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孙家振的态度就不同了，他在《海上花列传》中把同样“戮力劝夫”的夏尔梅之妻处理成为悍妇，抱怨她对丈夫控制不得法，没有让丈夫“把邪心收回来”，甚至把夏尔梅老入花丛、荡产倾家、死多活少也归罪于她。这显然是不够公平，但说明了作者思想观念的变化。因为孙家振所要面临的时代问题，已经不是闺阃篇规可以解决的了。与其物极必反，不如因势利导。这种无可奈何，反映出刚刚接触现代文明的传统文人一种微妙的心理变化。这种心态具有某种普遍性意义。从19世纪50、60年代为躲避太平军而来沪的第一批知识分子起，到20世纪初，上海逐渐汇聚形成了一个“新型文化人”群体，多达三四千人。在从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这批人可称是“先驱”；但也因为是第一次，他们从职业到精神的转变轨迹也就异常艰难、复杂和微妙。
再次，“正人君子”个个都是假道学。
《九尾龟》作者借主人公章秋谷之口对正人君子冷嘲热讽：“如今的这班大人先生，年轻时候读了几句死书，一概的世故人情全然不懂，那里还有工夫来考察这嫖界中间的学问？……到了这般年纪，何苦的还要自家卖弄风流，到头来落得一场没趣？”在《四大金刚奇书》中金章伯就是这样的书呆子。他遇到美妓时春菲时心里说道：“我虽是浙人，只是少年埋头窗下，从未访艳。自通籍以来，即劳于王事……正不知负却多少风花雪月。”因此蠢蠢欲动，要挽回这风花雪月，急切切“魔礼青（时春菲）再嫁状元郎”，结果比上海那些普通的上当书呆子更惨，最终被时春菲气死。
那些正人君子都是作家们所不齿的假道学：《最近上海秘密史》中柳浩然实则龌龊不堪，《十尾龟》中胡雅士也是俗不可耐。《梼杌萃编》中“夜拒奔女”的贾端甫奸占了管家女儿，最后落得人财两空；“江西第一良吏”范星圃与小姨通奸，直到闹出事来，不可收拾；而书中几位最淫荡的女子，既不是上海倌人，也不是卓文君式私奔女，偏偏是这些道学先生的内眷。真是极大的讽刺。
再次，留学生是假维新的斯文败类。
留学生作为19世纪末变法维新思潮的代表，历来是被激赏的新人物，但狭邪小说却揭露了这一群体的良莠不齐。以新学志士而光临烟花柳巷，这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推崇道学风流的孙家振十分厌恶满口自由、动辄革命却帮着洋人大闹妓院的贾维新；欣赏风流放诞的张春帆也借章秋谷之口大骂留学生一千个里“倒有九百九十九个是这般的斯文败类，凉血畜生”。在《十尾龟》中，留学生秦少耕靠向上司献出自己的老婆得了个四品堂官，那“愧我留学十年，不及他春宵一刻”的无耻慨叹，标志着这类留学生同样加入了伪道学的行列；而同部书中，豪侠的钱瑟公最终被刺杀，正人君子梅心泉和他的柳夫人也成为费太太们嘲讽的对象。这一切仿佛在暗示，传统的正人君子已经无路可走。随着正人君子的形象的消亡，晚清狭邪小说家们的注意力逐渐聚焦于另一部分风流放诞之士。
最后，风流放荡之士“高见古人，俯视流辈”。
《九尾狐》中曾经出现过一次有趣的“同靴团拜会”。元宵佳节，由报馆主笔黄芷泉倡议，名妓陆月舫的八位相好举行“团拜”。这次“团拜”出乎意料的成功，众人联句饮酒，好不热闹，还评出了小说中的第一个花榜。这样交往并非单纯的肉体买卖，更像是朋友聚会。在长三书寓这种特殊的社交场所，本来人员很是混杂，但作家们显然更喜欢写他们自己，所以狭邪小说中同类的文人雅集很多。《海上花列传》中的一笠园之会占去了后半部分的绝大篇幅，虽在私家园林，人物却已换成了嫖客和倌人，可以看做从传统文人聚会向近代社交聚会的过渡。《四大金刚奇书》第三十七和三十九回分别有康青黼、岳琴舫等人品评“斗方名士”、“市侩文人”；《海上繁华梦》有谢幼安、杜少甫等人结起九秋诗社。而《九尾龟》对章秋谷、贡春树、辛修甫的聚会更是倍加赞赏：“这三人都是年少风流、调搅自喜的人物，芝兰结契，金石同心，高见古人，俯视流辈。”
这样的一些聚会，不但像《儒林外史》中传统名士杜慎卿定优榜一样，品评出了几个海上花榜，更重要的是凸现出了一批气度不群、风流放诞的狭邪小说男主人公。如《海上花列传》中尹痴鸳、高亚白、华铁眉；《海上繁花梦》的杜少牧、《梼杌萃编》中增朗之、任天然、王梦笙，《九尾龟》的章秋谷及《九尾狐》中参加“同靴团拜会”的人们，等等，这群风流浪子“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尽力于家……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作家们对这类人是非常认同的。
2.狭邪文人对近代繁华世界普遍认同
鲁迅在分析前期几部狭邪小说的内质时说：
如上述三书（《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虽意度有高下，文笔有妍媸，而皆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
传统文人诗酒风流，更需要温柔乖巧，但是家中都是“贤妻”（实则悍妇），不解风情，缺乏浪漫，因此，只好到青楼请教。然而时过境迁，虽然依旧倚红偎翠，却已很少能够找到真情。文人期待的知书名艺的红颜知己找不到了，吟诗唱和的才女没有了，眼前的一个个俗不可耐，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更不要说倾情相爱了。真挚的爱情如此销声匿迹，难怪这些放诞之士不断地对时下的倌人表示不满，而向往过去的好时光了：
