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小说《开河记》说炀帝开凿运河的初衷是为了“凿穿王气”。明清小说中的《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说唐》之中，亦将炀帝开运河说成是为了下扬州看琼花，玩美女。那种荒诞不经的虚构故事，类似如今“地摊文学”的“艳史”之类，在说书人的口中广泛流传，在黎民百姓中影响深远。其实，琼花在宋代才出现，炀帝时根本没有琼花。文学中的虚构，夸张与传说代替了正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一个人坏事做多了，就会将其所做的好事也完全抵消和抹杀。
唐、宋时，也有人对炀帝开河有公正评价。唐代诗人皮日休所作《GFBC6河怀古》曾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虽也摆及了龙舟豪奢之事，但治水功可与大禹堪比，该是公允之论。唐代另一诗人许裳的《GFBC6河十二韵》亦云：“百年开GFBC6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亦为免去偏颇之论。而宋人卢襄也认为炀帝开河之举“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哉”。
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先生曾著文研究中国和世界古代最伟大工程长城与运河的价值。他说，对隋炀帝责骂的典型语句出自李密的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而李密恰恰是一个先反隋后瓦解瓦岗寨，再后又投降唐朝，最后又谋反被杀的反复无常的人，其评价人物的公正性可想而知。从史实来看，隋炀帝的大业之治前五年所取得秦汉亦无法比拟的辉煌业绩，盛极一时，本身已证明了其并非只是个只知玩乐的无道昏君，他曾开辟了中国的一个全盛时代，纵然只如历史中的流星闪烁，虽即寂灭，可光亮是深刻的，仍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然而，龙舟水殿所留下的豪奢确也惊人，从登基起便开始营造的离宫别馆及一处又一处华美的宫殿，直到死时尚未造完。不知道浪费了多少人力资财。大业六年之后的衰败，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大势已去的糜烂朽腐，以杀戮遮其过等，让他真正成了昏君与暴君。
炀帝气魄宏大，无论开河、兴兵、巡游、造宫殿之类，均无所不用其极，玩儿也玩得大且达极至之境。造显仁宫时，他下令全国贡献草木花果，奇禽异兽，搜罗各处的奇材异石，置于宫中。所筑西苑，于苑中开人工海，阔十余里，海中设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其上遍布亭台楼阁。海北有龙鳞渠注于海中，渠旁建十六院。苑内花木秋冬凋谢，便以绫彩剪叶装饰。池沼中也布满绫制的荷、芸、菱、芡。所建迷楼更是“千门万牖，上下金碧”，“工巧之极，自古无有也”。
大业五年之后，盛极的隋朝如充分利用运河贯通之后的有利条件，不折腾，轻徭薄赋，与民多修养之机，除奸佞，灭肖小，使上下内外统一，则必将成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健的大帝国。
可隋之亡，便亡在“甲兵屡动，徭役不息”。炀帝三征高丽，倾举国之兵，只为高丽王对其俯首称臣，既不掠城，也不灭国，似乎只为出一口恶气。如此轻率用兵，最终只得到一个口头诈降，却亡了自己。百姓是反对征辽之役的。“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已造成“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人饥相食，邑落为墟”的荒凉败象，“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其时，太史令庾质曾力谏：“此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三五年间，四海稍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对此直言，炀帝竟全然不顾，致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大业七年首伐高丽时，山东、河南发大水，漂没三十余郡。大规模的反隋起义就此爆发，反徭役、兵役，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一些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投奔义军，烽火四起，渐成燎原之势。
炀帝不顾人民死活，三征高丽致使官逼民反，朝臣中怀有异志者遂乘机火中取栗，于是乎众叛亲离，炀帝陷入绝境。炀帝无视民之艰难，而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却未用之于民，最后倒成了李密反隋之资。大业十三年，李密策划瓦岗军攻占了隋最大粮仓兴洛仓，开仓济民，恣民所取，得到热烈拥护。隋用自己积累的几十年也用不完的粮食助人灭了自己。正如王船山所言：“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
隋之遗产
据胡如雷统计，隋末乱世之中农民起义共120余起，而地主豪强起兵也达60余起，为历代所罕见，可见隋之内部矛盾是何等突出，如此纷乱之际，水火难容，宫苑之内又分崩离析，各怀异志，隋安能不亡。
