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由于报刊大量增加，作家已成为一种职业，靠创作小说勉强养家糊口：租界内妓院林立，由于仕途的失意以及身分地位的下降，大批到上海滩来混生活的文人流连其中。这些文人几乎都是所谓“自由撰稿人”，或者说，是所谓“职业作家”。他们每天都要卖出相当多的字数才能维持生活。既然对妓院生活很熟悉，而妓院生活又是很好的卖点，他们也就很自然地将妓院生活写个不休。写了妓院生活去换稿费，拿到了稿费再花在妓院里——这也算羊毛出在羊身上。
尽管文人们狎妓的动机不一、心态各异，既有功名不遂、人生失意之余，往青楼中“唤取红巾翠袖，温英雄泪”的自我抚慰，也存在着洋场职业作家风流自命、博求声望的考量。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某些文人单纯追求生理刺激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文人狎妓之风的兴盛，为近代狭邪小说的产生提供了足够的创作动力，也为该类小说的传播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氛围。
3.文人边缘化生存是狭邪小说产生并发展的动力
上文说过近代狭邪小说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不同，前期充满幻想，属于“溢美”型；后期则比较真实地反映丑恶的现实，属于“溢恶”型。这些都与文人的边缘生存有关。
狭邪故事自唐代以来就与应举士子在科场上的遇与不遇有深切的关系。陶慕宁先生认为：
狎妓冶游，选艳征歌，是中世纪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宫高捷，利路亨通，要向妓女们炫耀；官途偃蹇，怫郁不舒，也要到妓女们那里排遣。其间那种浅斟低唱、莺语间关的氛围确有荡涤利禄，排愁遣闷的审美功能，而那些风尘“尤物”的目挑心许、娇容冶态较之自家“糟糠”的板滞端敛当然也更饶风情，更富于刺激。
登科的冶游，红袖添香，自然令人艳羡，催人向往。但是，实际上能挤过独木桥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怀才不遇以至陷入潦倒终生的困窘境地。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失意的知识分子而言，娼妓往往成为他们在精神上寻求知音的对象。士与妓“同是天涯沦落人”，而不完全是纯粹的商品交换。
前期的狭邪小说，主要是文人抒写胸臆、遣释牢愁而作。清朝康乾以降，文字狱频繁，文人的地位比前朝更趋于边缘化，通过科举挤进上流社会，实现修齐治平理想的机会日渐渺茫，与此同时，国家外忧内患，危机四现，无力由“正途”介入现实危机的落魄文人转向对往昔繁荣的追忆和赞美，初期狭邪小说的“溢美”风格由此产生。
“美人沦落，名士飘零，振古如斯，同声一哭！览是书者，其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谓之导人狭邪之书，则误矣！”
“君见时事多可危，手无尺寸，言不见异，而亢脏抑郁之气无所发舒，因遁为稗官小说，托于儿女子之私，名其书曰《花月痕》。其言绝沉痛，阅者讶之。”
不能够取得正统的权威，是晚清绝大多数文人最感痛切的所在。狭邪小说作者从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明自己（或作者）写此种故事乃是托物言志、寄情抒怀。因时代背景的差异，早期狭邪作家比晚期作家们更多地通过追忆、想象传统流光溢彩的青楼世界来借古讽今。
此期的狭邪小说是作家们试图别辟空间，以继续发挥传统文人对情感、人生乃至社会的言说权力。如《品花宝鉴》借用伶人假扮红粉知己，完成了名士和名旦的理想结合。《青楼梦》则有三十六美人和懂得怜香惜玉又不忘忠孝的金挹香一起，实现“游花园，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之传统读书人的大理想。《花月痕》虽然通篇充满了感伤色彩，然而书中的主人公韩荷生和杜采秋仍然在作者想象力的扶持下青云直上，功成名就。这种对才子佳人故事理所应当的模仿，远远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给狭邪小说披上了一层唯美却荒诞的色彩。仿佛宝黛离开大观园便失去了爱情的空间，狭邪小说的园林里上演的才子佳人故事让读者不见喜剧，但感空洞与荒凉。