“古时名妓，不是色倾当世，定是才冠一时，非唯丝竹管弦，般般皆会，并且琴棋书画，件件都精，与一般学士大夫，骚人墨客，吟诗唱和，作对流连，所以……得能传留千古，永作美谈呢。”
可惜这样一些“人心不古”的慨叹只能是对牛弹琴，俗人胡宝玉就对这话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只有不耐烦：“名妓勿名妓，勿去说哩。”
在无数次上当受骗之后，这些放诞文人恍然大悟：要嫖，就要首先明白，这是做生意，不是找什么爱情。“……堂子里，是……以财易色正大光明的事体。就是有些倌人的狡猾淫荡、鸨妇的狠毒贪婪、嫖客的奸诈沉湎，却还是理所当然，不足深责。”这些钱色交易的地方没有什么爱情的，即使用商人眼光去看待妓女，有时也难保不吃亏的。《九尾龟》中邱八自认是“平康巷里的拿破仑”，“无论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可照样中了林黛玉的“淴浴”之计，平白受了一场恶气。
既然北里是如此的陷阱密布，就需要一个黄衫客、古押衙似的人物来扶危济困、临场指导哟。《九尾龟》中章秋谷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曾多次现身说法地为人们总结嫖经：
第一不发标，第二不吃醋，第三不认真。久而久之，那些倌人就自然而然的和你要好起来。再用些体贴的功夫、温存的伎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怕他不一个个死心塌地。
这里所谓体贴温存，实则就是“三言”中卖油郎的“帮衬”手段。只是秦重对美娘的“帮衬”是出于倾心相爱，而章秋谷的体贴温存到底有多少真心，则实在难说。他本来和陈文仙很要好，后来遇到王佩兰，想着“做个把倌人，不过是逢场作戏的勾当”，于是也就一箭双雕；王云生为做“札火囤”，雇了妓女李双林勾引他，章秋谷最初也想“朋友之妾不可灭”，但后来又认为“倾国倾城，佳人难得”，于是“明知祸水，也只得姑且一行”。贾宝玉曾开导贾环说：
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弃了这件取那个……你原是来取乐顽的，既不能取乐，就往别处去再寻乐顽去。
贾宝玉无意之间说出的玩乐的原则，到了他不忠实的继承者那里，就发展为“来仔也勿讨厌，去仔也想勿着，随耐（你）个便”，一切从玩的目的出发，不要当真。
从表面看来，这些人与韦痴珠的最大不同是放诞得出格儿，但实际上这种出格已极有限度。如果说曹大错当众嚷出“若要叫我不在外头嫖，就请我做中堂、督抚，我也不愿”，任天然“爽性自家替少爷在堂子里定姨太太”，还有几分蔑视礼法的可爱；那么尹痴鸳的《秽史》虽说大题为“推出胸中块”，却已经有些低级趣味；至于章秋谷的花丛得意，虽然也见得出风流倜傥，则着实有不少是不择手段。例如本已识破“仙人跳”，却还继续与李双林来往，直到当面揭穿他们，惩罚手段太过刻毒；为了得到伍小姐，买通和讨好她家的舅太太，顺手还刮上牵线的桃花阿七，果然“也像了无赖。因此，他们表面的放诞出格儿实际上颇有分寸，这分寸就是符合玩儿的实际需要。不仅遇见不好的事可以躲开，即使没什么不好的东西，假如不够实际，也会放弃。尹痴鸳本来很喜欢清倌人林翠芬，但见了张秀英，照样很快就和她相好，旁人反而劝翠芬不要吃醋：“理噪（他们）有交情，生来（当然）要好点。耐是清倌人，阿好眼热嘎？”
孔方兄本来是传统文人很忌讳谈论的一个问题，但是当他们不再是靠祖上的财产，而是靠自己谋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了。早在《风月梦》（1848年）中就出现了一位精明的嫖客贾铭，与冤大头陆书相对，从作者的态度上已经看不出什么贬责的痕迹。此后，这类精明人在演变过程中，一个极端是成为卑鄙的篾片和骗子。《海上繁华梦》对之最为深恶痛绝，先后写到贾逢辰、潘少安、周策六；《四大金刚奇书》第五十八回中的贾小辛为了帮陆兰芬嫁人，不惜众目睽睽向戏子下跪；而《十尾龟》第十一回中的钱耕心假扮老板到“女总会”吊膀子，目的则更为实际，“并不光是贪色，也无非在经济上谋点子贴补”。如此精明得下流无耻，当然是士大夫所不齿的，但是贾铭的传统照样在他们身上发扬了一步。章秋谷一方面嘲笑那些吝啬的曲辫子“你要省钱是要住在家里，为什么要走到上海这花钱的地方来”，一方面又对大花冤枉钱的瘟生不以为然：
那些嫖客虽然有几个钱，堂子里头的规矩却一毫不懂……用了无数的钱，倌人身上却没有一些儿好处。比不得那些嫖场的老手，用的钱一个一个都是用在面子上的，既闹了自己的声名，倌人又受了他的实惠，明明的只用了一千块钱，给别人看了却好像用了三千、五千的一般。
连嫖院也算得清清楚楚，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读书人有如此精明的头脑，这在此前并不算很光彩的事，而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却成为一种值得引以为豪的生存手段。陆士谔《最近上海秘密史》第二回曾为这个群体向商界辩解说：“其实读书人里头聪明练达的不知有多少，叫他办起事来，未必输给生意人……”要在作为上海险恶世界的重要部分——北里中，成为游戏的强者，这种商业头脑实在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