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4月16日，即朝鲜战争开始前两个月的时候起，哈里·杜鲁门总统心里一直藏有一个秘密：他已不打算争取连任。待他任期届满时，将是担任公职达30年了。他认同连任两届的规矩。“我认为，当8年的总统就够了。而且有时候，对任何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来说，都是吃不消的。”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权势有一种引诱力，它可以渗入人的血液，正像大家知道的赌博和贪财有引诱力一样。”
但像杜鲁门这样精明强悍的政治家，故意毫不声张，直至做出自己选择之时。他的确在私下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谈过，他认为文森是“最合理的、最合格的候选人”，但是文森以健康为由请免予考虑。杜鲁门逐渐向民主党其他领导人透露了他的秘密，至1952年1月，他认定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是“最佳的、最全面的候选人”。史蒂文森同杜鲁门见了两面，但是对此事竟不置可否，这使总统颇为恼火。到了3月29日，史蒂文森还在犹豫不决。这一天杜鲁门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军械库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晚宴上做了惊人的宣布：他将不再参加竞选。
虽然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曾断言他是可以赢得连任的，但是当时的情况说明并非如此。从1950年开始的那一连串丑闻震撼了他的政府，公众对此已经深恶痛绝：联邦税务局贪污舞弊；那些“5%回扣收取者”把政府承包合同转让给朋友，然后收取诸如貂皮大衣这样的回报；复兴金融公司的贷款流入了像迈阿密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这样的投机企业，并付款给诸如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小威廉·博伊尔这样的民主党高级官员以疏通关系。虽然没有人指责杜鲁门拿过一个子儿，但是图财贪钱的风气也渗透进了白宫（举个例子说，总统的军事副官哈里·沃恩少将曾经老老实实地对一帮听众说，他如何轻而易举地在德国黑市上把他55美元的手表卖了500美元）。日积月累，杜鲁门政府的丑闻造成了哈定总统年代里的蒂波多姆事件 以来华盛顿最感难受的时候。杜鲁门为取得公众支持付出了高昂代价。1950年末，朝鲜战争顺利进行时，杜鲁门享有盖洛普民意测验中46%的支持率，这是他任内最高的了。但是在他任期的最后两年中，他的支持率从未高于32%，有时还下降到23%。由于只获得4个公民中不到1个人的支持，如果杜鲁门愿意再度竞选的话，显然面临着艰苦的战斗。
1952年的竞选任务本来会更加令人生畏，共和党提名了一位本世纪中期的英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此人政治取向尚不明确，但却以他的实力和正直，无愧于他在公众中的声望。自从他自欧战胜利凯旋，两党政客都曾以总统候选人提名对他相利诱，杜鲁门也曾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1948年他曾提出让位给这位将军。艾克——人人都这么叫他——在战后担任过陆军参谋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第一任总司令。1951年底，艾森豪威尔开始对来访他巴黎办公室的共和党人流露出意向：他已是万事俱备。他对纽约州前州长托马斯·杜威的老朋友、后来成为艾克的司法部长的赫伯特·布劳内尔说，朝鲜战争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艾森豪威尔看到了举国上下对于杜鲁门处理朝鲜战争的深深不满。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只要发表一项声明就可以轻易地赢得共和党提名。布劳内尔不以为然，他劝告将军说，要战胜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以赢得提名，比赢得大选还要困难。在以前的三届大选中，拥护塔夫脱的中西部孤立主义者们看到他们党提名了一个“东部的国际主义者”（1940年是温德尔·威尔基，1944年和1948年是杜威），现在塔夫脱这一派希望该轮到他们了。他们在初选中倾力奋战，锁定了塔夫脱的领先局面。1952年4月初，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说，他“作为政治人物而出人意料的进展”受到其军事职务的掣肘，要求有人接替他北约司令的职位。杜鲁门选中马修·李奇微将军接替他，这是对李奇微在朝鲜的功绩的褒奖。这番大换班又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战役的英雄马克·克拉克将军调到朝鲜去接替李奇微。
