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这些能够走向世界，斥巨资兼并、收购、联营的大企业，大多是国有或有着国有背景的。它们目前的成功，往往不是靠市场上充分的竞争，而是靠自己所占有的优惠性或垄断性的地位。它们的企业行为，常常倾向于好大喜功、不计成本。如果它们算计不精，经营不善，又不能及时受到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惩罚，那么盲目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制造一些负债累累的硕大病夫。
实际上，大企业的行为，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充满危机。比如汽车业，由于大家一拥而上，生产能力已经有过剩的危机。有些人预测，中国的汽车业如果不能在2010年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国内就会充斥着卖不出去的车。但是，在几年之间我们有能力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吗？事实上，大企业的行为，常常是追随式、从众式的，看见人家造汽车自己也造汽车，看人家做电脑自己也做电脑。有创造性的个人，则能够在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异军突起。当年的苹果电脑，如今的Google，都是这样诞生的。
中国的经济要更新，不应该仅仅从大处做起，还应该从小处做起。国家的责任，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小人物的基本权利。中国的经济要长久繁荣，首先要等民工拿得到体面的工钱。他们有了基本的经济资源，才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创立自己的产业。一大批小企业才能够迅速地崛起。
个人富了，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劳动力贵了，才会逼着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和技术成分。靠肆无忌惮地压低自己员工的工资来竞争，等于把企业越惯越懒，越来越固步自封，最后使中国经济走入死局。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迈出新步伐
自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以来，全社会创新热情被更加充分地激发出来，一项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引人注目。
为了引导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2006年6月，科技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确定了第一批试点企业103家，包括15家国有大型骨干企业、77家民营科技企业、11家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一年多来，这些试点企业把创新作为根本战略，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着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中近一半企业研发投入超过销售收入的6％。
在科技部、财政部等统筹协调下，数十家知名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了钢铁可循环流程技术、新一代煤化工产业技术、煤炭开发利用技术、农业装备产业技术等四大创新战略联盟，着力打造钢铁、煤炭、化工和农业装备领域产业技术创新“航空母舰”。
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巨额的资金投入。近年来，国家金融、财政、税收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006年3月，科技部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合作协议，确定以500亿元贷款支持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一些有远见的企业，更是自觉加大了科技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2007年6月，中国最大的镍钴金属生产企业金川集团在河西走廊召开“科技大会”，列出包括近70项技术难题的“科研需求表”，出资邀请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帮助其攻克技术难关。
不断加大的科研投入，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2006年我国研发投入达3000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22％，创历史新高。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激发了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在基础研究领域，我国科研人员将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发展新原理和新方法作为主要目标，取得一批重要原创性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非线性光学晶体、量子信息与通信、纳米材料与纳米结构、创造新物质的分子工程学、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脑科学……在一个个重要研究领域，我国科学家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高新技术领域，我国已由跟踪世界科技前沿进入创新发展的阶段。研制成功曙光4000A高性能计算机，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成功进行超级稻育种……在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重要高技术领域，我国科研人员突破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显著增强了我国高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引领相关领域创新发展。
专利是反映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参考数据。据统计，200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发明专利申请21.05万件，比上年的17.33万件增长了21.4％；其中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为12.23万件，比上年同期的9.35万件增长了30.8％，占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58.1％；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国内发明专利授权达2.51万件，占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43.4％。
专家表示，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去年呈现大幅增长，表明我国创新能力和技术发展水平有了稳定提高，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影响不断增强。
中国纺织品对外贸易喜中有忧
众所周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关于纺织品配额一体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的相关条款，从2005年1月1日起，原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设限国将取消对中国配额限制，对相应产品中国将不再实施配额许可证管理。
中国纺织业迎来机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进出口贸易居国际前列的贸易大国，纺织品贸易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对我们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总的来看，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纺织品出口会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这是配额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回归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原有配额体制严重扭曲了世界纺织品贸易，压抑了中国纺织品的出口，中国获得的配额基数很小，与生产能力极不相称。取消配额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快速增长完全是正常的。
