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由于农用生资不断涨价、工农产品剪刀差扩大以及农产品供需区域性和结构性矛盾，在其他产品价格上涨的带动下，粮食等基础产品一直潜伏着涨价的冲动。今年6月份政府主动调整粮食收购价和销价的初衷属于对基础产品的补偿性调价，但后来的市场粮价波动超出了这一范畴，致使通胀压力加大。近一年来，粮价已上扬了三次，很不稳定。1993年11月，正当新粮大量入库时粮价突然暴涨，国家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用国有粮店挂牌降价等办法，刹住了涨价风。1994年6月10日政府主动提高粮食收购价和销价。今年是中等年景，粮食总产只减少200亿斤，这本属正常波动。可是到7月下旬早稻收割的时候，粮价突然暴涨。9月初，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好大米涨到1.4～元1.5元/斤，最高达1.6元/斤。
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其需求对价格变动不很敏感。但是，粮价对需求却很敏感。粮食稍微紧缺，价格就会大幅上升，粮食供给稍多，价格又会大幅下降，这已为近几年的经济运行反复证明。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末期两轮通货膨胀，除了石油价格上升这一因素外，粮食价格上升是另一个冲击因素。现在看来，我国今后的通货膨胀，在可能产生的冲击因素中，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过度的基建投资；二是粮食市场价格上扬。今年的通货膨胀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粮价暴涨事出有因有效供给尚显不足
粮价暴涨的原因是复杂的，分析起来有以下4个因素：第一，工农业关系失调，使目前农业支撑不了近几年工业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建国40多年的经验教训表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农业与工业的增长比例维持在1∶2.5左右比较协调。而1992年以后连续三年农业与工业的增长比例大大超过这一比例，1994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1∶4.5左右。第二，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区结构发生了变化，加剧了区域性粮食供求矛盾。10多年来，东南沿海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很快，农业特别是粮食发展缓慢，加上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向这些地区，使得我国多年来形成的南粮北调格局变为北粮南调。第三，粮食消费的品种结构发生变化，粮食生产结构与之不相适应，形成结构性供求矛盾。
年以来，稻谷生产逐年下降，而消费逐年上升。1988年冬发生的粮食问题首先是从大米爆发的；1993年11月粮价暴涨是从大米开始的；1994年粮价市场波动，也是由于大米涨价推动的。
因此，稻谷的供给和需求矛盾是当前粮食问题的焦点。第四，粮食流通体制还未理顺。粮食系统要从传统的计划体制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容易，但粮食的购销调存运和粮食消费一天也不能停，要在运转中逐渐改过来。
因此，切实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增加农副产品有效供给，保持市场稳定和繁荣，抑制过高的通货膨胀，需要认真研究问题的症结，否则心中无数，往往造成我们的决策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调控机制必须建立查清家底是当务之急
45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安定，首先出在农业特别是粮食上。粮食问题必须认真对待。
元旦和春节将至，针对目前粮食供求形势及存在的问题，国家要对粮食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当务之急是要利用经济手段把粮价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上，防止明年春节和以后粮价再起波澜。合理的价格水平既要考虑到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今后的粮食生产，又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目前市场已形成的格局。关于国家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的能力问题，真正要宏观调控，就要拿出足够数量群众爱吃愿买的粮食。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1992年底商业库存粮食为1亿2千多万吨。这么多账面库存，实际存粮到底有多少？有多少可以吃用的？这些粮食都存在哪里？有多少可以调用的？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应该呼吁粮食的家底已到该弄清楚的时候了。
(1994年12月《中国改革报》)
要为形成新的粮食增长高峰准备条件
俞敬忠同志认为“一个新的粮食增长高峰正在孕育”，如能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就有可能实现增产1000亿斤粮食的目标。
从建国46年来粮食生产发展的历史看，这种增长高峰在近几年再现是有可能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为这个增长高峰的出现创造必要的条件。
俞敬忠同志列举了46年来，粮食生产总量有过6次2～3年内就增产粮食上千亿斤和1千多亿斤的例证，这都是确有过的事实。但他没有具体分析出现这种粮食增产高峰的原因和条件。