6月2日，艾克在家乡堪萨斯州阿比林开始他的竞选活动。他呼吁在朝鲜实现“公正的停战”，但是他并未着意批评政府在那里的政策。他宣称说，竞选中最为迫切的问题是“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对决”。他要求撤销“无用”的联邦政府机构，“铲除破坏分子”。大约两周之后，塔夫脱在一次被称为“回答阿比林”的重要讲话中，批评艾森豪威尔对政府战争政策未加谴责。虽然塔夫脱也没有提出什么可在朝鲜实行的新政策，但是他的一项诺言与艾森豪威尔形成了鲜明对照：塔夫脱要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重返政府，尽管未指明是何职务。艾森豪威尔很明白，他说只有他才会“倾听麦克阿瑟不得不说的任何话”。（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不久的那个春天，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一位老朋友说：“我对我听到的每一句话，都一直紧闭嘴巴。”）
麦克阿瑟那里可没有这种沉默。他自认为（过分地）是他吓退了杜鲁门参加竞选，现在他的目标是要代表塔夫脱——也许是代表他自己——来阻止艾森豪威尔获胜。共和党选择他在7月初于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麦克阿瑟在私下的谈话中把自己的意愿说得很清楚：一旦命运发出召唤，他就要听从命运。《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他当主旨发言者的角色只是一个开头，他已经随时准备脱下戎装、退出军旅，尽其所能……来击败他的五星上将同仁。”整个春天，麦克阿瑟都在攻击杜鲁门如何进行战争，引起了阵阵喝彩。现在他希望有机会来捍卫自己的名声。
麦克阿瑟反对他的将军同仁，这既有哲学因素又有个人因素。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美国陆军中“乔治·马歇尔派”的化身，这一派以欧洲而不以亚洲为导向。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参谋人员而不是一名战士，他虽然有爱国之情，但是缺乏麦克阿瑟那样的“反共救世”之心。作为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曾让艾森豪威尔做他的助理，在他第一次退休之后把艾森豪威尔带到马尼拉作为他的重要助手。他们当时在政治上意见相左（艾森豪威尔甚至胆大妄为地押下相当大一笔现金赌注，认为罗斯福将赢得1936年连任），麦克阿瑟在这个比他年轻的人身上没有看到变化，除了变得更糟糕之外。现在，麦克阿瑟的竞选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加利福尼亚的“支持麦克阿瑟的美国人”、得克萨斯的“要求麦克阿瑟”、宾夕法尼亚的“麦克阿瑟的战士们”，等等。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几周之前，麦克阿瑟和塔夫脱曾在华道夫饭店将军的隐居之地共进早餐。据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麦克阿瑟答应支持塔夫脱获得提名和竞选总统（对他自己萦怀已久的问鼎雄心则只字未提）；塔夫脱报以桃李，答应如果他当上总统，就任命麦克阿瑟为武装部队首脑。这是麦克阿瑟那帮人的说法。据塔夫脱自己说，他打算要求全国代表大会提名麦克阿瑟做他的竞选伙伴，然后宣布他将让将军当“副总司令”，共同承担“制定同国家安全有关的对外政策”的责任。
事有凑巧，所有这些宏图都成了泡影，因为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艾森豪威尔已经在按程序进行的测试投票中胜出，取得了相互竞争的代表们足够数量的投票，这使他离获得提名只有一步之遥。这样，麦克阿瑟想使自己重新在全国崭露头角的唯一机会就是他的主旨演说：如果他能够使代表们群情振奋，他或许还能使全国代表大会倒向塔夫脱（或者说是他自己）这一边。但是预兆不妙。艾克的势力轻而易举地获胜，通过了政纲的要点，肯定了美国要对欧洲承担义务，其势头看来势不可当。麦克阿瑟当然不成其为障碍。即使在那些友善的观察者看来，他的主旨演说也是他生涯中最差的演讲之一。他的声音频频中断，身体上下起伏，仿佛是要强调那些关键句子。《纽约时报》的苏兹贝格写道：“他纯粹是在胡说八道，人们都能感到屋子里的激情正在渐渐消退。我认为他是自身难保，而不能对塔夫脱有什么帮助。”
