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及时调整政策，稳定发展农业。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政策，使农业转危为安，稳定发展的经验。也有过出现了问题，争论不休，犹豫不决，当断不断，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致使农业长期徘徊，乃至出了大问题的教训。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却多购70亿斤粮食。闹得许多地方“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党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1955年就少购了70亿斤粮食，解决了问题，保证了1955年农业继续增产。1972年，粮食棉花同时减产，农业出了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议，批评并制止了农村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等问题，从财力、物力上大力加强农业，使农业转危为安，1973年农业就有了回升。但是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大呼窿，吃大锅饭，结果丰产不丰收，冬天毛泽东同志就发现了问题，他指出了头脑发热和左的问题，也准备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庐山会议以后，又转而批右倾，使农村已经成了堆的问题，雪上加霜，更加严重，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了1959年和1960年的连续特大减产，引出了3年严重经济困难。1984年，农业大丰收，出现了全国性的卖粮难、卖棉难，农业要出问题的迹象已有表露，但我们有些同志还盲目乐观，以为农业已经过关了。有位主管部门的同志甚至说，棉花3年不种都够用的。1985年粮棉大减产后，又没有及时调整政策，贻误了时机，农业由此徘徊了4年。
现在又出现了与1984年、1985年相类似的状况。究其原因，如果要写一个诊断书的话，那就是“老毛病复发”。这几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稳定的，双层经营、社会化服务有所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有进展，农业科技进一步推广，农机、化肥、农药、薄膜等农用生产资料供应也有改善(但质次价高问题未解决)，所以主要问题不在农业内部。问题出在，这几年农村经济向城市倾斜，农业向工业倾斜，出现了工业过热，摊子过大，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40多年来的经验是：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的比例，一般保持在1∶2.5～3为合适。1991年全国农业产值增长3.7%，工业产值增长14.5%，农业、工业增长速度比为1∶3.92。1992年农业预计增长3%，工业预计增长21%，农业、工业增长速度比为1∶7。工业发展超过了农业这个基础所能承载的能力，在目前的体制下，其必然结果就是挤占农业，侵犯农民的利益。这几年农村里产生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就其主要方面来说，说到底，还是我们重犯了向农村拿得过多，“把农民挖得过苦”的老毛病。农民很有意见，严重打击了农民种粮种棉的积极性。明年以后农业可能会出问题，出问题的根子在这里。
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要早下决心及时调整政策，该降温的要降温，该缩短的要缩短，要下决心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向农业倾斜，使失衡了的天平平衡下来。现在应明确提出：要保护耕地，要保护农民利益，要保护农业。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得到了实惠，就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就保护了农业这个基础，实际上也就保护了国民经济，使整个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第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有保护农业的政策和措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合理、最需要的方面，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有内在的竞争机制，各种产业、行业、企业、商品乃至人员都将在市场运行中受到检验，优胜劣汰。农业作为一种产业，由于它本身是和动植物生长直接联系在一起，受到自然资源和气候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软弱的地位，所以，农业是国家宏观调控中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这已为近代经济发展史所证实。综观世界各经济发达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保护本国农业的法规和政策。