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内认为板垣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他身居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样一个高层指挥地位，以为日本对华战争多少年来叫喊得颇响，但从未见到一个对华战争的全盘计划，倒听说过陆军、海军之间的频繁纷争和陆军内部上下之间的好些矛盾。开战以来的方针、部署都是逐渐增加，有的又是朝令夕改，造成战略和战役指导上的许多混乱。因此他对部下的意见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进行反驳，却反过来问板垣：“那么依你的见解，大日本帝国究竟应该如何？”
板垣随即发表他一向认定的独具谋略的策论：“为了早日解决中国事变，必须首先戡定山西。要知道，制服山西即可制服华北，制服华北即可制服全中国。”为了显示他对中国的“了解”，板垣接着举出中国历史上的实例：“例如在金、元时期，制服北京不就制服全中国了！”
对此，寺内不以为然，并以现实事例诘问板垣：“既如此说，那么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为什么几十年称霸山西，但始终也未能在娘子关外发挥威力？更谈不上什么制服华北了。”
板垣回答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在10年前北伐战争收尾之时，阎锡山不就是以平津卫伐总司令的身份，占据平津和统治了晋、冀、察、绥4个省，并自称为中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吗？如果他不是首先占有山西，其势力也不会膨胀到这样的顶峰。”
对板垣的回答，寺内不冷不热地说：“中国军阀之间从来混战不息，今天你称王，明天他坐庄。如把混战中的短暂的占据也算是什么‘制服’，那么这种‘制服’，我真不希望以帝国的名义在华北出现。”
板垣未能正面说服寺内，就换了一个方式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蒋介石的看法是对的。他说同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从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说这是当年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毛泽东先生虽然口头上没有这样挑明，但从共产党的通电可以证实，决然要把共产党的部队倾其所有全部开向山西，由此也足见此人非同一般。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若不先戡定山西，休想平息中国事变，更谈不上制服华北，又何能把中国的邦土划进帝国疆圉？所以我想，我们不妨就蒋先生的言论和毛先生的行动反其道而行之，为要早日平息中国事变，当一次今日的忽必烈如何？”
板垣如此看重山西，确是他对中国“通”的表现。在战争开始阶段，像板垣这样一直咬住山西不放的，在日军高级指挥层中尚属凤毛麟角。寺内则认为，像板垣这样牵动对华战争全局性的策论，不论他同意与否，均无权作出决定。但为了平津侧翼的安全和下一步沿平汉线地区主决战时排除右侧翼的威胁起见，在局部的部署上作些相应的调整确也需要考虑。
板垣受到很大的鼓舞，随即对寺内说：“即以中国通四大王为其向华北腹地推进的先导，令板垣、冈村、土肥原、矶谷各自统帅自己的师团，擎起日本帝国的军旗，踏响中国衰老的旷野，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以其破竹之势，齐头并辔指向大黄河——其情其景，该是何等壮观！”不久，板垣受命率师自北平攻占南口。这个一出手便想致中国人于死地的“东洋之虎”，首先以主力直攻南口居庸关正面，以为挟日军飞机、大炮之锋利，再以坦克车队顺居庸关汽车路前进，不难将南口攻下。怎料飞机如何轰炸，炮队射击如何准确，炮弹如何稠密，其欲以优势兵器速占南口之企图终至失败。
板垣由于过分轻视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以为对那些只为派系利益生存的军队根本用不着在战略战术上花费脑筋，结果一开始便在居庸关碰壁。板垣不得已改用迂回战法，从南口右翼发动攻势，仍难得手。日本当局令东条纵队袭击张家口，守军刘汝明和二十九军即战失利，这使顽强抵抗10余天的南口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板垣才趁机攻下。
南口到手后，板垣本想沿平绥线向山西推进。然而左顾右盼，无论协助他自右翼进攻的冈村师，还是平汉、津浦线上的土肥原师和矶谷师均取守势，并无积极作西进和南下的企图。他所期望的中国通四大王齐头并辔指向大黄河的壮观景象并没有出现。随之他也接到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指示，要第五师团采取守势，暂不积极向山西推进。并令第五师团的大部分兵力向保定方面移动，板垣只带以步兵第四营为基干的少数兵力，从太行山北侧相机而行。
这无异给板垣头上泼了一桶冰冷的水。
从这则命令即可断定：板垣的“制服山西即可制服华北，制服华北即可制服全中国”的策论，由于寺内对它的可信性和妥当性始终持怀疑态度，因而绝对没有被华北方面军采纳的希望。但板垣没有就此罢休，他决意越过华北方面军而直接向大本营陈述他的意见，以使决策当局整个儿把进军的方向扭转，断然放弃关于中国事件不扩大方针。为了实现他的宏愿，板垣把希望寄托在石原莞尔身上。石原莞尔是板垣策动武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合谋者。趁石原坐在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交椅上的良机，板垣很快用私人信件详细阐述了日本对华政策中首先攻克山西的必要，迫切希望尽快付诸实施。
石原认为日本目前以扶植“满洲国”为其国策，而这个扶植又是燃眉之急不容推迟的。如果扩大中国事变又不能速决，自身势必要承担拦河坝似的重任。但他不能对板垣的意见置之不理。于是，只好向参谋次长多田报告了。多田次长坚决拒绝了违背不扩大方针的要求。
百难不屈的板垣仍旧顽强不屈，再三提出强烈的意见。就是在这样提出——拒绝——再提出——再拒绝——再再提出——未再拒绝之际，信息终于又反馈到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来。
原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针对蒋介石对抗战动摇不定和幻想和谈了事的侥幸心理，采取了狡猾的两面政策，在“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增兵华北”的同时，却以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谈判和平解决”作掩饰。其所谓“不扩大方针”虽也反映了决策当局在对华侵略步骤上的分岐，但其实际作用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而已。
作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仍旧从“为了下一步沿平汉线地区主决战时排除右侧翼的威胁”考虑，令板垣继续沿平绥路向山西推进。板垣虽然没有最终达到目的，但思想上稍许得到点安慰。在继续向山西推进的路上，商都、怀来居然未经过什么费力的作战便攻克了。那么在讨论如何攻取矗立在外长城依偎之中的北方重镇大同时，板垣便多了一番思索：仍旧运用大迂回的战略战术，仍旧是他和东条搭档，何不接受南口的教训，到头来落个吃力不讨好呢？于是，他主动请缨，抢先挑了大迂回的任务，把正面进攻留给了东条。特别想到正面强攻必定要与山西北路总指挥傅作义交手，板垣颇为自己的这番心计暗暗得意。张家口既占，板垣即把进攻的矛头适时转向察南蔚县。瞅准了汤恩伯第十三军从南口撤退以后，2师南调、3师撤防的机会，即向蔚县、广灵、灵丘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