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人外宽内深，既坦白又阴鸷，既热情又冰冷，既与人相谐又喜欢恶作剧，我立身光明，待人真诚，虽有权谋，但用来自卫而非害人。我为人很够朋友，也喜欢交朋友，可是我却愈老愈抑制自己，不大交朋友。其中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朋友是“匪谍”；二是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关于朋友是“匪谍”方面，我在台中一中，认识一位教英文的朱景昌老师，那时他四十出头，河北饶阳人，英文造诣颇深。他很孤僻，曾公开宣布不交任何朋友，理由就是交到“匪谍”怎么办。此公理由颇为有趣，我戏而识之，每以此自勉。但是四十多年来，不幸还是交到“匪谍”，因而进出警备总部，几无宁日。幸亏胡秋原公开指我为“匪谍”，我自己既是“匪谍”，则复何惧于“匪谍”耶？从此“匪谍”坦荡荡，再也不怕“匪谍”矣！关于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方面，这一怕，随着年华老去、来日无多，更形严重。有些人整天游手好闲，喜欢跟你聊天，我最怕交到这种朋友，因为实在没工夫陪他神聊，但这种人往往又极热情、极够朋友，你不分些时间给他，他将大受打击。所以一交上这种朋友，就不能等闲视之。这种朋友会出现在你面前，以怜悯姿态劝你少一点工作，多享受一点人生。当然我是不受劝的，我照样过我的清教徒生活，不烟、不酒、不茶、不咖啡、不下棋、不打牌、不考究饮食、不去风月场所，什么三温暖、什么啤酒屋、什么电影院、什么高尔夫球……统统与我无缘。这种朋友看我如此自找苦吃，也就懒得再劝我，只是间歇性地跟我吃碗牛肉面，或买来便当到我书桌旁同吃，或同我快步散步一段路，就逃掉了。在这种极热情、极够朋友的人以外，有些朋友跟我颇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但“君子之交”还是要见面的。不过这种见面，十九都是到我家，而不是我去他家。我最不习惯去别人家做客，“君子之交”的朋友要看我，大都要来我家做客，不过，天知道那是什么客！
到我家做客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奇怪的“待客之道”，就是绝不专心待客，而是要一边做工一边同客人谈话。所谓做工，大都是整理资料：圈呀，剪呀，贴呀，分呀，捆呀，搬呀……两手动个不停，也忙个不停。不过我这样做，丝毫不影响我的注意力、反应和应对。我常常给客人“教育”与“洗脑”，提醒他们我有一心两用甚至多用的本领。我告诉客人，17世纪大学者王船山可以一边向学生讲课，一边跟太太吵架，而《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庞士元，更是十项全能。《陶庵梦忆》中的黄寓庸也有“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傒奴”一身四用的本领。正因为我有这些一身三用、一身四用的本领，所以我待客时，就先声明我要一边做工一边谈话，一如蒋介石到印度拜访甘地，甘地却一边纺纱一边谈话一样。朋友们知道我这一奇怪的“待客之道”，也就不以为忤，有的甚至跟我一起做起工来，像孟绝子、像陈兆基、像陈彦增……一到我家，就从客人降为苦工，不由分说，立被拉夫征用。当然也有向我抗议的，老友骆明道就是一位。骆明道说：“李敖是一个苦人，有福不会享，整天做工。你跟他谈话，他五分之四的时间都不抬头看你，谁吃得消他啊！我才不要去他家呢！”所以，骆二哥只愿同我通电话。但他不知道，通电话时我用下巴夹住听筒，照样做工不误，骆二哥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我不但是个工作狂——裹胁朋友一起工作的工作狂，生活方面，也有狂在。我身怀大志，志不在温饱，衣、食、住、行方面，后两者比较考究：住大房子，原因之一是补偿我多年蹲小牢房的局促；坐宾士车，原因之一是警告想收买我的人老子有钱。对吃，向不考究，并且喜欢奚落老是喜欢做美食、吃美食的家伙。有一次，哥儿们邓育昆请“敖哥”吃饭，他特地以松花江白鱼饷客，下箸之后，问我口味，我说：“我实在消受不起这种贵鱼，我觉得他不如吴郭鱼好吃。”育昆闻而大笑。我不好吃，并且饮食极有节制，已有超清教徒水准。我身高一米七三，一生体重没超过六十八公斤，看起来比所有同年龄的人年轻，“善保千金躯”，有如此者。至于衣，我更不考究了。我以买百货公司换季时廉价品为主，所以穿的都不考究，也不太合身，因为志在天下，没有耐心去量来量去。多年前我同颜宁吃晚餐，饭后搂着她的腰在马路上散步，她忽然笑着说：“李先生，你穿的裤子不是你自己的。”我问为什么，她说不合身啊，我闻而大笑。我做《李敖笑傲江湖》节目，电视上永远一袭红夹克，近四百场下来从不改变，大丈夫不靠衣服显，由此可见。不过我的红夹克倒是名牌，因为只有那个牌子的式样看来最保守，不怪形怪状。我本有一件，后来在电视中看到郝柏村也穿了一件，我大为着急，因此把同样的都买来了，现在一共四件，可穿一辈子，死后还可留给我儿子。