我国的农业还处在从单纯经验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它的地位更加软弱，所以更应受到国家宏观决策的特别保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在新体制建设中一定要考虑我国农业的特点和地位，把保护农业放到恰当的位置上，制定出好的保护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所谓保护农业，最重要的是要在财政上要有支持农业的拨款，在资源配置上要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在分配上要保护农民的利益。目前，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购销体制正在改变，原来财政对粮食、棉花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不应取消，而应转为补贴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科研和流通等方面，使农业生产者、经营者都得到实惠，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当前我们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第四，抓住机会，集中力量，解决问题，推动明年的农业发展。现在已近年关，春耕迫在眉睫，几个紧迫的问题不能再久拖不决了。要早下决心，断然处置，争取在春耕前解决一批问题。
如压在农民手中的白条，要在年关前兑现。农民的负担，要按照国务院规定不超过上年纯收入的5%的杠杠执行，超过者为不合理也不合法，明文宣布豁免，农民有权拒付。重申严禁乱占滥用耕地，已挤占但实际撂荒的要在查实后重新耕种。各地要在春耕前分别宣布明年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保护价格，这是安民告示，使农民放心种田，有所遵循。
所有这些，国家和地方财政，都要拿出一笔钱来，要动用相当的资金。这个钱是应该用的，有的不过是还了前几年的欠账，这个钱用了是值得的。这叫花钱买人心，买农民的积极性，买明年的粮食，买明年的棉花。也缓解农村社会矛盾、干群矛盾、使社会安定。如果前述种种问题，再不解决，拖过了春耕，农民伤了心，种田没有积极性，农业一旦掉下来，真的又重走扭秧歌的老路，那么，花的代价就会更大！
(1992年12月《要报》)
粮食涨价是一个信号
现在群众最关心的是两件事：一是社会治安；二是物价上涨。议论最多的是粮食涨价。北京的好大米已卖到1.4元1斤。
比去年同期整翻一番。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
第一，粮价涨得不是时候。现在正是秋粮登场的季节，一般情况下，粮食价格往往要下跌一点。今年反而在新粮上市时突然涨起来。
第二，粮食涨价幅度太大。以大米为例，今年6月10日调价后，还只卖0.90元/斤，现在涨到1.4元/斤、1.5元/斤，涨幅超过50～60%。
第三，粮价一年三涨，很不稳定。1993年粮食总产9129亿斤，超历史最高水平，比1992年增产275亿斤，增长3.1%。到1993年11月，正当新粮大量入库时粮价突然暴涨，国家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用国有粮店挂牌降价等方法，刹住了涨价风。
年6月10日又主动提高粮食的收购价和销售价。今年是中等年景，有几个省受到洪涝干旱灾害，长江黄河没有大问题，但因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等原因，粮食总产将减产200亿斤左右。这本来还属正常波动。可是从7月下旬早稻收割的时候，粮价突然暴涨。
先是大米涨，然后是小麦、玉米涨。到今年9月初，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好大米涨到每市斤1.4～1.5元，最高到1.6元/斤。
根据已经显露出来的问题和各方面的意见，这次粮食暴涨与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是工农业关系失调的结果，显示目前农业支撑不了近几年工业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建国40多年的经验与教训表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农业和工业的增长比例，维持在1∶2.5左右(即农业增长1%，工业增长2.5%)比较协调。
年农业增长6.4%，工业增长27.5%，农业工业的增长比是1∶4.3。1993年农业增长7.8%，工业增长29%，比例是1∶3.7。
今年1～8月工业增长21%，农业增长可能在5%以下，全年的农业工业增长比例可能是1∶4.5。1992年以后连续三年的工业高速增长，超过了1∶2.5左右的比例。粮食不正常波动正是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的信号。
第二，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区结构发生了变化。10多年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很快，占用耕地相当多，农业特别是粮食发展缓慢。不少原来调出粮食的省区，现在需要调入了；过去调进少的，现在需要大量调入。例如广东省1979年有321万公顷耕地，粮食总产1738万吨，人均306公斤(当年全国人均产粮344公斤)。到1992年广东耕地只有244.36万公顷(净减少1149万亩)，产粮1774万吨，人均246公斤(全国人均378公斤)。从1979～1992年广东省的粮食只增加36万吨。而全省人口净增844万人。据有关部门估计，广东省约有外来民工650万人，这就是说1992年广东用粮人口比1979年增加1494万人。现在广东省成为全国调进粮食最多的省，每年从各种渠道调入粮食约在150亿斤以上。
