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击粤军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闸北区发动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蒋介石却在谋求同日本妥协，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中国不得驻扎军队，只能由警察接管。相反，日本却可以在许多地区驻扎军队。这个屈辱的协定传出之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日本又加紧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于3月9日在长春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执政”。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全国民众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然而，就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立即布置对南方红军和根据地的“围剿”，并且把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4月，蒋介石组成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并准备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5月1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对红军和根据地的“清剿”。
然而，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军事进攻，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因此，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条件，“占取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已经提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了。于是，临时中央要求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的红军要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态势。这时候，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前委的名义已经被取消，其所属部队归刚成立的中央军委指挥。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来指示，批评了苏区中央局不认识进攻路线的重要性，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要求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扩大苏区，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
这时，陈济棠3个师的兵力开始从广东向北进攻，赣南根据地受到威胁。于是，6月5日，临时中央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通报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苏区的兵力部署，对各根据地红军反“围剿”的任务作了规定。其要点有：（1）中央苏区第一、第五军团主力先与河西的第三军团配合解决进入赣粤敌人，在可能的条件下占领梅岭，然后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夺取南昌为目的；（2）红十二军向闽北发展，打通闽西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3）赣东北苏区首先要与闽北苏区连成一片，并向皖南发展；（4）湘赣苏区红军除与三军团配合击破进入赣粤的敌人外，还应积极地在永新、莲花、宁冈一带活动；（5）湘鄂赣红十六军主力应加紧在鄂东南，尤其应在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活动，破坏武长铁路；（6）湘鄂西红三军以一部分兵力巩固洪湖苏区，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使鄂中苏区连成一片，并与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7）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红二十五军巩固皖西新苏区外，主力应扩大巩固鄂东苏区，以一师以上兵力越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造成平汉路两侧的新苏区，必要时再进攻黄陂，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6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福建上杭县的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进入赣粤敌军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西路军会合。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东路军由闽西出发，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赣南急行军。6月中旬，周恩来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问题，决定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应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迅速向外发展。
6月下旬，红一、红五和红三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庾东北地区，并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仍辖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军行动。此时，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要求各地红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军事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必须尽量扩大与巩固红军，中央苏区红军扩大1/3，湘西红军扩大1/3，鄂豫皖红军扩大1/2；各地红军必须编足和充实起来，红军各军必须开始城中战、堡垒战与射击飞机的演习。
6月21日，红军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决定，红军首先向赣粤敌军的后方基地，广东北部的南雄发起进攻，并于当天下令全军迅速、坚决地消灭进入赣粤的敌人。命令下达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向南雄推进。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从湘南返回到赣西南的大庾东北地区，以钳制由赣南后撤的粤军。
侵入赣南的粤军，得知红军主力由闽西回师赣南，并有夺取其后方南雄的意图后，连忙命令李振球、叶肇两师共8个团向大庾集中，企图在东、西两路红军会合之前实行各个击破。7月1日，当敌人的两师向南推进到南康、大庾间的池江附近时，遭到红三军团的截击，敌人4个团被击溃。7月4日，红三军团开始向大庾粤军发起围攻，但因粤军凭险固守，双方形成对峙。
7月7日，粤军第四师由赣南信丰到达南雄附近的乌径，其独立第三师、第五师则由韶关出发增援南雄，企图南北夹击由闽西回师的红军。
7月8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同这两股粤军展开激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肉搏战，红军击溃了粤军10个团。这次战斗的惨烈超乎想象。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斗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言过其实。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度，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居然泛着红色。”