当李渊的关陇贵族集团于纷乱中潜结英俊，密召豪友，于静观中培置势力，攻克长安扶炀帝之孙杨侑为傀儡皇帝，炀帝死后，杨侑“禅让”，李渊继位，国号称唐，便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帝。
唐朝建立，遂对官僚地主及农民起义武装采取了镇压和分化瓦解的方式，逐一加以铲除，此如王船山所言，斯时“白骨邱积于郊原，孤寡流离于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规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也”。“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地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言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悬绝矣。应当说，唐取天下固然靠自己的实力，但颇顾忌名分，起兵的时机亦恰到好处，在舆论上做得“名正言顺”而无大逆不道之嫌，即使继帝位亦为“让贤”，可见李渊的深思熟虑及其政治智慧。而“荡夷群雄”也确救民于水火之中，故唐之兴盛，亦在情理之中。
隋基业短暂，二世而亡，但隋却为历代的统治者及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宝贵遗产。其最为丰厚的遗产，便是炀帝开凿的大运河。
新朝初始，百废待兴。《新唐书》卷53《食货志》云：“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尽管隋末之乱江淮也曾遭战争洗劫，但与北方相较其害较轻。大运河为炀帝所奠定的基业，加以修整，令唐“渔翁得利”，给了其充足的实惠。故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皮日休在《皮子文薮》卷4《汴河铭》中亦指出：“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亦如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诗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其实，不仅唐朝前期，整个唐代基业，“军国大计，皆仰于江淮”【《权载之文集》卷47】。安史之乱后，“国之赋税，出自江南者十之八九”，到韩愈时，“江南田赋已占全国田赋总数十分之九”【《历史年鉴》第4卷】。北宋以开封为都，“国之根本，仰给东南”【《宋史·范祖禹传》】。金兵入侵中原，大宋南迁定都杭州，靠江南之富庶，南宋的半壁江山竟维持了200年。其时，大运河的舟楫灌溉之利充分发挥，致使南宋“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宋史·安焘传》】。工商贸易亦极为发达，杭州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国家银行“交子务”，杭州已成百万以上人口名扬世界的大都市。其时江淮各地，10万以上人口的商贸城市就达40多个，南宋的外贸收入已有200万缗。指南针亦已用于航海，并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商贸关系。至元代，杭州到大都【北京】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对古运河进一步修改取直，亦是财政赋役“无不仰给予江南”的反映。至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首在江南发展，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以及清100多年康熙乾盛世的出现，都和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清初学者顾炎武著书时，亦引明人于慎行《谷山笔尘》评价杨广开河一事称：“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
即使在今天，古运河尤其是江南运河，仍旧船来舟往，人们仍旧延续着享受古运河带来的福荫与便利。目前国家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亦有江南之水滋泽着干旱的北方。水是生命的源头，是人类文明之母。临水而居的人类繁衍生息，人类社会的产生，文明的演进，皆沿江河湖海而展开。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古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古印度的恒河文明，以及中国的黄河——长江文明，皆为河流文明。而古运河，成为连接黄河、长江文明的纽带，加快了其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其连通的大海亦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循环互利的交融，相互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文明是物质财富、思想文化和制度方式的综合体现，是各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学习、逐步提高和不断进步的结果，是知识、经验的积累和延续。而交通运输，则是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交流的重要前提。