第三，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品种结构发生了变化。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33211万吨，其中稻谷占43.3%，小麦占18.9%，玉米占18.1%。到1993年总产45644万吨，而稻谷只占38.9%，小麦占23.3%，玉米占22.5%。1990年稻谷生产达到最高产量，为18933万吨，占当年粮食总产的42.4%，1991～1993年连续三年稻谷减产，1993年减为17770万吨，比1990年净减少163万吨。今年广西洪灾，安徽干旱，减产幅度都较大，全国稻谷总产还会减少。但这些年，东南沿海诸省经济发展最快，居民收入增加最多。据中国水稻研究所专家研究指出：“大米的消费量和收入基本成正比，收入的提高导致大米消费的增加。”总的情况是，稻谷的生产1990年后是逐年下降的，而稻谷的消费却是逐年上升的。一增一减造成了大米的供需矛盾。
年冬粮食问题，首先是从大米爆发的；1993年11月粮食暴涨，是从大米开始的；这次粮食市场波动，也是从大米先涨推动的。
稻谷的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是当前粮食问题的焦点。
第四，粮食流通体制还未理顺，宏观调控机制没有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粮食系统要从原来的计划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很不容易的。但粮食的购销调存运一天也不能停，要在运转中逐渐改过来。我们的粮食库存是充足的。当粮价涨得过猛时，及时抛售一批粮食，以平抑粮价，是可以奏效的。但这次粮食从今年7月下旬涨起，至今已两个月了，却还没有动作。群众反映，粮价这么暴涨，该有人出来管一管了。
现在已时过中秋，今年粮食的大局已定。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700万亩，亩产量没有增加，总产将比去年减少200亿斤左右，减产2.3%左右，减幅不大。因原来粮食库存很多，应该说粮食总量供给还是有保证的，但粮价暴涨，由此产生了种种矛盾，需要及时研究解决。
一是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措施把粮价控制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上。现在的大米价格虽然涨到1.4元/斤，但小麦、玉米涨幅不大，其他方面还未跟着涨上来，如北京的鸡蛋还卖3.2元斤。关键是要制定一个合理的粮食价格。既要考虑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有利可图，有利于明年和今后的粮食生产，又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和各方面因素，也要考虑目前市场已形成的格局。要利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把粮价定在合理的价格水平上并稳定下来。现在是新粮登场季节，适时调控是有利的。
要瞻前顾后，全面安排，防止明年春季和以后粮价再起波澜。
二是要下决心摸清粮情，查清粮食库存的家底。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1992年底商业库存粮食为12231.9万吨，其中内贸库存12138.5万吨，外贸库存93.4万吨(见《中国统计提要》
1993年)。这么多账面库存，实际存粮到底有多少？有多少可以吃用的？有多少可以调用的？谁也说不清，心中无数。存粮千日，用粮一时。真正要宏观调控，就要拿出足够数量群众爱吃愿买的粮食。粮食的家底到该弄清的时候了。这件事迟早要办，不能再等了。
三是要继续深化粮食管理、购销体制的改革，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体制。农业是大局，粮食是大局中的大局，要有专门的机构管。45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安定，常常首先出在农业上，出在粮食上。粮食问题要慎而又慎。
粮食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改革的难度很大。
要看准一项成熟一项改一项。各地差别很大，也要采取分类指导分区决策的原则，分地区逐步推进。
四是要抓紧确定新粮上市的国家价格。现在粮食收购价格是1994年6月定的。而粮食的市场价格涨得很多，形成了收购价同市场价的背离。特别是稻谷的价格，国家定的收购价是0.54元左右1斤，现在大米市场价涨到1.4元1斤，稻谷的价格应在0.8元1斤以上才相对合理。市场价同收购价相差元/斤左右，这是个很大的数目。有些地方的农民在等着政府说话再卖，有些地方的粮食部门则急着按老定价向农民收购，并由此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的矛盾冲突(湖北已经由此酿成几起人命案件)。有关部门应抓紧研究，定出一个合理的收购价格，这对新粮收购有利，对明年的农业生产有利，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1994年9月《要报》)
治理通胀必须调控粮食市场
1993年以来，在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发展趋势引人注目，对通货膨胀成因、影响及其走势的准确判断，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前提条件。与此相联系，市场粮价波动亦成为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如何准确判断粮价波动，怎样解决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成为治理通货膨胀进程中绕不开的难题。
粮食价格一年三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