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诗的立论是很明显的,我认为真幻一体,但是幻是更根本的。这种根本,并不是笛卡儿“我思想,所以我存在”那种,而是真实存在的,但只有根之以幻才成;而幻的存在,也要附之以真才成。这种关系,有点玄妙,但在第一流的爱情里,我们便可看到它的相成。没有幻的爱情,其实是一种假的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你追求的纯是真的一面,你将发现真只是缺憾、现实与索然,并且变化不居。逃离这种情境的方法只有“意淫”“精神恋爱”“限时分手”,此外别无他途。
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我辈中人,钟情之事,却每入魔障、误入歧途。魔障与歧途之尤者,就是把爱情搅成痛苦之事,这是最要不得的。其实,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真正的第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苦,因而逃避爱情,“且喜无情成解脱”。其实“无情”并不能真的“解脱”,即使有所“解脱”,也不算本领,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真正此中高手,不是“无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非常洒脱,得固欣然,失亦可喜;来既欢迎,去也欢送,甚至洒脱得送玫瑰花以为欢送,这种与女人推移,而不滞于尤物的洒脱,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洒脱的一个关键是:高手处理爱情,并不以做到极致为极致。如果情况只适合“少食多餐”“蜻蜓点水”“似有若无”“虎头蛇尾”“迷离惚怳”“可望而不可即”……也就戛然而止。这种戛然而止的态度,也是一种极高明的爱情境界。1974年,我在牢中有一首诗——《只爱一点点》,最能表达出高手的基本态度: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中,我用类似“登徒子”(Philanderer)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我认为,人生中糟糕的一件事,是把爱情的比例占得太多;更糟糕的是,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难过痛苦的爱情占了极大的百分比,这是绝对病态的。但是,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小说之所写、电视之所播……泛滥所及,人人所受的“爱情教育”与“爱情宣传”,却全是比例极大、方向极错的误导,这岂不好笑?五十年来,我自己“性之所至”,虽经历过不少“拜伦式的不快乐”,但我终能脱困而出,变成了大情圣。1984年1月5日,我有《把她放在遥远》一诗,颇能道出我的高明:
爱是一种方法,
方法就是暂停。
把她放在遥远,
享受一片空灵。
爱是一种技巧,
技巧就是不浓。
把她放在遥远,
制造一片朦胧。
爱是一种余味,
余味就是忘情。
把她放在遥远,
绝不魂牵梦萦。
爱是一种无为,
无为就是永恒。
永恒不见落叶,
只见两片浮萍。
乍看起来,这种乍有还无式的玩世式爱情是不够认真的,其实,如果真正认得爱情之真,就会彻悟:原来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澜起落,了无凿痕,含情而来,带笑而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语爱情。如今,我已老去,罗曼蒂克的生涯,对我应已远离。……(编者略)一生也有过五次青楼情孽的纪录,但肌肤之亲以外,长入我梦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几面之交的女孩子,《民生报》的徐开尘就是一例。我喜欢造型清秀不俗别具风华的女人,极少喜欢像电脑造出来的美女,凯瑟琳·德纳芙的前夫——导演罗杰华汀说他碰到拉蔻儿薇芝会阳痿,其言老到,足以风世矣。
今年2月14日晚,在邓维桢家吃饭。许信良问我:“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我答道:“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陈文茜在旁闻而大笑,其实她不该大笑,而该苦笑。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戏。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飙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但又何必一悲到底?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
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但造化之中,却充满机智与喜感,例如我骂国民党,用的是这样表达:
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如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如法官收红包是也)。国民党总是不能恪守本位。
这样用短短二十四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形态,何等机智,何等喜感!又如:
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逮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这样用短短八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心态,又何等机智,何等喜感!从二十四个字写形态,到八个字写心态,一经落笔,立刻单刀直入,一目了然。这种本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除了骂国民党以外,骂蒋家我更拿手。蒋孝武死后,报上说他生前如何与私生兄弟章孝严联络云云,我感而提笔,“特撰挽联”,全联是:
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
婚生私生、兄弟串联、全靠经国动鸡巴。
从中文技巧看,任何中国人都写不出来,这种本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我十四岁来台湾,转眼四十八年。拜蒋家王朝列管之赐,始终未能出境;近年蒋家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懒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将老死于斯。当年傅斯年为台湾人题字,有道是“归骨于田横之岛”,我住台湾四十八年,并未见到田横式豪杰,台湾也自非田横之岛。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对我本人仿佛倒是写真。只是今日田横,也合该只做“个体户”“单干户”,自己去田去横,没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横可以五百年内雄踞文坛,但是,要五百义人与你同生共死,则是生错了时代,也弄错了地方。
我在台湾,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既然阴错阳差地浮海而至,也就随缘入化地凌云而活。对大陆,我并没有乡愁;对台湾,我也不曾寄旅。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战场,但不是我的敌人。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它太小了。虽然我也以东方朔“恐朱儒”的玩世与愤世,跟这个岛周旋,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与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遥远的所在,那种遥远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正因为有那种时空上的遥远,我素来讨厌中国人轻易乡愁的情绪,我早就说乡愁观念的基本成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通信的不方便。这些因素,在我们现代化以后,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所以“乡愁”二字也就愈来愈没意义。古人的诗里有“却恐他乡胜故乡”“此心安处即为乡”的境界;有“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何处不青山”的境界,可见古人也不无提升起来的水准。台湾是我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但是,大陆对我说来,也是“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局面,我喜欢多少大陆,也是可疑的。
十五年前我就写道:“不只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在厄尔巴(Elba)岛上,在圣赫勒拿(St.Helena)岛上,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也许多年以后,我会归骨于昆仑之西……”十二年前,我引申此意,又写道:“我是归骨于昆仑之西,而不是东,我的真正大陆故乡其实在昆仑之东。但昆仑之西是大陆的根,大陆的动脉,虽然那个根,那个动脉,已经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他偷渡出关,直奔昆仑之西,面对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真是中国第一豪杰。”
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
王安石的一首题作《梦》的诗,我最喜欢:“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译成白话是:人生如梦,有什么好追求的呢?什么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我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台湾对我说来,是一个诗人康明斯(E.E.Cummings)嗜痂下的小写字母,不论怎么放大,限于格局,也是小写;但在因寄所托之中,亦聊以放浪形骸,留下数不清的功德。这本《李敖回忆录》,“诙达多端”“朔皆敖弄”,纵平阳之虎,犹欺犬也。台湾何幸,有李敖俯仰于斯,且得其冷眼,以匹夫灵气疝气,钟山川且泽及女子小人。噫!微斯人,岛与谁归?
1997年3月31日,去国泰医院给名医
黄清水开疝气的清早,在中国台湾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