就运河而言，其逐渐成为封建王朝的生命线，运河的“畅通与滞塞，都足以影响到国运的兴隆和衰替”，已是不争的事实。其经济作用，亦有目共睹。而在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的逐渐趋同，人文荟萃，青史留名的名流大家，更是比比皆是。马可波罗、利玛窦、普哈丁等均先后造访大运河；鉴真和尚七次东渡由此起步，《清明上河图》更是汴京繁华及汴河风光的生动写照，乾隆五下江南多经此线路，……大运河滔滔不息的流波，亦孕育、生长出一片丰富且独特的文化传统。
隋为后世所留丰厚遗产，除大运河之外，还留下了隋末触目惊心的起义兵乱，及二世而亡的深刻历史教训。正是目睹且经历了隋之覆亡的前朝之鉴，致使唐太宗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才有了居安思危，以“先存百姓为本”，“去奢省费，轻徭薄赋”【《资治通鉴》】，与民养息的一系列政策，致使经济发展，四海升平，人民安居乐业，为唐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隋为后世帝王所留下的遗产，还有“行之千年而不GFEA1”的皇帝之服色，所谓“定黄为上服之尊迄今不GFEA1”。这是历代史书所不载，孔、孟未言，独清代大学者王夫之所发现。隋之前的帝王，“夏尚玄、殷尚白、周尚赤。”“而周之冕服，上玄而下GFBC7”，理无定。而“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黄色“明而不炫，韫而不幽，居青赤白黑之间而不过，尊之以为事天临民之服可矣，迄于今莫之能GFEA1”。由此看来，千年以来的历代帝王，身加黄袍，身上都留有隋文帝的影子。
从隋始，施行千余年的法律，也始于隋代。王船山云：“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法定故也”。汉文帝时，不復用肉刑，已见文帝之仁，然汉之刑亦多制约，故五朝以来，亦有惨烈的兽食之刑。后来亦有定死刑为“磬、绞、斩、枭、磔”五种，都因为汉代法之不定所致。至隋，则死刑只定为两种，绞或斩。“并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重至于今，所承用者，皆隋之制也。”隋将死刑简化，除去极为残酷的“凌迟”等方式，并传之久远，确是“政之泽远矣”。刑极于死而止，所谓止恶、惩罪，不得已而为之。大恶者，不杀其恶不止，杀之以绝其恶，故此为生道杀人。而死法过于残酷，实无益于风化，恐怖施于人，于人无益。故夫之称，隋之律，“以启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并承续于各代，此也可视为隋所遗的“德政”之一吧。
隋之政权体制，亦有自己的创建。周代设六卿各司其职，上由天子直管六卿。可当时治教政刑，虽颁典自王，但各诸侯国自行于内，不为六卿所管，故政简。可秦一统天下之后，面对诸多的繁难国事，揽九州于一握，六卿之上，必须有佐天子以总理之者，故增设宰相之职。可相臣一人而代天子，则权力过于集中，加之事务极其冗繁，不利于治。而多置宰相，又可能产生互相推诿，责不专一，以及意见不一相互阻挠、拆台的弊病。隋之立法，设二僕射，两人皆为相，以两省分宰相之权限，各统三卿，而天子统二僕射。六卿依旧统庶司。此有条不紊，由小而至大，由众而至寡，由繁而至简。用王夫之所言，称其为“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以尽天下之至GFEA7”也。隋之独有的治法之善，以居要而治详，“不可以文帝非圣作之主而废之也”。事实上，设左、右丞相亦为后世君王所沿用。
隋沿着运河之岸建诸多粮仓，及时递运，与运粮转漕，何者有利？恐怕要视具体情况而言，其因时因地而各宜，不能一概而论。所谓递运，即每年轮换上年所储之粮，徐徐递旧而补新，源源相因，对农民而言GFEA1粮入仓，而仓储无期会促迫之苦，按所需调运，从容不迫，虽无近功，却能经久而行远。故隋沿河置仓递运之法，唐、宋均沿用，所以船山云：“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盖隋亡而法不亡也。”
隋代对中国历代皇朝影响尤为深远的举措，是隋炀帝首创的科举制度。文帝在位时就曾令各郡县举荐人才，委以责任。大业二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唐会要·制举科》】。刘肃《大唐新语》称炀帝“置明【经】进【士】科”，开始了采用“试策”考试取仕的科举选官制；杜佑的《通典·选举典》亦言“炀帝始建进士科”，确立了逐级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此做官不凭门第，不再豪门世袭，全凭考试，以才德取人，打破了门阀家世对仕途的垄断，形成了较为公平的竞争机制，也给具有真才实学的下层知识分子及穷困书生，提供了一条求学、应试、做官的进取之路。隋文帝时，江南人才入仕为官者寥寥，炀帝的科举制则给江南士子铺出上进的台阶，举明经、进士科，“试策”以及试诗赋，使久习经学、偏重诗赋的江南才子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诸多学子通过应试而登堂入室，进入高层统治者的行列。据《新唐书·选举制上》载，“唐制，取进士之科，多因隋旧”。武则天首创密封卷，也只是炀帝科举制的完善。想来后世历代著书立说之辈，他们无视公允，只知斥骂炀帝、称其十恶不赦，不知想没想到，其进士及第之时，仍受炀帝首创的科举制之赐。而炀帝之注重人才的选拔，不止科举一途。他认为四海之内必有“奇秀”，且人才“不必全备”，只要“一艺可取”则予以“采录”，“随才升擢”，“唯有功勋乃得赐封”。这种不拘一格任人才的取仕任用方式，今天看来也有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