就冲出堤坝的情况出现。事实上，在此以前，国家水利部就曾召集陕、晋、豫三省相关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史称郑州会议。在郑州会议上，国家水利部一位副部长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熟悉中国当代水电史的人其实都清楚，有关三门峡工程的争论，早在建设之初就展开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黄万里。黄万里，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其父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追随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黄炎培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黄万里在庐山会议上会得到与彭德怀一样的评价，当时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庐山会议后的一天毛泽东遇见黄炎培显得有些不高兴，他对黄炎培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毛泽东又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骂共产党。不过，他的诗写得好，我要看。”毛泽东所说的《花丛小语》是指黄万里发表在1957年5月号《新清华》上的一篇3000多字的短文，这篇文章使黄万里成为右派有了再充分不过的理由。黄炎培面对毛泽东的质问颇有些诚惶诚恐，对儿子的舞文弄墨当然也就深不以为然了。
但是黄炎培无法左右儿子的思想。他想起了自己从前的一段往事也与文章有关，只不过那时的孙中山并没有因为黄炎培的年少气盛而不悦，相反却对黄炎培的才气十分赏识。事情发生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在上海闭门写作《孙文主义》。有一天忽然召黄炎培到家里谈话。孙中山取出已经写好的一部分初稿与黄炎培谈了自己写这部书的初衷。令黄炎培意想不到的是孙中山居然语意诚恳地表示自己不长于写文章，所以要将已写的请你看一遍，倘若字句有需要斟酌的请你动笔。孙中山是贵为卸职的临时大总统与革命领袖，可谓名满天下，而黄炎培虽然是同盟会员，若论职务上不过是革命后成立的江苏都督府下民政司里的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无论地位与影响都不能望孙中山之项背。但黄炎培也竟然没有谦虚谨慎的表示，毫不客气地当真为孙中山改起了稿子。那一天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还留黄炎培共进了午餐。
黄万里没有父亲的好运气。因为反对三门峡水电站工程建设的黄万里在那时已经显得十分孤立了。黄万里反对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主要理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建立在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万里断言若在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就会在水库上游淤积，从而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结果是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黄万里发表这些意见的场合是在一个高规格的研讨会，准确地说，参加那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年轻工程师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则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他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这个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1957年6月由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的这个研讨会本意是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但最后会议的方向就逆转了，成了以黄万里为对象的批判会。
1934年初赴美国留学的黄万里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是伊利诺伊大学工程院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黄万里除在诺利斯大坝上以工务员身份实习4个月外，他还自己驾车行驶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的各大水利工程。从黄万里这个履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大坝有独到见解的人。然而黄万里的见解似乎并不被看好，那次研讨会本来是个机会，又有温善章因为焦虑淹土移民而提出的低坝方案建议，但是1964年6月周恩来说：“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做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周恩来也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远在欧洲的意大利曾有一座为汲取工程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碑，即瓦依昂水坝。这座造型优美、总库容为1 .69亿立方米的大坝于1960年开始蓄水，但因为发生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一次水库滑坡灾难而使它最终变成了一座262米高的纪念碑留给后人思索。三门峡与瓦依昂水坝的问题没有绝对可比性，但是后来的事实是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损毁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三门峡水库成为一座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冲刷泥沙。实际上，黄万里在他的切勿修坝的意见被否决后，又退而求其次提出不要将江底6个施工泄水洞堵死。这个方案虽然得到与会者的同意及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施工时仍然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泄水洞全部堵死。此后这6个洞又以每洞1000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