1905年废除科举后，文人没有了进入仕途的桥梁，也就自我收起了当官的念想。他们已经没有前代文人的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慷慨气魄，能够做的只有借风月之事抒发心中的郁闷。因此，狭邪小说就成了这些怀才不遇文人排遣苦闷的方式：“由于得不到飞黄腾达的发展，充满了爬不上去的悲哀和穷愁潦倒的牢骚。他们羡慕贵族官僚的糜烂生活，为排遣自己无病呻吟的痛苦，就到妓院中去寻找安慰，写出了大量以嫖妓为题材的长篇言情小说，以寄托自己的堕落、颓废的思想感情。”一些士大夫接受了一些个性解放的新思想，提倡性解放；也有一些人把堕落当高雅，以放荡为风流，追风跟潮，自以为荣。在一个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决定一切的充满了铜臭气的商业社会中，有钱人颐指气使，借狎优嫖妓而一图感官的刺激与享乐，而失意文人只得于优伶妓女中寻求抚慰；那些衣食无靠的优伶妓女则“或为眼前的生计出卖自己，或为后半生的着落而选择情意相合者从良。他们之间，或缠缠绵绵，或尔虞我诈”，上演了一出出异彩纷呈的悲喜剧，而狭邪小说便是这一时期独特生活世相的真实反映。
此外，随着近代上海的崛起，商业意识冲击着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趋利务实越来越成为士绅商贾的价值选择，就连一向羞言利润的塾师们也以上海为谋利乐土而趋之若鹜，一旦“风闻某处有馆缺，不问东家之若何，子弟之若何，即纷纷嘱托，如群蚁之附膻”，求得馆席之后，亦吞声下气，屈从东家，唯恐丢掉馆席。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人们不再以节俭为美德，对物质财富的渴慕与追求、对享乐生活的艳羡以及伴随着产生的虚荣心已经占据了世人的心灵。时人总结19世纪70年代上海风尚时归纳有七耻：一耻衣服之不华美，二耻不乘肩舆，三耻狎么二妓，四耻肴馈之不贵，五耻坐只轮小车，六耻无顶戴，七耻观戏就末座。尤其是“各路避难侨居者，尽有迷恋烟花，挥金如土”。妓院本来就是高消费场合，狭邪小说中豪门公子和名士商贾挥金如土、发标争豪的描写，当与此风有关。处此环境中，士商们一边享受着都市生活的冒险与刺激，一边则体悟着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在这样一个躁动喧嚣的社会里，人性的弱点及其复杂性更加暴露无遗，将其反观于作品，更增添了狭邪小说的分量，成为作家无法抑制的动力之一。
后期的狭邪小说已经没有了幻想成分，更没有艳羡和赞美，有的只是激烈批判嫖界官场腐败堕落，青楼就是官场的缩影。此期的妓院里已经没有了文人想象的东西了。首先，科举废除后，文人变成了依靠自己劳动获取衣食的普通人，在妓女面前没有值得炫耀的资本，当然不能居高临下地享受别人的服务。其次，妓女也不是崇慕名士、善解人意的红颜知己，只是为金钱服务的性奴。在上海青楼里，商人、官员、妓女、文人骚客共处一室，相处的规则不是按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地位来发言，而是根据金钱的多少来决定，文人得不到从妓女到恩客追捧和格外的青睐。从前那种只因为获得才子的一首诗，妓女就可以身价倍增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整个青楼世界就是19世纪末上海社会的小小缩影，贵贱并生，华洋混杂。
因此，狭邪小说大力暴露和批判青楼世界，折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例如：
夫以龟而比贪鄙龌龊之贵官，宜也；则以狐而比下贱卑污之淫妓，亦宜也……删文法而用白话，增历史而除芜词，平章风月，描写烟花，方知北里胭脂尽呈假态，能使南都金粉悉现真形。如铸鼎之象物，若照水犀光，惊心动目，据实定名。命名《九尾狐》，正不独媲美于《九尾龟》也。
用龟和狐来比喻贵官和妓女，相当传神。孙玉声在《退醒庐着书谈》中谈到：“余作《海上繁华梦》，当时沪地尚无社会小说，我佛山人吴趼人君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尚未成书，南亭亭长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在《繁华报》发刊，描摹官场种种情状，可云妙到毫巅，然以限于官场一隅，不得谓为社会小说。”孙玉声视《海上繁华梦》为真正的社会小说的原因，来自于他认为自己小说所描写的社会场景更为广阔，而这部小说重点描摹的正是曾经不无浪漫色彩的狭邪世界。（《九尾龟》）“做这部书，一半原是寓言醒世，所以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处处都隐喻着劝惩的意思，好叫列位看官看看在下编书的一片苦心，一腔热血；并不是闲着笔墨，旷着功夫，去做那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这两位作者的论述中不仅批判了嫖界或者官场，更强调了两者的内在一致性，狭邪作家已经把妓女和官员完全置于他者的位置，传统狭邪文化中文人在青楼和官场里自由往来，或互为彼岸的姿态已难保持。
