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周至柔接到临川总指挥部的急电，电报说：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和吴奇伟的第四军被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击溃，退至浒湾附近。红一、红三军团现已掉头包围第十四师，希望你们向南城撤退。接到电报后，周至柔立即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会上，有人主张同红军拼到底，但是，以稳重著称的周至柔决定按总指挥部的意图行事，命令部队向南城撤退。于是，敌十四师按照第四十一旅、师部及其直属部队、第四十旅的次序进行撤退。第八十旅的七十九团负责断后。当时，天气寒冷，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为了逃命，完全顾不上这些了。第二天天色微明时，敌第十四师撤退至距南城5公里处的一座桥上。突然，四周枪声大作，原来，红军已经追来了。担任后卫的敌七十九团的一个营拼命抵抗，营长阵亡。由于天色已亮，红军停止了追击。这次战斗，红军共歼敌20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但自己也付出了较大伤亡。黄狮渡、浒湾战役的胜利，为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七）南丰失利
黄狮渡、浒湾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针是什么？战场应放在哪个方向？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又发生了意见分歧。实际上，这种分歧是宁都会议争论的继续。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的苏区，等待北线敌人发动进攻时，再将其消灭在运动中。1月12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并转中共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意见。当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他们要将作战中心转到信河南岸，协同红一方面军将闽浙赣苏区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1月16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红军首先应该打击南城城外的敌人，以调动敌人，求得战机。1月21日、23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中央人民政府并转中央，提出不同意见。
1月24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命令他们一定要将红军今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向苏区中央局汇报，不要拖延过迟，并要求他们同中央局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指示：集中红军所有主力夺取南城并巩固和保持，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最后，中央局强调，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应立刻将前方的决定直接电告中央局，并且告诉执行的结果。
尽管如此，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还是不同意中央局的上述指示，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央局和中央陈述了他们的意见，明确提出强攻南城和南丰的不利条件：一是暴露我军的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的夹击；三是红军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周恩来建议，应该乘敌人部署尚未完成之前，红军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他还特别说明：上述意见，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大都同意。
正当前方负责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同苏区中央局在红军作战方向上发生争论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1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随后，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朱德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看来已不可能实现了。于是，他们率领部队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2月3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央局，认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而具体部署事宜属前方负责同志。他们希望远离前线的中央局不要处处干涉前方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可是，这个意见仍然没有被中央局接受。第二天，中央局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回电，坚持认为，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红军无法避免攻击坚城，要求他们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红军目前的行动，以先攻南丰为宜，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这是我们目前的方针。中央局强调说，这个新计划已经在中央局全体通过，要求前线负责同志立即进行讨论，并将执行的具体部署电告中央局。由此看来，在攻打南丰的问题上，中央局不容许再有任何争论了，必须无条件地坚决执行。
尽管如此，2月7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共中央，再次陈述了他们的意见，请求中共中央、中央局必须给前方的活动以机动余地和应有的职权。
在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一再坚持下，2月9日，红军向南丰地区开进。南丰城为抚河战线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由陶峙岳的第八师5个团防守。12日黄昏过后，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各一部乘夜雨向南丰城西北面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但因工事险要坚固，经过一夜的猛攻，战至第二天凌晨，红军未能突破敌人的防御阵线。
歼敌不足一营，红军却损失了400余人，师长彭鳌和两名团长牺牲。担任主攻任务的中路军总指挥陈诚获悉红军围攻南丰，考虑到南丰重要的地理位置，又是敌人“围剿”红军的支撑点，于是，命令守军第八师据城固守，同时急令驻南城的第十四师增援，还命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丰集结，吸引红军于南丰城，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
周恩来、朱德看破了陈诚的这一意图，认为红军继续强攻南丰，必将遭到国民党大部队的包围，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们果断地决定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丰城以迷惑敌人，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撤离南丰，秘密转移。
（八）再战黄陂
1933年1月，陈诚将中路军编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由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下辖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第二纵队，由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下辖第十、第十四、第二十七、第九十师；第三纵队由第八军军长赵观涛指挥，下辖第五、第六、第九、第七十九师。第四十三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16万人。
2月下旬，国民党南昌“剿总”所属部队经过补充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开始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
陈诚所属的中路军的作战方针是，将战略目标放在闽赣要地，先是黎川，然后是广昌，以分割苏区，再进行“围剿”，以数路部队分进合击，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根据这一作战方针，敌第一纵队以宜黄、乐安为基地，由西向东攻击广昌。可是，该纵队所属的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还远在安福、吉安一带，中间还隔着赣江，需要行军几百公里，才能到达宜黄、乐安。当时，有人向陈诚建议，绕道后方经国民党地区再向黄陂开进。
但是，陈诚一贯轻视红军，又急于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命令两个师取捷径走吉安、永丰到乐安。
敌第五十二师于1931年9月，由第十一独立旅、第十四攻城旅以及韩德勤的残部编制而成，下辖2个旅、6个团，师长为李明。第五十九师于1932年10月，由原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十八军的3个团编制而成，下辖2个旅、4个团，师长为陈时骥。
2月22日，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安福、吉安经过长途行军，先后达到乐安。由于罗卓英指挥第十一师向宜黄推进，于是，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由李明指挥，向黄陂前进。敌人准备在第一纵队主力同第二纵队会合后，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广昌地区。
周恩来、朱德看穿了陈诚决战心切的意图，派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东渡过抚河，向黎川地区急进，以吸引陈诚部主力向东。2月23日、24日，红军主力向南秘密转移至宁都北部的东韶、洛口一带，一边休整，一边隐蔽待机，准备将敌人消灭在运动中。
这时，陈诚果然认为红军主力去了黎川，急忙下令第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为了配合第二、第三纵队的行动，2月24日，罗卓英带领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指挥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赶到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然后，三个师合力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的退路。
出发前，李明将第五十二和五十九师分为两个纵队，平行前进，相互间隔15公里。2月26日，敌五十二师由乐安出发，第一五四旅担任前卫，向黄陂前进。
由于敌中路军的3个纵队被分隔在相距比较远的地区，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造成了有利条件。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之后，在东韶召开军事会议，认为向黄陂推进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师现已暴露在红军面前，而且同在黎川地区的第二、第三两纵队相距较远，处于孤立地位，这正是消灭敌人于运动中的大好时机。黄陂一带山高林密，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地形险要，便于红军大兵团伏击。所以，会议决定，红军在黄陂预先设下埋伏，打一个大兵团的伏击战，以歼灭敌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