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正是红军打破敌人“围剿”的有利时机。为了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11月24日，周恩来、朱德致电博古、项英、李德，告诉他们，蒋介石正在推延进攻中央根据地的时间，抽调部队入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红三、红五军团应该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希望中央早作决定。
当天，周恩来、朱德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他们抓紧这一机会在赣东北、闽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准备随时截击或钳制敌人的行动部队。尽管毛泽东此时受到排挤，但他也建议中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威胁敌人的重地，向广大的无堡垒地段作战。采用这种方法，能够迫使进攻赣南闽西的敌人回援其重地，粉碎敌人对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可是，博古、项英、李德拒绝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提出的配合十九路军的正确建议，要求红军继续留在内线作战。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规定：我们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敌第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击该敌，我们要看敌第一路军与十九路军作战的结果以及敌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于12月中旬突然将红军主力转移到西边对付敌人的第二路军。他们甚至宣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他们还主观臆断：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寻找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博古、项英、李德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相反，他们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结果，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下，加上自身的失误，很快就被蒋介石的军队打败。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解体。博古等人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有力的配合，不仅丧失了同国民党内部抗日反蒋势力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
的有利时机。朱德后来说：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的敌人。敌人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国民党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很焦急，如果红军去打，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制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我们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小，当然无法牵制敌人。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我们没有办法反对他。我们那时配合十九路军打，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被蒋介石缴了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
12月中旬，蒋介石为了保障他进攻第十九路军的侧翼安全，以一部兵力从黎川南部出发，向团村、东山、得胜关一带进犯。12日，有两个师开到团村地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朱德立刻命令红三军团等部，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反击。然而，由于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兵力不足，只打了一场击溃仗，敌人两个师大部分逃脱。对此，朱德深感惋惜。12月13日，周恩来、朱德致电项英：我东方军昨日战斗相当激烈，杀伤敌军虽近千人，但缴获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给敌人以更大的杀伤，否则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使我作战策略转移。他们建议，立即将红一军团和红十四师调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红三、红五、红九军团主力，以及红七军团主力一部，在东山、得胜关之间同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决战。他们还提醒说：如果不这样集中优势兵力而是分兵作战，实行干部战士都不了解、不熟悉的所谓“新战术”，不仅不能赢得大的胜利，而且还经常会付出大的代价。周恩来还特别说明：12月14日，团村战斗，如果红一、红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然不至如此。周恩来、朱德的建议没有被博古、李德、项英所接受。12月13日、14日，中革军委连续致电周恩来、朱德，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提议，仍然坚持将红军主力西调攻打永丰一带的敌人的堡垒。为此，他们在一天内竟然四次变更了作战命令。这种主观、轻率，不尊重红军前方最高指挥员的行为，使周恩来、朱德大为恼火。周恩来再次致电博古、项英，批评他们频繁更改作战命令的做法，给部队运转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并要求他们授予前方指挥员在相当范围内的最高部署与命令全权，以免错失作战时机。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德同后方的博古、李德等人意见始终无法取得一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
根据上述决定，1934年1月初，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
福建事变失败之后，蒋介石将入闽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改组成东路军，任命蒋鼎文为总司令，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四面合围的部署，从东、北、西向苏区中心地带步步逼进，南面由广东军阀陈济棠部粤军负责防堵。到1934年春，中央根据地周围还在作战，分成了几条战线，东、南、西、北处都在打，呈现一种消耗战状态，中央苏区范围渐渐缩小，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遭受了敌人的封锁，食盐上涨到每斤1.7元。
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开始不受任何阻碍地推行错误的作战方针。他们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企图达到粉碎“围剿”的目的。在这种消极防御的方针指导下，从1月下旬到3月底，红军主力兵团分兵几路，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实施“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消耗战，不仅没有打破敌人的进攻，反而使自己付出了巨大代价，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四）广昌保卫战
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重要门户，红色首都瑞金的屏障，得失关系极大。陈诚认为，只要攻克广昌，占领瑞金将指日可待。于是，陈诚决定调集中路军第十一师、第四师、第六十七师、第四十三师、第九十四师、第九十六师、第九十八师、第九十九师、第五师、第七十九师、第六师，共11个师猛攻广昌。
4月10日，陈诚以第十四师为先头部队，以第七十九团为前卫，沿广昌大道搜索前进，第九十四师紧随其后。第七十九师、第九师沿广昌大道以东前进。敌人先后进行了三次进攻，于4月27日开始会攻广昌。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决定全力保卫广昌，调集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的9个师，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敌军进行决战。为了指挥这次战役，中革军委在前方成立了野战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但是，决定权握在李德、博古手中。朱德随从博古一行来到广昌前线，周恩来留在后方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