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新课改·高一思想政治备课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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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当代世界市场和我国的对外贸易(5)

如何对外资说“不”?

有记载的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最早年份应该是在1996年,没有明显的资料显示或解释海外资本为什么选择在那个年代进入中国。但粗略地评估一下,不难发现,1980年至1996年,中国住宅市场转型已经历16年的培育期,出现了2万多家开发企业。出于房改与市场化的推进需要,国家的政策一直是扶植市场的,那段时期有着美好的市场前景,国内的中外合资、合作或纯外资资本因而一时之间陆续出现。

可以肯定的是,在最初20年时间里,外资的存在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相关监管体系没有十分完善和巩固。自2004年春天开始,由于国内宏观调控的持续,由房地产业引发的危机预言此起彼伏。外资在境内市场中无所顾忌的收购、注资与持股等大手笔举动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招致不满。实际上,官方也认可了这种担忧。根据中央银行去年的一份金融报告,国内一些热点地区的市场里均有外资的身影浮现,直接设立投资公司或参股境内企业,或间接购入境内企业债券并通过中介以包销方式批量购房,从中套利。

由于外资布局密度紧凑的一线城市房价高居不下,人们普遍担忧。从近几年的舆情来看,评论家一般都喜欢将外资看作市场失衡的一大罪魁。有关针对外资出台严格的管制性政策引起的舆论反应,显然也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如果是出于引导资金的合理布局与流向、优化投资结构与产业发展效率、理顺消费市场秩序等角度来考虑,出台一些规范性、指引性的文件或措施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仅只是依据某种舆论情绪,而机械地推出管制措施的话,那么这些措施本身并不会利于市场规范。

若干年以来,中国均没有对外资进入房地产进行过深刻系统的风险评估,舆论掀起的危机感更多时候来自于某种主观意图,外资如虎狼的理论也经不起严密和科学的推敲。某些人将房价的居高不下与外资联系起来,认为对外资设限之后,房价将会明显回落,这种认识有显武断和片面。需要看到,目前的外资进入仍只维持在每年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速度上限,而且外资助推房价涨幅的说法也显得十分可疑,在现今的一线城市,外资只局限于对商用物业的收购与置换,有一些则打算长期持有,至于住宅类物业,由于受宏观环境的影响,外资一直没有展开购置与持有行动,而且住宅类物业眼下也不符合外资套现的价值认同:因为一线城市的住宅利润空间有限;住宅物业在短期内也无法实现理想的利润置换。

实际上,近20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根本症结仍存在于国内,每次危机都是由于消费心态失灵与市场主体冲动造成的。比如当时海南市场的泡沫,似乎就不是外资引发,而是由于规则缺失,造成多方资本的投机冲动,毁灭了一个大好市场。

而且需要注意,有统计的中国70城市房价月度监测数据均显示,房价月平均涨幅同比达到5.5%以上区间,西部一些二三线城市涨幅甚至达14%,将这种涨幅与外资联系起来无疑有显牵强。

应该明白,问题的实质在于,由于多方利益的博弈,近两年间调控政策并没有完全到位。因此,除了房价,我们还可以看到,最早因为要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初衷而发起的调控,在眼下并没有将房地产投资规模有效压制住。据国家统计局最新通报,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7695亿元,增长24.2%。注意一下,200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已连续五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在调控期间仍出现高幅度的增长,这应该是近五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一个历史性新高了。

消费需求、投资惯性、投资冲动都是其中的原因,但是调控政策是否被有效运用与贯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环节如果不花时间去理顺,一味责怪外资显然是毫无道理的。

中国鞋难越欧盟关?

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借助综合成本优势,包括鞋类制品在内的中国多行业领域的产品以低于欧洲同类产品的价格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以鞋类产品来说,据中方统计,去年中国向全球出口鞋类产品58.8亿双,总价值为152亿美元。其中对欧出口鞋类产品8.1亿双,总价值达22.3亿美元。中国皮鞋大量进入欧洲,除了让欧洲广大的消费者感受到了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外,也给欧洲的一些生产商带来了竞争的压力。近年来,欧盟方面的惩罚方案接连出台。从2004年9月发生的西班牙火烧中国鞋城事件,到被吵得沸沸扬扬的欧盟对中国输欧皮鞋征收反倾销税案,中国皮鞋似乎成了欧盟鞋类制造业不景气的“祸源”。

事实上,在这桩涉及金额高达7.6亿美元的反倾销案上,欧盟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曼德尔森的发言人表示,欧盟在对华皮鞋案上正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欧盟许多国家离不开物美价廉的中国皮鞋制品,另一方面,欧盟还得顾及另一些成员国的利益,不得不高举反倾销的利剑。在这样的条件下,欧盟要拿出一个让各方满意的方案,应该称得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无论如何,不少舆论认为,欧盟的解决方案屡屡受挫,说明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人心。

