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发展演变过程与钱币文化概览
你知道吗？为什么把货币称之为“钱”？我国钱币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钱币”，指退出流通领域的历史货币，我国历史上用作交换的媒介，时间范围涵盖从商朝到中华民国时期，上下四千年；包括贝、玉、石、金、银、铜、铁、铅、锡以及麻布、棉纸等不同质材，从贝币到银圆、铜圆，以方孔圆钱为主要货币形态。
“演变过程”指从“萌芽——形成——发展——衰亡”的整个过程。
“钱币文化”指人类思想意识形态、精神在钱币上的体现，包括钱币本身的形制、制作、文字书法、图案设计等。
一、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演变
1.“钱币”的由来与趣谈
“贝币与商代铜贝”：海贝原为装饰品，因携带方便，坚固耐用，有天生的计数单位，在中国历史上最先充当货币，以至于中国汉字中凡与财富有关的，大都以“贝”为偏旁。后来海贝供不应求，遂有蚌贝、玉贝、骨贝及铜贝辅其不足。商代铜贝，是人类最早的金属铸币。
“孔方兄”：“孔方兄”一词源自西晋《鲁褒传·钱神论》：“亲之如兄，字曰孔方。”钱形方孔由来已久，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货币铸造方孔“半两”钱，方孔圆钱成为一种定制，直至民国初年方废止使用，共使用了二千多年。“孔方兄”成为钱之谑称。
“阿堵物”：《世说新语》记载，王夷甫（王衍）因雅癖口未尝言钱。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呼婢曰：“去此阿堵物！”自此，阿堵物遂为钱之别称。
“邓通”：邓通是西汉文帝的一个宠臣，官居上大夫。文帝曾赐给邓通一座铜矿山，并破例允许邓通开矿自由铸钱，故而邓通私铸的半两钱流布四海，富甲天下。因此后世“邓通”成为钱币的别称。
2.战国时期四大货币体系
战国时期已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货币制度。货币币材丰富多样，有珠玉龟贝、金银铜锡，甚至包括牲畜、皮革、齿角、粮食、布帛。而金有金块、金贝，贝又有包金、贴金；银有银贝、银布；铜有铜块，铜铸币等。仅就铜质铸币而言，因不同地域和不同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就流通不同形制的铸币，总体上形成了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四大货币体系。就货币的计量单位而言，同样丰富多彩，如布币有釿、斤、金、寽、朱、两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硬通货的黄金，与其他实物货币之间，已经规定有严格的比价。《管子·乘马》：“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邑，无绢则用其布，经暴布百两当一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政治家单旗就提出了金属铸币的子母相权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发行和流通的理论。
①布币
铲形，由农耕经济的农具“钱”、“镈”演变发展而来，这也是把货币称之为“钱”的缘故。“布”为“镈”的假借字。布币的流通范围，主要在黄河中游农耕经济地区，如韩国、赵国、魏国、燕国等。布币的形状各异，种类繁多，一般都铸刻有文字，有纪年数的，有纪地名的，也有纪钱币名称的。王莽复古改制时曾铸造过布币，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把布币视作中国钱币文化的象征，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徽，是由三个金色的布币组成的一个“人”字形象，中国农业银行的行徽也是用布币和麦穗构成，在我国人民币的水印图案中，也可以看到布币的存在。
②刀币
刀削形，起源于渔猎经济工具。主要流通在黄河流域的东部诸侯国，如齐国、燕国、赵国。各国的刀币大小不同，形状各异，其中以齐国的刀币最为古朴精美，初期的刀币与削刀相似，后来，有的刀币铸有外廓，不仅显得美观，而且增强了钱币的牢固度，可以防止钱文的磨损。
③圜钱
圆形圆孔，起源于手工业经济工具的纺轮或璧环，主要流通于秦国魏国，战国中期以后，秦国首先采用方孔圆钱，后来齐国、燕国也纷纷仿效铸造，圜钱上都有古篆文字，纪地、纪年、纪值或者兼有，圜钱以它独特的魅力和优越的使用便利性逐渐取代了其他形状的钱币，为秦始皇统一币制、为我国钱币形制确定为方孔圆形打下了基础。
④蚁鼻钱和郢爰（印子金）
蚁鼻钱，又称鬼脸钱，是南方楚国的铸文铜币，形状呈不规则椭圆形，上面铸有阴刻铭文，有一种钱文好像蚂蚁爬在人的鼻梁上一样，故名蚁鼻钱；另一种好像丑陋的鬼面一样，故名鬼脸钱，以枚为单位计值，使用时较为便利。郢爰，黄金铸币，由于楚国境内盛产黄金，使楚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惟一盛行黄金铸币的国家，现存最早的金币就是楚国的“郢爰”。“郢”乃是楚国国都（今湖北江陵），“爰”则是重量单位或楚国金币的专有名称。