因此，不可否认，后配额时代对中国而言是一次历史的机遇。而纺织品服装出口又是我国进出口贸易平衡的支柱，这一领域的发展无疑将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纺织业为国民经济带来的贡献更是不言而喻的。以2004年前10个月为例，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顺差638亿美元，而同期我国总体贸易顺差仅100多亿美元。另据了解，我国加入WTO后，我国纺织品行业发展增速高出世界平均增速3倍，纺织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已占据不可或缺的支柱地位。近年尽管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顺差在减少，但纺织品服装贸易顺差不断增加。从一定意义上说，纺织品服装的出口贸易支撑着我国进出口贸易在总体上的平衡。随着配额的取消，希望中国的纺织业能够真正抓住历史难得的机遇期，顺应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战略思路，使我国的纺织业走向新的繁荣。
中国纺织业腹背受敌纺织品贸易取消配额，对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WTO进入一个没有配额的时代，但我们也不要过高估计“后配额时代”对全球纺织品市场的影响，不要过高估计“后配额时代”对中国纺织业带来的机遇。
首先，配额取消带来的利好作用有限。从1995年乌拉圭回合之后，世界就开始逐步取消纺织品配额，如今已经进行了近十年，各国都有一个很长的心理准备期，2005年1月1日起全部配额取消，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而言，也不会突然出现惊人的奇迹。
其次，“后配额时代”的纺织品贸易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人们普遍只会认为，配额取消对中国纺织业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纺织品服装可以自由进入所有国家市场，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国际纺织品市场供大于求的总趋势下，失去配额限制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将更趋激烈，利润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压。配额的取消对中国纺织服装业来说，更多的还是挑战。
再有，由于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目前的纺织品出口前景并不明朗。近来，在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中，就出现了买卖双方因为都不掌握配额取消后各自国家可能采取的措施，既不敢下单也不敢接单的现象，从而导致纺织品订单的成交量比以往有所下降。
配额取消不意味着自由贸易影响全球纺织品贸易的因素有很多，除了配额之外，还有关税、绿色壁垒以及各种非关税措施，纺织品配额的取消绝不意味着世界纺织品全面进入自由贸易时代，所谓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只有相对的或更加自由的贸易。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在加快。
利用外资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与速度令世人惊羡，利用外资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数据表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累计约5000多亿美元，连续十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的大量注入，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就业的扩大、税收的增加、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引进、利用外资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个别地方的做法甚至与科学发展观相悖。尤其是时下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引资大战”令人触目惊心。打开一些地方政府网站，单看标题就会感觉到引资热浪扑面而来：“市委发出引进外资动员令”、“大干6个月，确保利用外资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官员像业务员拉生意一样拉项目，为了完成引资“指标”，无所不用其极。
事实上，各地区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资源条件、地理位置、政策特点、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都是外商在投资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当招商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时，当层层下达高指标时，盲目引资就在所难免。比如，在一些地方兴起的“让利竞赛”，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突破，由此导致的种种恶果便出现了。
——土地资源被消耗。为了在引资比拼中取胜，一些地方政府不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变相执行“零地价”。更有甚者，为了GDP数字，有的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批地。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当前，凡是性质严重的违法占地行为几乎都涉及到地方政府。凡此种种，使得土地违法现象处于失控状态，原本紧缺的土地资源被消耗。
——引进了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在“不分良莠、凡是外资就行”的思想指导下，外资项目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外资企业乘机把“夕阳产业”转到我国，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借机落地开花。于是，我国不少开发区开始遭遇“黑色幽默”：因为工业污染，养殖的鱼虾死了，地里的秧苗蔫了，周围的人得了怪病，而污染企业的环保考核竟然达标了。
——国家税款流失。按理，招商引资应“双赢”，让投资者赚到钱，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有的地方根本无视国家规定，不顾当地实际，敢拍胸脯，勇于承诺，税收优惠一让再让。有的地方政府以补贴、奖励等名义通过财政支出变相返还企业税款。更有甚者，外资企业当年实现地方税金全部返还。由此形成的虚收虚支直接影响了地方的财政质量。
盲目恶性竞争，给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其结果是进一步挤压了本国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少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发展举步维艰。觊觎外资的优惠条件，不少国内企业纷纷“变身”外企。于是，大量“假外资”以投资的名义进来，开始了“国内吃草国外挤奶”的畸形旅程。
以外资名义在中国投产的“淘汰工业”，廉价获取了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严重污染了空气与水，享受着“两免三减”的种种优惠，留给地方政府的却是微薄的利润，甚至只是一个数字空壳。如此利用外资，无异于“吃祖宗饭砸子孙碗”！
对此，一些地方政府并非不知。但为何仍然乐此不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因为，引进外资，往往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出GDP和出口额的快速增长。为了眼前的“政绩”，不惜牺牲国家长远利益，这种狭隘的“招商引资观”不可取，必须予以纠正。
“只注重数量而无视质量”，盲目利用外资的弊端已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强调指出，要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有识之士指出，引进外资应该以效益为主，过去是招商引资，现在应该是招商选资，要对那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外资项目果断地说：“不！”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刻不容缓。怎么办？首先，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其次，要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进行调整，不但要看他的经济数字，而且要看他的经济质量。要加强监管，不以数字论英雄，将各地的招商引资步伐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