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指挥红军乘胜前进，先后击溃高树勋部两个团，直抵宜黄城下。驻守宜黄的是高树勋的4个团，还有保安队1个团。8月20拂晓，红军向宜黄发起猛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红军消灭了大部分守军。逃往临川的敌人又被红三军消灭了大部。
至此，乐安、宜黄战役痛快淋漓地结束了。红军歼灭高树勋第二十七师3个旅，俘虏5000余人，缴获枪支4000多支。另外，红十二军乘胜进占南丰县城，闽西独立第七师攻克了宁化县城。红一方面军在7天之内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仅援助了赣东北、赣西北，策应了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而且调动了赣江的敌人，使粤敌难于深入苏区，为河西苏区及红八军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并可进逼吉安。
乐安、宜黄战役结束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指挥红军向东急进，于8月24日进至南城近郊，准备乘胜夺取南城。但是，经过实地侦察后发现，南城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而且地势险要，城内外又有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的3个师共17个团凭险固守。此时，周围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陈诚指挥的第十一、第十四、第九十师正在东进，已逼近乐安，企图增援南城，同红军主力作战。另外，红一方面军自北进以来，连续行军作战，没有得到休整，全军上下已经十分疲惫。
针对上述情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按原计划强攻南城不仅不易得手，反而会形成与敌军在城下对峙的极为不利的局面。于是，他们果断地决定放弃攻占南城的计划，也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要求，北上夺取抚州、南昌，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南城撤围后，向南转移至中央苏区北部的东韶、洛口一带休整。事实证明，这个决策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保持了红军的主动，对今后的作战十分有利。
（三）血战皖西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剿匪”军事会议，部署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蒋介石决定，从1932年7月至1933年3月，准备分两步走：首先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之后，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7月中旬，蒋介石为了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包围，调集了24个师零6个旅，30余万人，从西、北、东、南四方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
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让红七十三师前往皖西。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率领七十三师教导团北上，这个团是1931年10月由红十一师三十一团、十师二十八团、十二师三十四团和红十二师师部合编而成的。邝继勋乘虚占领了淮南险隘正阳关，回师时又占领皖西重镇霍丘，将根据地向北扩展了50多公里。为阻挡红军的进攻，蒋介石连忙将徐庭瑶的第四师部署在蚌埠一线。参加这次战斗的双方都投入了精锐部队。指挥这次战役的是军长邝继勋，参战部队有红二十五军教导团和霍丘独立团。
徐庭瑶第四师独立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汤恩伯、关麟征、杜聿明等都出自该师。关麟征任独立旅旅长，杜聿明任第二十四团团长。
战前，邝继勋判断，皖西红军兵力空虚，红七十四、七十五师组建不到两个月，战斗力不强，现在这两师又分别部署在皖西苏区的中部和南部，如果集中起来作战，不仅会使大片苏区失去武装保卫，而且还会使六安、霍山、潜山的敌右路军渡过淠河长驱直入。在此情况下，邝继勋率领教导团凭借霍丘城三面环水、只有南门一条路可以进出，这样一个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的进攻，为红军主力回师皖西争取时间。
7月7日中午，敌人开始向驻守在霍丘县城的红军发起进攻。关麟征素称善战，但是，在霍丘城下，他尝到了红军的厉害。第一天，敌人就遭到红军的猛烈反击，死伤惨重。敌人的先头部队被红军打得东躲西藏，不得不草草收兵。第二天，关麟征运用刚调来的一个团从南门发起进攻。由于红军堵死了城门洞，敌人的大炮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时，红军越战越勇猛。邝继勋率领红军冲出城门，向溃退的敌军实施反冲击，将敌人追出一里开外。
敌人两战两败，恼羞成怒。关麟征命令全旅10多门迫击炮对着城墙拼命轰击，不惜一切代价要在城墙上打开一个豁口。一时间，南门城墙上下，狼烟四起，响声震天。一番炮击之后，城墙终于被敌人炸开了一大块。关麟征连忙下令攻击，可是，连吃败仗的敌人开始军心动摇、士气不振，在红军的火力阻击下再次狼狈逃回。战至第三天，关麟征将其最后一个团也投入战斗，而且亲自督战。可惜，由于道路过于狭窄，敌人的大批人马无法展开。在红军火力的阻击下，攻城的敌人无法接近城门。经过一场激战，敌人死伤累累，已经无法重新组织进攻了。
战至7月11日，关麟征组织所有兵力向红军发起进攻。为消耗红军的实力，关麟征命令炮兵再次对霍丘南门城墙和城内目标进行轰击。炮火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红军遭受很大伤亡。此时，城内已是一片火海，南门城墙多处倒塌。敌人的3个团轮番攻击。战至天黑，一部分敌人冲进城内，但很快被红军赶了出来。
7月12日，徐庭瑶带领第四师师部和杜聿明的第二十四团赶到霍丘城下。经过几天的激战，红军剩下不到100人，但他们仍然顽强作战，使敌人无法攻进城内。这时，敌二十四团开始向霍丘发起攻击。战至天黑，红军战士只剩下20余人。
此时，敌人发起总攻。敌人一团的兵力蜂拥而上，冲进城内与红军展开巷战。邝继勋虽然多处负伤，但仍坚持指挥战斗。最后，几个战士拼死把邝继勋拉下城，乘夜色撤到城外。
霍丘之战，沉重打击了敌人，使敌人再也不敢长驱直入了。位于淠河东岸的敌人，也只是隔河观望，畏缩不前。鄂豫皖苏区的东边暂时稳定下来。
