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富有启示价值的着作中，我还看到了一种生存生态：那些卓然屹立在沁河流域的古堡，是以一方水土的传统见证而昭示于我们的；那些功德牌坊，是我们对墓中主人可以产生一种持久形式的定格与联想物。我们不能说逝去的已然消失殆尽，无法回复，因为面对着这些建筑的历史和历史建筑里的人，可以给我们现代人一种记忆的视觉符码（visual code），使得我们对传统的行为价值有更强大的认定行为。现代与传统，不是一事，也似一事。《晋城古堡》，起码在这一点上也给我们重新注释了这两者的概念。
“沁派古堡”，建造它的是任何一地都有的砖土，但这些砖土却融进了中国传统社会太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乡土与风情。用心、用纯真去寻找这些远去的家园，珍惜自己故土上的这些家园，唤起更多的人爱上这些幸存的家园，其实就是唤醒更多的人去触摸这些历史的纹样。令人感同身受的是，这本书不像许多历史那样扑朔迷离，因为她追寻的不是观光行程，她寻找的是这些古堡的成因和历史的遗迹在她的心灵与血液中的交汇激荡；所以对一个普通的观光旅游者以及卧游者来说，不看这本《晋城古堡》，许多原本存在于传统中的建筑美，传统人文环境中的好，就好比那已逝去的时代，会离你愈来愈远……
（《中国方域》，二〇〇五年第六期）
10、大寨：一句口号，一个历史的符号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了，至今困扰着中国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新农村的建设问题。不论是城乡二元化的管道如何疏通，还是新农村建设怎样才能与中国道路吻合，大寨，总是一个叫新农村建设主流或非主流思路的代表人物不得不过滤一下的模式；但对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被某些仍旧亢奋的人概括为“激情燃烧的时代”或“红色经典”的人来说，大寨却仍然是一道叫人心动的景观。这就像二〇〇五年，年轻人疯狂地喜欢“粉丝”、“玉米”“超女”一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一个“红色粉丝”，除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之外，心中追捧的还有柯湘。一个时代的人自有一个时代的偶像，这无可厚非。具体到大寨来说，重要的不是大寨产生的年代，而是产生大寨的年代。尽管我现在也羡慕华西村羡慕得不得了，但建设新农村的中国农民的“伟人吴仁宝”不会给我五百平米的欧式别墅，也不会给我一年一百五十多万元的收入，所以我只能回味回味“大寨精神”，看一看从一个口号的兴起到席卷全国大地，甚至波及到海外的普通小村庄，逐渐恢复到常态的变革，可以带给我们什么。
从民国开始，中国一直是一个口号中国。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来中国的外国人对此感到不解和好奇。而山西，更是一个口号至上的省份。我在编旧文汇辑《晋阳秋艳》一书时，不但发现外国人对口号标语充斥在城厢村野感到不解和好奇，即使是中国当时的名流胡适、陈衡哲等人亦对山西境内的标语口号大为反感。更巧的是，近来我读罗荣渠的《北大岁月》（日记），他记述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史学系的同学与向达先生惜别，向达语气至为沉痛、发人深思地说：胡校长说要在十年内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但据我看，如作风不改，则五十年也不会办到。看来，不管是在旧中国还是在新中国，不管是政治家还是高明至“现代圣人”的学界中人胡适，其标语口号，总是一个挥之不去但又不得不用的梦呓。大寨就是这样一个在标语口号下进行着梦想与现实搏斗的徽标。
正如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做过什么，更体现在他对社会对人类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样，在口号中国，假如没有“农业学大寨”，那么，大寨就不会有这块让无数学过它膜拜过它的人来此忆旧。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大寨做了正确的事情，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做好了学习大寨的这件正确事情，而至于后来的事情，只能让历史评说了。