这次战役的教训主要是前方误报了敌情，红军兵力又不集中，当红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只是将敌军击溃，并没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7月20日，朱德发布训令说：在战斗时，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常因战争环境的变化而有许多随机应变的处置。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地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作出决策和处置。但报告如果不属实，那么处置起来就会因此而出现错误。这是各级指挥员必须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了大庾的敌人已经退却的情报，致使我军改变了作战目标。又如五军团报告水口的敌人已经退却，我军追踪不及，使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发生改变，导致该敌不能迅速歼灭，延长战局达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量不足，也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如果不严格纠正，将来还会影响战局，对革命战争不利。
经过南雄、水口战役，红军共击溃粤军15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
这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解除了红一方面军后来在北线作战的后顾之忧。
（二）攻克乐安城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各地军阀发动了对全国红军的“围剿”。
在数十万敌军压境的危急时刻，毛泽东、朱德决定抓住战机，发起乐安、宜黄战役。驻守在乐安的是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旅和第八十旅的一个营。
但是，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要求，红一方面军应立刻乘胜从赣州上游西渡赣江，沿江北上，夺取赣州、吉安，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2月至3月，红军曾围攻赣州达33天之久，不仅没有攻克，反而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撤退。现在，临时中央又要求红军攻打赣州，怎么办？打还是不打？这时，红一方面军各军团还正在信丰一带休整。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量后认为，临时中央的计划难以实现，因为敌人已经集结了40个团以上的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报告了他们的想法：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集，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南的敌人，都有被敌人绝断的危险。如果进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决定经赣江下游，先夺取万安，求得渡河条件，解决陈诚、罗卓英4个师的主力，以夺取吉安等城市，如果敌人渡河决战则更好。
按照上述决定，朱德下令部队由赣粤边境北上，于8月上旬先后到达兴国、宁都地区。随着红军的北上，敌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也沿赣江西岸北进，于8月上旬到达遂川地区，敌第二十八师向万安集结，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
8月上旬，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兴国县竹坝召开军事会议。紧接着，苏区中央局也在兴国召开会议。这两次会议重新讨论了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认为赣江以西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红军如果按原定计划由万安西渡赣江，势必将陷于被动。而赣江以东的敌军兵力相对比较薄弱，特别是乐安、宜黄地区只有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驻守，容易攻克。基于这样的分析，会议决定放弃西渡赣江的计划，改为北上直取乐安、宜黄。
此前，即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们在电报中说：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这一建议得到苏区中央局的认可。
8月8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通令说：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已到军中工作。同一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还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了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指出：从眼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北路“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的高树勋所部。
8月16日凌晨，红军进攻乐安城的战斗打响了。在林彪、聂荣臻的指挥下，红一军团第三军袭击乐安城，但由于城墙坚固未能攻克。于是，聂荣臻亲自到前沿阵地进行观察，决定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调整作战方案。聂荣臻分析说，攻打这种高墙固垒的城池，红军在没有强大的火力和爆破能力的情况下，决不能强攻，而应该采取声东击西的方法，运用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谋略，使敌人造成以虚为实的错觉，使他们判断失误，红军再乘虚进攻。聂荣臻的意见得到林彪的支持，两人达成统一意见以后，对红军的兵力部署进行了调整。聂荣臻要求红三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乐安城东门，而且要打得狠、打得猛，摆出一副攻城态势，迷惑守城的敌人，使其把主力调往东门。
根据新的作战意图和部署，担任佯攻任务的红军以积极的态势向乐安城东门发起猛烈攻击。守敌果然上当，以为红军在强攻东门，于是，急忙调动城内大部兵力，对东门实施增援。就在东门激战的时候，红三军主力迅速接近南门，对南门发起强大攻势。南门的守敌力量薄弱，且疏于防守，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被红军攻破。红军在扩大突破口之后，立即向城内进攻，一举拿下城南大部分地区，并向东门推进。此时，东门守敌因侧后受到红军攻击而不得不分兵抵抗。在红军的两面夹击下，敌人很快就溃不成军。守敌见城池难保，便请求派飞机前来支援。可是，敌人的飞机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红军击落一架。这是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击落敌机，极大地鼓舞了攻城部队。面对击落的敌机，林彪非常高兴，拉着聂荣臻的手说：“聂政委，这是红军第一次打落敌机，我们在敌机前合个影，很有纪念意义。”聂荣臻连声说道：“好，好，蒋介石送来的飞鱼，正好做个纪念，也好让战士们打破对飞机的神秘感，这种现代化武器也并可怕，也是可以战胜的。”警卫员用照相机给聂荣臻和林彪两人拍了一张照片，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现在还保存在中央文史档案馆里。
战至17日下午2时，红军攻克乐安城，全歼高树勋第二十七师1个旅零1个营，俘敌人3000余人。红一方面军北进首战告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