3.秦始皇统一货币与方孔圆钱的流通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政权，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也统一了货币。从秦“半两”开始，中国钱币以方孔圆形作为定制，文铭重量，铸行纪重钱币。
4.汉武帝行“五铢”钱制沿用至隋末
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废“半两”，改铸“五铢”钱，大小轻重适宜，制作精美，深受欢迎，其后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各朝累铸，沿用至唐初长达7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货币。
5.唐初“开元通宝”方孔圆钱
中国钱币从“开元通宝”开始称通宝、元宝和重宝，不再以重量单位为铭，实现了由铢两体系向十进位制年号宝文体系钱币的转变。钱文由欧阳询题写，点画方雅，结构开朗爽健，开创著名书法家艺术入钱文的先河。
6.两宋铜铁钱并行与纸币出现
宋朝钱币铜铁兼铸，种类繁杂，每个皇帝每次改元都铸新钱，钱文书体多种多样，“对钱”盛行，钱币艺术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天圣元年（1023），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我国四川产生了，它比欧洲的兑换券要早好几百年。北宋的“交子”和南宋的“会子”是最早的官方纸币，其后盛衰更替，成为各个朝代主要通货之一。而元代的宝钞发行流通制度，则是世界最早的较为完备的纸币流通制度。它规定并实施一套完美的币制条例，如纸币无限法偿（货币具有的法定支付能力，指不论用于何种支付，不论支付数额有多大，对方均不得拒绝接受，是有限法偿的对称）；设立平准库，保证发行准备金制度的落实，保证货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所有这些，都成为世界货币制度的借鉴。直到19世纪20年代，尚被欧洲各国采用。
7.明清“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货币制度
这一时期大宗交易用银，同时使用铜钱和纸钞。契丹文、女真文、蒙文、满文等少数民族文字也用作钱文，成为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见证。
8.清朝后期开始使用银元铜元机制币
银元铜元圆形无孔，采用机器鼓铸，规格标准，式样新颖，使用方便，颇受社会欢迎，因而迅速取代制钱而起，成为东西方钱币文化交融的典范。
由以上我们了解了中国古钱币发展的大致演变过程，经历了原始实物货币——金属称量货币——十进位年号宝文钱币——纸币（机制币），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货币起源和发展理论的真理性。
南京发现民国银行第一种钞票
1988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第一种钞票——中国银行的“南京券”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被发现。
“南京券”分1元券和5元券两种。1元券长13.4厘米，宽8.1厘米，正面上额有“中国银行”4字，下边框内有“南京”2字。反面为英文，只有经理邹颂丹、副经理叶济仙签字中文。5元券长14.9厘米，宽9.4厘米，图案与1元券大同小异。1元券和5元券正面两边有“中华民国元年吉日”和“中国银行发行”两排中文字。
据“南京券”的发现者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中国银行行史专家、副研究员孔祥贤介绍：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国家银行只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于前清，中国银行是新建的，并取得了中央银行的地位，所以中国银行的第一种钞票就是中华民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第一种钞票。
海内外钱币学家历来认为，中国银行于1912年2月草创时来不及自行印制钞票，因而利用大清银行李鸿章象券加盖行名及年份后发行。孔祥贤说，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于1912年2月14日开业，南京券就是那天发行的。南京券的发现，否定了“李象券”是中国银行第一种钞票的成说，从而修正了货币史上的一个讹误。
奢侈品
