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怒，就你尹会一知道体察民情，难道朕就不知道吗？我不就出去玩玩乐乐吗？有那么严重吗？还什么“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你倒给朕“试指出何人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也就是你个人想出风头，想青史留名，于是“谪戍”。所谓“谪戍”，就是发配边疆守护国土。但问题到这里还没结束，后来尹会一去世后，他的儿子尹嘉铨想给老子讨个谥号，毕竟爸爸好歹为大清朝奋斗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本来也不是个事情，但乾隆的积怨未消，不但没有给尹会一谥号，还趁机制造了一桩文字狱，把尹会一的儿子绞死。
在上谏方面栽跟头的不止尹会一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大腕——大名鼎鼎的纪晓岚，就是在电视剧中经常让乾隆难堪下不了台的那位。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
看到这段话之后，只能无语，堂堂的大文豪纪晓岚在乾隆眼里——实不过“倡优蓄之”。仅仅一个劝谏，就被骂成□□，纪晓岚哪里还敢让皇帝难堪。别的不说，把大臣比做□□，乾隆皇帝估计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皇帝如此，政风自然好不到哪儿去，而政风的好坏，则关乎天下兴亡，朝代的更替。在这方面，爱新觉罗家族应该有切身体会的，如果不是明朝老朱家的政风不好，他们哪能入得了关，定鼎中原。
由于一定的历史原因，清朝入关初期曾经任用了大量明末官吏，这些明朝的官吏自然就会把明朝的政风带到清朝，所以清朝初期的政治风气一直不好。但康熙通过个人魅力，亲作表率，同时进行多方政治教育，宣传儒家学说，以此提高官吏的道德素养，效果很不错，出现了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
尽管如此，康熙时期的□□依然很严重，尤其是康熙末年。这主要是康熙本人为了给人们留下“仁爱”印象，对贪污□□的官员基本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即使处罚也是象征性的。因而，在康熙朝就出现了明珠、索额图等巨贪，明朝的严嵩一直被认为是大□□，但明珠、索额图他们所贪污钱财是严嵩的数十倍，由于他们和康熙的特殊的关系——明珠是康熙的大舅子、索额图是康熙老丈人的弟弟，所以康熙对明珠、索额图的贪腐行为听之任之。于是乎，就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行为。
康熙驾鹤西去，接手的是雍正，暂且不论雍正的皇帝位子来路是否名正言顺，雍正在反□□方面还是大有作为的。面对老爸康熙留下的烂摊子，雍正雷厉风行，实行铁腕反腐。采取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是加强反□□的力度，对□□污吏严惩不贷毫不留情；另一方面进行制度建设，从根本解决问题，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所谓“火耗”，其实就是一种税收，在明代万历年间，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取碎银熔化重铸银锭的损耗费用。在征税时，加征的“火耗”往往大于实际“火耗”，之间的差额就归官员了。清朝初期，政府官员沿用了这种做法，“火耗”自然落入了官员的口袋。
为了解决贪腐问题，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就是将“火耗”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征收，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剩余的作为“养廉银”,用来提高官吏的收入。这样，一方面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廉政的推行。所以雍正不无自豪地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这也是雍正一朝吏治一直较好的原因所在。
其实，即便在雍正对贪腐高压时期，还是出现了多起因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而到了乾隆时期呢，老子好不容易取得了一点成就，乾隆却不好好珍惜，到乾隆中期以后，官员的□□那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这个时候，不仅中下级官吏贪污□□，就连大学士和珅也是如此，这可是乾隆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连他都□□，那局势可想而知。
终于自食其果，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乾隆还在世的时候，发生了川楚白莲教起义。起义被□□后，乾隆非常高兴，在功劳簿上又添一笔，除了“武功十全外”，再添“巨功”。
一年后，乾隆皇帝去世，但却给他的旁儿子嘉庆留下了一个更烂的局面，毕竟，乾隆不是康熙，嘉庆也不是雍正，所以面对乾隆留下的这个局面，嘉庆是承受不了的。
从汪中求先生和王筱宇先生合著的《1750—1950的中国》为我们提供的GDP走势图上就能看出，1793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就直线下降，往后几乎没有再上升过，直到1949年。也就是说，大清朝从1793年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