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中央局再次来电，指示红一方面军应向北攻击乐安的吴奇伟的第九十师。他们还提出：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召开。当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中央局，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北攻乐安的意见。他们指出：乐安的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打乐安用了两天时间，如果三天攻不下来的话，西边的敌人援兵势必会赶到，对红军形成内外夹击。他们提议，中央局全体会议，项英、邓发两同志回来后，仍以到前方召开为妥，因为有许多问题必须讨论解决。时间以10月10日之前为妥。当天，毛泽东、朱德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对红军反“围剿”作了部署。他们在训令中对当前敌情作了全面分析：苏区工农红军为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应向北做一时期（10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他们提出，红军军事行动的重点在南丰以西，宜黄、乐安以南地区。红军的任务是消灭这些地区的敌军据点，建立和扩大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备战的状态布置战场。但是，中央局负责人对毛泽东、朱德的这个训令意见很大，认为“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是“极危险的布置”，强行命令红军执行，并决定在前方召开中央局会议。9月30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认为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准备向中央苏区发动大举进攻，形势日益严峻。当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指出：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并已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以召开，军事行动计划也将在这次会议上决定。
为了解决红军行动方针的分歧，1932年10月上旬，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的战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于是，会议讨论了在根据地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的问题。会议对1932年发生的几次战役作了评价，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绝对有必要的，虽然承认红军夺取漳州取得了胜利，但又认为这一举动延误了红军北上攻打中心城市的时间。会议对毛泽东及其在红军中采取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会议却指责这一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在3月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把9月26日的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乐安、宜黄战役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不强攻中心城市而在新区开展群众工作的正确部署，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因此，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会议对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周恩来主张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朱德、王稼祥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会议甚至认为，毛泽东“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让他继续留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由于没有得到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不同意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担任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的要求。
会议提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宁都会议结束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为由，以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将他调到后方。接着，又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关于这次会议，事隔多年之后，朱德还经常谈起。他多次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10月12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宁都会议的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决定，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五）敌人重兵压境
宁都会议前后，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相继失利。10月，中共湘鄂西分局决定，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红三军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南下，于12月到达湘鄂边境的鹤峰。这样一来，蒋介石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的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
10月14日，朱德、周恩来在广昌发布作战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尚未完成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
于是，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从广昌出发向东急进。10月18日至22日，5天之内，红军接连攻克建宁、泰宁、黎川、邵武4座县城。11月8日，红军攻克光泽县城。17日，红军北上攻克资溪县城。19日，红军又攻克金溪县城。陈诚见连失7城，连忙下令原来驻扎南城的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和驻临川的孙连仲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金溪。11月20日，敌第二十四师进至南城东北。第二天，朱德、周恩来乘该师正处于运动之中，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三军主力一举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敌人的夹击。
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围剿”，11月24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向红一方面军发出紧急训令，明确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红一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要认识到目前任务的严重性，应将一切精神集中于歼灭敌人的任务上。根据前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红军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人的“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还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加紧军事训练。于是，周恩来、朱德发出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指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有落后的现象，在敌人大举进攻期间，是不可容忍的现象。因此，我们要利用战斗间断的瞬间，予以迫切的训练。
为了便于指挥作战，12月26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各作战区指挥部发出密令，指出：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他们还强调，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加了，因此，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都要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所以，我们要以较前三次反“围剿”期间更加紧张和努力的态度来加强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在此期间，朱德还要求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加强前线作战能力。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的领导下，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调集近40万兵力，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为此，何应钦调整了部署，将原来按照辖区划分的第一至第九路分区的防守部署，改变为适合于积极“进剿”的机动兵团。将驻守抚河和赣江两岸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编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由陈诚任总指挥；将驻守在邵武、将乐、永安、龙岩的第十九路军和福建省的部队共6个师零1个旅编为左路军，担任福建省的“清剿”任务，由蔡廷锴任总指挥；将驻守在上杭、寻乌、信丰、赣州的粤军6个师零1个旅编为右路军，担任赣南、粤北的“清剿”任务，由余汉谋任总指挥；第二十三师为总预备队。另外，还有4个师零2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防守。第三、第四航空队以南昌为基地，支援作战。
1933年1月，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六）黄狮渡、浒湾战役
1932年底，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金溪境内活动，准备向资溪方向撤退。为阻止红军北进，12月，敌第四军军长吴奇伟带领第二十七师和十四师沿金溪公路追击红军。第二十七师由池峰城旅担任前卫，第四军紧跟在二十七师后面，第十四师作为右纵队与第二十七师齐头并进。
当第27师行至槐树湾时，遭到红军的阻击。经过一阵小规模的接触，红军主动撤退了。第二天，敌人开始追击红军。敌第二十七师沿公路搜索，第十四师沿公路以南向金溪县城前进，第九十师为预备队，也沿公路推进，以策应第二十七师和第十四师。第十四师师长为周至柔，下辖第四十旅、第四十一旅，共6个团，加上师直属部队，全师共1.4万人。就在敌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集合时，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主力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此前，敌人的情报说，红军已经向资溪撤退了。结果，敌人在红军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顿时乱作一团。第二十七师1个团被红军消灭。这时，敌第九十师奉命赶来增援。红军没有追击溃逃之敌，而是向临川县城撤退了。
为了阻止红军向北发展，敌人以第五师一部布防黄狮渡。红军为了北上，于12月30日决定向黄狮渡的敌人发起进攻，占领金溪，以便打击敌人的援兵。1933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当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发布训令说：红军的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关键。要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面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至柔）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防线，打乱敌人大举进攻的部署。
1月4日至5日，红军全歼黄狮渡守敌，俘虏1000余人，生擒敌旅长。由于红军的行动迅速而秘密，被俘的敌旅长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接着，红军占领了金溪县城。
1月5日，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和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共14个团开始向红军进行反扑。1月6日，敌人在浒湾集中完毕。第二天，敌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共8个团组成的左翼攻击队，由八角亭、枫山铺向金溪攻击前进；第十四师6个团组成右翼攻击队，由浒湾、琅琚向黄狮渡攻击前进。敌人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进行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于浒湾地区。针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意图，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准备歼灭这股敌人。1月7日，周恩来、朱德赶在敌人尚未会合之前，命令红军攻击浒湾。第二天上午9时，浒湾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红军右路纵队在枫山铺及以下地区击溃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并乘胜占领浒湾。
当红军右路纵队向浒湾敌军发起进攻时，由红五军团组成的左路纵队在黄狮渡以西地区阻击敌十四师。1月8日上午，敌第十四师第四十旅推进至黄狮渡以西十几里处的丘陵地带，遭到红军的阻击，旅长夏楚中被红军打伤。周至柔连忙下令部队展开队伍准备迎战。敌第四十一旅的两个团向红军进行疯狂反扑，战斗异常激烈。周至柔将他的师部搬到距离黄狮渡不到5公里的一个村庄里。由于敌人的火力过于强大，红军遭受到相当大的伤亡，被迫向后撤退。从黄狮渡的地形来看，有一条河流流经金溪，注入抚河。黄狮渡以西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其中有一座高山。当时，红五军团副总指挥、红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就在这里指挥战斗，不幸中弹牺牲。赵博生原为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1931年12月在宁都暴动参加了红军，其部队编为红五军团。当时，敌第十四师虽然奉命向这一带的红军实施佯攻，但他们还是凭借强大的火力，占领了周围的几座高山。不过，敌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负责进攻的第十四旅，官兵伤亡很大，连排一级的指挥官伤亡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