1950～1952年，3年连续增产粮食1014亿斤，平均每年增长338亿斤。这是在战后恢复性的增长。当时全国刚解放，社会统一安定，特别是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和发展，事实上，这次增产一直持续到1958年，粮食总产登上了4000亿斤的高峰。
1964～1966年，3年增长880亿斤。平均每年增产293亿斤。
1994年市场粮价猛涨，粮食供给出了问题，1995年国家大量进口粮食。1995年9月，江苏省农业厅长俞敬忠同志写了《一个新的粮食增长高峰正在孕育》
一文，指出1995、1996两年，中国农业将增产1000亿斤粮食。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指示在京专家论证，此文是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做的论证。
这次增产高峰也只是恢复性增长。1958年粮食总产达到4000亿斤，但由于3年经济困难，农业连续减产倒退到解放初期的水平。
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重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66年才恢复到1958年的粮食生产水平。
1970～1971年，两年增长784亿斤。1962年开始的恢复性增产，本来将持续较长时间，但从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农村又重新折腾，1967年开始，粮食生产又再度停滞徘徊。1970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重申了农村基本政策，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使粮食生产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1978～1979年两年增产987亿斤。文化大革命终结，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农村改革全面展开，1979年当年增产547亿斤，这是1949年建国以后年增产粮食第一次超过500亿斤。
1982～1984年，3年增产粮食1646亿斤。这是因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民得到了自主权和实惠，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83年增产粮食656亿斤，1984年增粮400亿斤，同年增产棉花3242万担，达到了农业生产的高峰。
1989～1990年，两年增产粮食1050亿斤，其中1990年一年增产773亿斤，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增产数字一出，许多人还不敢相信。这是因为1988年后国家开始治理整顿，从各方面加强了农业，市场粮价大幅上涨，多种因素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两年增加粮食播种面积5014万亩，加上1990年风调雨顺，使粮食生产登上了近9000亿斤的高峰。
综观粮食生产的历史，46年来，也是起起伏伏，波浪式前进，螺旋状上升。攀登上一个高峰以后，往往要徘徊几年，然后再积聚力量继续前进，攀登下一个高峰。如以1千亿斤为一个台阶，从1952年的3000亿斤后，一直到1993年的9129亿斤，中间41年跨越了6个千亿斤大关，最短的是从7000亿斤登上8000亿斤，只用1983、1984两年功夫，最长的是1958年的4000亿斤，到1971年登上5000亿斤大关，用了13年，平均是7年增长1000亿斤，上一个台阶。
如前所述，建国以来出现过6个粮食增长高峰，从一个峰顶到下一个峰顶为一个周期，1952年到1990年共38年，每个周期为6.3年和每跨越1000亿斤一个台阶平均7年的时间基本相吻合。
从1990年的8924亿斤(接近9000亿斤)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从1993年的9129亿斤也已两年，增产潜能已经积聚了一些，所以在“九五”期间，实现攀登1万亿斤高峰的目标是有可能的。关键是要创造必要的条件。
以往6次粮食增长高峰，能够实现的一个共同条件，都是党和政府通过调整农村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调动了亿万农民务农种粮的生产积极性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农业停滞徘徊在3年以上的，就要从农村政策或政策的落实上找原因，多数是因为影响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造成的。
从1990年粮食产量接近9000亿斤至今，农业再度徘徊已有5年了，有些中部省和地区粮棉总产还未超过1984年的水平，停滞徘徊已10年了。这些年来，我们虽然在加强农业的领导力量，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导，增加科技投入等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积聚了促进农业增长的因素。但从这几年的实践看，还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更进一步、有力地调动农民生产粮棉的积极性，缺少如1962年、1978年那样调整农业政策的大手笔。
从近几年各地农村工作和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看，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做工作和调整的：