在英文字典里，奢侈是Luxury、Luxus，形象点，就是“力士”品牌的英文名。其实，Luxus是一个拉丁词，原意指“极强的繁殖力”，后演变为浪费、无节制。大部分欧洲语言都吸收了这个概念，确切地说，该词用以描述在各种商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费用支出及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
沃尔冈·拉茨勒在畅销书《奢侈带来富足》这样定义奢侈：“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现在，奢侈品在国际上的概念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
中国人的传统概念里，奢侈品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其实，从经济意义上看，奢侈品实质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从社会意义上看，是一种个人品位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经济学将奢侈品定义为对其需求的增长高于收入增长的物品。它涵盖范围可能很广，从牛肉、人参到奔驰车，都有可能是奢侈品。
不过，通常人们认为奢侈品是那些非常昂贵的物品，即大部分人消费不起的物品。有些奢侈品既不是必需的又没有实际用途的昂贵物品，如名牌箱包、高级成衣和高档汽车。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当然也属于奢侈品的范畴。
人类追求奢侈品的动机何在？主要有三个：
首先，奢侈品的价值比较持久，因而可以作为贮藏财富的有效工具。例如，珠宝在保值方面的作用与黄金类似。
其次，奢侈品可以显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征。对于大多数物种来说，它们通过体型的大小来决定其地位。在人类社会中，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体力，竞争是多方面的。
最后，人类对美的追求也是产生奢侈品需求的重要因素。
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稀为贵。稀缺性是使物品成为奢侈品的必要条件。
恩格尔系数在中国竟成了“戏数”
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被用来反映人民生活水平，这个系数越大生活越贫困，越小则生活越富裕。
如实统计、分析，恩格尔系数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恩格尔系数长期在60％左右高居不下，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数亿人口不得温饱的赤贫状态。但由于国家、地区在收入、消费、生活习惯、社会福利等方面特点不同，使用这个系数做国家、地区间的对比并不可靠。用来比较中国内地的不同地区，结果也不好解释。比如，陕西、宁夏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低于福建、海南的城市居民，而前者并不比后者的生活水平高。
备受国际上推崇的恩格尔在这里只能被迫当个小丑角色，他的“系数”，就像个“二皮脸”的“二百五”，反算正算，只获得一个吹捧帮腔效果。反映一种长期趋势还比较客观的恩格尔系数被逐年论月的计算、引用，不厌其烦的证明着一个大好消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媒体总是告诉大家：恩格尔系数创历史最低；某某地区进入了“富裕时代”。
在中国，恩格尔系数简直太神奇了。两个地区、家庭假如有相同的系数，真实的生活状态却会有九天九地之别，甚至，系数低的反而要比系数高的生活质量低许多。
“吃”的活动和消费，在中国不好简单地归为食品支出。“一顿吃头牛”，吃掉“穷人半年粮”，一桌36万元的天价宴席……这还叫不叫“吃”很难说。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农村家庭有人患了重病，家中几个人到城里医院陪床，医疗费、交通费、房费开支占总开支的比例最大，除病人外全家人的吃穿用开支压缩到极限。这阶段，这家的恩格尔系数最乐观而生活却最痛苦。
教育和医疗费用迅猛上涨，“普通家庭”已经承受不了。明明是为了“保命”和“保教”而不得不压缩其他开支，不得不从牙缝里挤出储蓄来，可宣传机器却让恩格尔系数指证“如今的老百姓越来越会享受生活的乐趣”。
恩格尔系数在中国有时成了“戏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实现了一种“多元化”，即“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割裂”。不同利害的社会群体，不同质量的生存维持系统，不同标准的生活评价标准。“恩格尔戏数”使“个体富裕”看起来恰似“宏观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