我儿子戡戡四岁半，女儿谌谌两岁半，太太王小屯比我小近三十岁。小屯十九岁时候，我在台北仁爱路碰到她，先看到背影，她身高一米七〇，下穿短裤，大腿极美。她既有一腿，我就有一手，就这样认识了她。后来她念文化大学植物系、中兴大学中文系，成绩优异。她为人聪明、漂亮、善良，喜欢偷吃零食，还会写诗呢。还有，她又脱俗纯真、不喜奢华，因我反对戒指等俗套，我们结婚时没有戒指，她也同意玩笑性地以“易开罐”上金属环代替。和她认识八年后，在1992年3月8日结婚。我笑她“骗婚”，她笑说：“你那么奸诈，谁骗得了你。”这次结婚，为了向户籍机关陈报，买了市面上卖的“结婚证书”，上面“中华民国”都是印好的。陈兆基、陈良榘、陆啸钊、陈彦增四老友见证完毕后，我题字其上，字曰：
证人从老，
证书从俗，
正朔从伪，
三从出炉。
小屯若生古代，一定是三从型女人，因为她思想忠贞保守。郑南榕的太太叶菊兰、林世煜的太太胡慧玲，都戏呼她“王大牌”，因为她对不熟的人常常一言不发，看来架子很大。她的父母是最质朴的河北省人，节俭持家，不慕荣利，住在南港，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我和他们说话却说不多，倒不是“李大牌”，而是丈母娘年纪比我还小，我不知道怎么说。在合法婚姻以外，跟王尚勤有一私生女儿，是美国人，名叫Hedy Lee，小名小文，与我太太同岁，我有《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一书，就是写给她的。1964年她在美国出生的时候，陈鼓应跟人说：“李敖这个女儿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了，李敖的目的，是二十多年后，可以以‘美国人的爸爸’身份去美国。”这话传到我耳里，我开玩笑说：“李敖这么有远见吗？有本领把计划定到二十年后吗？二十年太长了吧？变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国，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也！”如今，“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二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靠老蒋回大陆固是笑谈，靠小文去美国却逼人成真呢！如今许多家长大做“小留学生”之梦，他们的“大头”，其实还不如李敖的“小头”远见呢！又何止他们，连我李敖自己，恐怕也都我“大头”不如我“小头”有远见呢！鼓应老友，真深知我“小头”者，在这一点上，他真是先知呢！不过，我靠女儿去美国，又何必呢？我三姐早就在不告知我前提下，替我申请成功移民名额，美国在台协会一再催我不要失掉机会，我理都不理——我要以中国人身份死在台湾，此志不移了。在小文成长过程里，我正坐牢，她被我妈妈溺爱，又加上在美国学校学到不少坏习惯，最喜奢华，所以不无“世纪末”的问题。近年在我金钱攻击下，“折节读书”，得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我妈妈生在1909年，今已“米寿”之年，眼看九十了。她本来跟我住，现住加拿大我弟弟家。我在1991年1月4日写信给在昆明的大姐，有这样的话：
老太自昆明返台北，大有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诗中“从兹始免征云南”之概！本来是“应做云南望乡鬼”的，如今重走台北敦化南路红砖之上，意气风发，不似八十老妇。两个月前，我的四个朋友，都在一月之间，死了八十老娘，我笑谓老太：“别人的妈跟你同岁，都死了，你有何感想？”老太笑答曰：“我身体好得很呢！我跟你一起死！”
老太太的风趣，由此可见。
在《李敖回忆录》这最后一章，我故意写得很随性，信笔所之，像个老去人儿在话家常，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别有倚卖之趣。既然行云流水般地写这部回忆录，我想随性谈谈我“性之所至”的事。我小学四年级十岁以后，因为看到北新书局《健康的性生活》一书，就发现了手淫之乐。这个习惯，跟随我五十多年，直到今天。“手淫”两字对我说来，其实不符实际，因为我不用手久矣。我精选美女图片，虚拟实境，顾而乐之；穷极视想之欲，意而淫之，终以摩擦射精。因为美女图片愈选愈是极品，愈是上选，所以去实际上的女人愈远，实际上的女人其实极少符合我那十分挑剔的审美标准，因为她们缺点太多。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对的，因为马路上颜如玉的毕竟太少了。而符合高标准的，多在书中。这也就是我愈老愈难被实际女人迷住的原因——平面的美女，我可见得太多了；实际上的，反倒不够看了。我偏好“意淫”如此，人或以幻相讥，但我看来，幻其实也未尝不真，是真的另一面。相对的，真之为物，也并不与幻相对，它其实也未尝不幻，是幻的另一面。1982年1月25日，我出狱前十六天，独坐牢徒四壁的囚室中，首写《真与幻》一诗，表达此义：
人说幻是幻，
我说幻是真。
若幻原是假，
真应与幻分。
但真不分幻，
幻是真之根。
真里失其幻，
岂能现肉身？
肉身如不现，
何来两相亲？
真若不是幻，
也不成其真。
真幻原一体，
絮果即兰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