第一，要继续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不要以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十多年了，就已稳定和完善了。事实并非如此，动摇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大风小风还是经常在刮，农民承包的土地3年一小动5年一大动的基层还是很多很多的，怎么能够叫农民安心种田。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形成的中央11号文件宣布，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是深得民心的。但现在看来，对这一个重要的基本政策，各地区贯彻和落实的情况并不理想，有的只是传达一下文件就算了事，并没有认真去做具体落实的工作。所以随意抽回承包地等事情时有发生。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所以还是不能塌下心来种田。今年(1995年11月我到安徽阜阳地区农村调查。阜阳地委在1994年花了一年多功夫，贯彻落实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基本政策，同农民逐户签订新一轮承包合同，生不增，死不减，30年不变。此举深得农民欢迎，真的使承包土地稳定下来了，农民当年就打井，修渠，舍得投入。今年阜阳农业全面丰收，粮食总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达到120多亿斤，增产近2成。地委负责同志说，粮食这样大幅度的增产，与去年贯彻落实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农民满意，生产积极性高涨是很有关系的。
第二，要继续深化农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改变长期困扰农民的卖难买难的状况，尽快解决多了砍、少了赶的问题。当今农村里农产品流通领域的问题，远比农业生产中的问题要大得多。去年秋冬，市场粮价涨幅很大，这对引导农民增产粮食是有利的，农民播种粮食的面积扩大，有些民工也回流农村务农，增加了对农田的投入。但是，今年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供不应求，价格猛涨，超过了农民所能承受的能力，农民只好减少投入，今年粮食增产比预期的要少。
第三，要下决心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六五”期间，大幅度削减了对农业基本建设和农用工业的投资以后，虽然年年讲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但实际并未到位。现在水利建设需要投入，农田基本建设需要投入，科技研究和推广需要投入。勉强维持多年，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在这方面国家计划部门和中央财政部门要带个头，真下决心给农业这个基础产业增加投入，为地方作个榜样，真能这样做了，也就能带动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农业发展的物质力量。搞现代化农业，是要有大量投入和物质做保证的。
其实，农业发展，还是那几句老话：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问题是认真做还是应付做，真的认认真真做到了，真的把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科技和物质力量作支撑，那么，农业这盘棋就活了，新的粮食增长高峰是能够实现的。
(1995年11月《要报》)
今年粮食大丰收，明年不要又掉下来
1996年是粮食特大丰收年，全国增产会超过400亿斤，加上去年增产430亿斤，两年增产粮食800多亿斤。今年计划粮食生产9300亿斤，实际可达9700亿斤，接近2000年计划生产9800亿斤的目标。
建国47年来，粮食生产有过7次在2～3年内就增产亿斤左右的高峰。以改革18年来计，今年是第四次粮食增产高峰。第一次是1978～1979年，两年增长987亿斤。其时“文化大革命”终结，中央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农村改革展开。1979年，宣布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当年增产粮食547亿斤，这是1949年建国后第一次年增产粮食超过500亿斤。第二次是1982～1984年，3年增产粮食1646亿斤。这是因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民得到自主权和实这是作者最近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的调研报告。文中结合1949年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的经验教训，对1996年粮食丰收后的形势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要报》编者按惠，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83年增产粮食656亿斤，1984年增产401亿斤，同年棉花增产3242万担，其他农作物也全面丰收，达到建国以来农业生产的最高峰。第三次是1989～1990年，两年增产粮食1050亿斤。其中1990年增产773亿斤，出乎人们意料。1985年后农业连续徘徊4年，1988年国家开始治理整顿，从各方面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市场粮价也大幅上涨，各种因素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1990年风调雨顺，使粮食登上接近9000亿斤的高峰。这次是第四次，即1995～1996年，两年粮食增产800多亿斤。1993年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措施，多渠道增加对农业、农用工业、农业科技的投入，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特别是1993年底以后市场粮价两度猛涨，有些品种曾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国家也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综观粮食生产的历史，可以得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