在后期的狭邪小说里，“嫖界”替换了“青楼”，并且成为官场最肮脏堕落的一个侧面。在清末民初的狭邪小说中却展开了对狭邪风气的彻底批判。鲁迅说：“才子佳人的书盛行了好几年，后一辈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现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才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服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来读。这些书中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文人和青楼/官场的传统联系断裂，在青楼和仕途世界被双重边缘化，狭邪小说家这种身分的焦虑感映射出晚清一代传统文人整体的心理状态。虽然晚期狭邪小说并非全部体现“溢恶”的色彩，而“青楼”这个概念在大部分小说家那里显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乌托邦气息，假借狭邪批判现实的写法，使其在总体上由言情转入谴责、批判，渐渐与清末社会小说合流。
第三节狭邪小说作品中的文人形象及其意蕴
狭邪小说的男主角基本上是文人、商人、职员等中上层人物。其中文人又以名士、留学生、报人、自由作家为主。不同类别的人，思想品德、举止行为有很大差异，其文化意蕴也不相同。
一、狭邪文人形象特征扫描
1.狭邪文人的思想境界整体不高
《梼杌萃编》第十二回说：“上海是个俗地方，讲究文墨的人有限”，但到底有多少，无从知晓，但是绝大多数狭邪小说中都有若干读书人在这些青楼妓馆徜徉流连，并且许多人还成为主角。这些文人，既有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中下层官僚，也有屡考屡败的落第士子，既有穷酸的塾师，也有“海归”留学生，更多的有意无意绝意科场、供职于中外文化机构的新式文人。尤其是那些报馆印社的编辑、主笔更是把青楼妓馆作为社交场所和办公地点。但是，前后期狭邪小说中，流连欢场的文人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准很不一样。
早期狭邪小说（如《品花宝鉴》《花月痕》等）中的读书人，一般来说都有比较高的儒家道德水平，宽厚仁爱，与人为善，他们与名妓结交既是为了寻找红颜知己，寄托感情、抚慰心灵，也是为了显示才华，展示名士的风采。
但是从《海上花列传》（以下简称《海上花》）开始，后期的狭邪小说中文人形象在思想行为上就有一些变化。体现为他们有传统的书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琴棋书画都很精通。对新事物保持兴趣，却又心存顾忌，要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却丢不掉传统的教条。
首先，杜少牧疑惧新生事物和新环境。
《海上繁华梦》在创作意图上，明确是要发挥通俗小说所谓“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的教化功能，因此书中塑造了一群榜样式的真正的正人君子，而且以一位“道学风流，却又西学精湛”的甄敏士（真名士）作为群体的象征（后集第九回），这在同期作品中极为罕见。但是，这种描述是过度理想化，缺乏现实可信度。而且作者在代正人君子立言时，对是否应该接触上海这一繁华世界存在着疑虑。例如，作品开头，杜少甫就说“上海繁华，我辈少年，不去为妙”（初集第一回），对上海充满了恐惧。而到后来，大家在庆幸杜少牧悬崖勒马时，作者化身的谢幼安却说出另外一种见解：“还是少年时使他到处走走，晓得些人情世故的妙”（三集第三十回），其理由是世人没有不喜欢嫖的。为了证明谢幼安的说法不诬，作品中的确写了这样一个物极必反的例子：道学先生方端人对儿子管教甚严，不想一旦身死，其子方又端却荒唐得“不可收拾起来”（后集第二十二回）。他不通世事，连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让人们摇头叹息。
这种完全不同结论，正好说明作者思想的矛盾，也许是接受现代思想的结果。
其次，夏尔梅的堕落颠覆“贤妻”标准。
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不仅重视子弟教育，还特别重视所谓的“闺阃的篇规”。“贤妻”何玉凤、张金凤用夫妻分居的强硬手段劝谏安骥读书上进（第三十回），作者认为这样做并不违背传统的妻德，相反还是妻德的核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