对中国皮鞋实行反倾销与支持进口中国皮鞋的并存态势,实际上代表着欧盟成员国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在处理与欧盟商贸关系上需要做好二重抉择。中方企业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的同时,也应该很好地拓展自身的生产营销思路,诸如加强产品结构调整,开发适合欧盟市场的产品;实施品牌战略、走中高档产品路线等等。说到底,增强品牌竞争力,规范市场竞争原则,这恐怕才是最大限度避免贸易纠纷的有效途径。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入世”

一、所接触者都持支持态度

对于中国“入世”,所接触到的所有人士都是支持的。华盛顿州对华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柏瑞琪说,中国与华州贸易影响到华州经济的各个层面。他们的一半会员在中国有投资,会员公司都支持中国“入世”。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傅强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250个会员企业都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农民也是非常支持的,虽然有些美国农民的利益会受到伤害。比如,中国生产的苹果和苹果汁最近几年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大幅度提高,这对美国苹果果农造成了威胁。其他产品如棉花等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只是个别的产品,对美国农民来说,能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中国进口产品并不多。美国相当多的农产品将在中国“入世”后进入中国市场。柑橘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华盛顿州助理贸易代表罗伯特·汉弥尔顿说,华州历来对中国贸易持积极态度,州长一直为此呼吁奔走,每年最惠国待遇投票时,华州都积极支持中国。华州有2个参议员,9个众议员,在对华贸易上立场一致。

二、中国“入世”后会有阵痛

柏瑞琪说,对中国“入世”,美国企业自身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倒是担心中国“入世”之后会经历的阵痛,尤其是中国的农业。希望中国尽快调整,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体系。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凯瑟琳L·曼女士曾经撰写过一些有关中国市场的报告,她认为,中国改革已经进行得很快,这种改革带来社会紧张,国企问题尤其显著,财经体系面临的挑战也十分明显。

明尼阿波利斯农业贸易政策研究院的索菲亚·莫菲女士谈到WTO的农业协议的影响时说,美国、日本、欧盟一直都很注重对农业的政府投入,但后来加入世贸的国家就不准有太多政府投入了。

三、美国企业担心什么

柏瑞琪说,中国“入世”对华州企业的影响与美国其他企业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期望中国“入世”后会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如配额。华州的产品和服务,中国都会有兴趣,如环保、生物、医疗、航天科技、信息产业等,华州都有优势,中国都需要这些方面的贸易和合作。

关于会员企业在中国“入世”后有无战略调整?柏瑞琪说,大家都期望以后进入中国市场更容易,期待中国的规章制度更透明,投资环境更好。

四、“大家都需要耐心”

中国政府能否履行承诺,是美国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傅强说,自从1947年关贸总协定签订以来,屡次发生成员国没有履行自己承诺的事情。“中国此时正处于经济体制重大转型时期,对此应该有充分的理解和准备。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及上海等地方政府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意愿和决心很大。”

他认为,中国加入WTO后的各类冲突在所难免。一些基本的技术性的问题,可能在5至7年中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至于整套法律体系与WTO基本原则相适应,就要等到加入WTO的10年以后了。

多边贸易体制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多边经济体系中三大国际机构之一,也是世界上惟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随着中国“入世”谈判进程的加快,WTO离我们已越来越近,因此,迅速普及WTO的基本知识,了解和掌握WTO的规则、程序和实际运作,已是当务之急。

多边贸易体制即WTO所管理的体制。大多数国家,包括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贸易国,都是该体制的成员,但仍有一些国家不是,因此使用“多边”一词,而不用“全球”或“世界”等词。

多边贸易体制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不产生不良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使贸易尽可能自由地流动。这一方面意味着消除壁垒,另一方面意味着保证个人、公司和政府了解世界上的贸易规则是什么,并使他们相信,政策不会发生突然的变化。

由于协议是在各贸易国经过大量讨论和辩论的基础上起草并签署的,因此,WTO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提供贸易谈判的场所。

WTO工作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争端解决。贸易关系经常涉及利益冲突,契约和协议经常需要解释,包括那些经过艰苦谈判达成的契约和协议。解决这些分歧的最和谐的办法是通过建立在议定的法律基础上的中立程序。这就是WTO协议中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所在。

虽然WTO在1995年1月1日才建立,但多边贸易体制已有50年的历史了。自1948年起,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就已为多边贸易体制制定了规则。

根据GATT,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事实上的国际组织,也被非正式地称作GATT。多年来,GATT发动了多轮贸易谈判。

最近和最大的一轮是1986至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该回合导致了WTO的建立。GATT主要处理货物贸易,而现在的WTO及其协议还涉及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

什么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断深化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之后,他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紧紧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明确提出并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胡锦涛同志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