8月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鄂豫皖根据地，黄安处在危机之中。张国焘决定撤出麻城之围，命令十分疲惫的红军日夜兼程赶往黄安，随后又转向七里坪堵截敌人。尽管红军英勇奋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但自己也遭受了重大伤亡。接着，敌人开始会攻鄂豫皖根据地政治中心新集。红军经过5天的激战，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未能有效地阻止敌人的进攻势头，红军陷入敌人的3面包围之中，不得不撤出新集，转向皖西。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寨、燕子河之后，又面临敌人重兵压境的不利局面。9月13日，张国焘向临时中央告急。9月14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如何摆脱困境提出了具体意见：为了打破敌人分进合击的战术，红军不应“固守一地”，也不要“求战太急”，而应该诱敌深入，争取在有利的条件下，“在运动战中选择敌人的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断、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第四次‘围剿’”。对于这封电报，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的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此时，张国焘已由过去的盲目轻敌变得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能打一仗，就没有力气再打第二仗了，不去执行上述指示。
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红四方面军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到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是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经过浴血奋战，翻越秦岭，经过2个多月、行程1500公里，于1932年底到达四川北部，开辟了川陕边根据地。
（四）宁都会议
正当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乐安、宜黄战役之后，在如何应敌的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的负责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导致了宁都会议的召开。
对于红一方面军撤围南城转移到东韶、洛口一线休整，中央局负责人表示不满。9月7日，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批评红军“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这是“不正确的决定”。他们还说：如果红一方面军尚未移动或集中在洛口附近，仍然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人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这是最为有利的形势。第二天，周恩来复电中央局说明：从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和红军疲劳状况来看，袭取永丰是不可能的。红一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7天绝对必要。
然而，在后方的中央局负责人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前进，威胁南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和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的支援。但是，在前线负责指挥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这个意见行不通。9月23日，他们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提出意见：出击必须有胜利的把握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在目前敌情与红一方面军现有力量的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没有把握的，如果急于求战，势必将造成更严重的错误。他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是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成敌情发生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行动方针。9月25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完全否定了他们提出的这一布置，甚至批评说：这在实际上将会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红军分散也有被敌人袭击的危险，于我们不利，这可能会演变成严重错误。中央局的负责人认为，红军主力配合所能联系的力量积极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并求得消灭此敌。如果因为敌人三面增援，十分不易得手，红军主力可由南丰、黎川之间，突击或佯攻南城，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当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回电，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他们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作战，对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的援助，并且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红一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而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造成更不利的局面。如果进攻乐安，以过去的经验，急切是不易得手的，势必会引起西路敌人的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使红军陷于不利局面。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发挥不了作用，无法打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所以，他们认为，要想打开目前的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到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不失时机地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考虑到他们同后方的意见分歧很大，提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议，讨论中央指示和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