七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同的一个礼堂，听过陈永贵大叔的报告——那时真叫聆听，现在则叫演讲。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大叔，不拿讲稿，不紧不慢地讲大寨在遭受特大洪灾之年，响亮地提出“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和“社员口粮不少，向国家售粮不少，劳动日分配不少”的“三不要”和“三不少”的口号，在废墟上重新建了一个新大寨的事迹，以及他结合大寨的人和事对大寨精神“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的阐述。现在回想起来，周恩来为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这句口号总结出来的这种“大寨精神”，仍有耐人寻味的现实对比性；而陈永贵大叔的那场报告，对我的影响力，有如现在听央视十套“百家讲坛”葛剑雄讲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变迁；听易中天讲大话三国；听孔庆东讲鲁迅那般夺人眼球。
七十年代后期，我随着滚滚的“口号旅游”大军前往大寨，但如雷贯耳的大寨英雄一个都没有看见；着名的景点大柳树前停放的全是红黄相间的长途大客车；虎头山、狼窝掌、海绵田上接踵而至的学习取经者似长龙，什么都看不到，只是在专为招待学习参观者的大食堂吃完饭后，在大寨国际旅行社的前身大寨招待所外面留了个影了事。连“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红色明星”都没追上，此番学习参观很没收获不说，而且感觉很不爽。看来不管什么年代，出名的人物总是难见，难怪现在会涌现出那么多的各个种类的追星族！
二〇〇五年夏季，我与《魅力大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旅游系列丛书”之一种）的作者郭润生同往大寨，虎头山上游，昔阳县里住。三十年前那滚滚学习取经的人流早已到了平遥古城或是乔家大院去了，大寨村就像深山里的清凉寺那般清静，所谓的“天下名山僧占多”，竟然用到了这里——游客大多是前来虎头山朝圣的中老年者。而这里也不负毛泽东所给予的那块无形资产——“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金牌，大寨的第二代民居“车厢建筑”里（大多已改为销售纪念品的门脸房）录音机和电视机循环播放的仍是“文化大革命”时的音乐和电影片断。“老英雄”宋立英每天端坐在“宋立英售书处”，用签名售书的形式，不打折地卖着书籍。陈永贵故居里，他的后人只签名卖着有关他父亲他爷爷的书籍……山西人厚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典型算是选对了地方。可惜的是，虎头山上早已没有了“大寨人像士兵冲锋似地向大山冲击”（法国记者费雷德里克·博班语）的战天斗地的火热场面，甚至连早年让人羡慕不已的层层梯田都掩蔽在树木丛中，使人遍寻不见。的的确确，这里除了地下埋藏的仍是旧人旧事外，视界上已根本看不出“大寨精神”的一点影子，好多年前，曾在报上看到过华西村的当家人吴仁宝曾给过大寨五十万元，用以发展村办企业和乡村经济，恐怕就是最好的佐证。
虎头山上也有让人怀念的地方。像陈永贵墓、郭沫若纪念碑、孙谦墓和大寨文化展示室所陈列的巴金写于一九六四年的长篇纪实散文《大寨行》的书影，便是一种精神上的敬重。无论怎样，他们在这里塑造着一种风骨，坚定着一种信仰。至于其他种种事端，来这里的游人当然皆可不计。陈永贵的墓地在这里，那是花果飘零、落叶归根；郭沫若的碑和孙谦墓埋立在虎头山上，那是他们生前的选择。但我却想，如果他们活着，看到小岗村、大邱庄、南街村、耿村、华西村等等形形色色的农村发展模式，他们会把自己的碑和墓埋立在这里吗？历史当然不能想像，但活着的人总是爱这样叹息。这倒不是后人比前人有多明智，而是后人有心灵上的可参照物和发现阶段历史真伪的可能性。巴金反思忏悔了许多事，但我没有看到他有反思忏悔写作《大寨行》的文字。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学大寨运动本身并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大寨精神”确是我们应该集体操守的宝贝。
大寨的时代过去了，但“大寨精神”神韵犹存。华西村代表的是农民的财富，但那是学不来的；大寨代表的农民精神，狠狠心、咬咬牙，倒是可以学的。中国的新农村到底如何建设，那是中国道路智囊设计者和决策者的事。但具体到山西来说，也许与我同上虎头山森林公园的郭润生说得对：“了解山西商人不可不看晋商大院，认识山西农村不可不去大寨。”
（《SOHO小报》，二〇〇六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