当晚，麦克阿瑟乘坐“巴丹号”专机飞回纽约，心中仍然希望全国代表大会可能还会召唤他去恪尽职守。这个召唤没有出现。艾克在第一轮投票中以595票对塔夫脱的500票取胜。（麦克阿瑟有来自铁杆支持者的10票，其他候选人分享了100票左右。）尽管塔夫脱未能赢得提名，但是他的追随者们把一个为这次竞选留下印记的重要主题带入了这届全国代表大会：煽动反共主义，并攻击那些现在仍在“赤色迪安·艾奇逊的国务院”里活动的“卑鄙的卖国贼”。这些话出自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之口。当乐队高奏《海军陆战队颂》时，代表们举着写有“艾奇逊”“希斯”和“红鲱鱼”字样的鱼形标语牌，在讲台前列队示威。麦卡锡咆哮着说道：“我们不能用艾奇逊—拉铁摩尔 的方式同共产党战斗。当共产党用黄铜指套在后门痛击我们的朋友时，他们却用洒了香水的丝绸手帕在前门对付共产党！”他呼吁“千百万忠诚的民主党人”要意识到他们的党已经“抛弃”了他们。在谈到朝鲜问题时，麦卡锡保证，如果共和党获胜，“我们再也不会处于担心打不赢的任何战争中了”。大选真正争论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挥霍它的鲜血、浪费它的资源和牺牲它的世界领导地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在继续这个主题时，被艾克请来作为竞选伙伴的加利福尼亚州年轻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大声喊叫说：“美国人民对我国外交代表低声下气、哭哭啼啼和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经忍无可忍，他们大谈美国的恐惧，而不谈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勇气。”
正式的政纲中充满了关于“高层的卖国贼”和“傲慢的官僚”等说法，它谴责民主党人从雅尔塔到中国的一连串外交失败。然而，关于朝鲜战争的用语倒是相对温和的，主要集中于杜鲁门做出不宣而战的决定上：“我们指责他们未经我国公民通过国会中的全权代表来表示同意，就把我们推入了朝鲜战争，而且还在并无决胜意志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对外政策的要点则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杰作，他在过去六个月中纵横捭阖，使自己成为艾克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虽然至1952年1月初，他继续在国务院担任特别顾问，但是他对“杜鲁门—艾奇逊主义”的遏制政策越发持批评态度。杜勒斯意识到，20年来民主党的连续当政，加之对他们的怨烦之情日益增长，这一切都意味着民主党统治的结束即在旦夕。其核心问题就是朝鲜战争。按照国防部一位年轻官员汤森·胡普斯的看法：“由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同较为简单的美国往昔作战风格是如此严重地相抵触，因此它生发了紧张、焦虑和信任问题，这些变成了滋长新单边主义和恶意煽动的沃土。”杜勒斯希望能够成为占据华盛顿的新卫士中的一员。
情不自禁地，杜勒斯要同艾森豪威尔命运与共。他认为塔夫脱是一个狭隘的孤立主义者，而且是保守派，对欧洲的诸多问题怀有强硬的敌意。杜勒斯通过他在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沙利文与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早就同欧洲大陆的企业家和官员们交谊甚笃。而且他认为，对美国来说，背弃这样一个许多国家的重要阵营是鼠目寸光的。虽然艾森豪威尔对于世界事务的见解鲜为人知（实际上，他对几乎所有面临的问题的观点也不为人知），但是杜勒斯认为他称得上是一个“基本上宽宏大量、讲求实际的国际主义者”。杜勒斯开始着手吸引将军的注意力，首先是通过杜威和另一位退休将军，现在是一位投资银行家和艾森豪威尔的主要支持者卢修斯·克莱，给艾森豪威尔送去备忘录，然后又去巴黎访问。他的观点汇总在一篇题为《鲁莽之策》的文章中，此文于1952年5月19日即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七周之前，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篇文章极为重要，因为除去其他内容外，它预示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一年之后用以结束朝鲜战争的那些方法。
杜勒斯虽然在杜鲁门的一些行动中，如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和干涉朝鲜（他把第三条称为是“勇敢的、正义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看到一些强有力之处，但是在总体上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一系列反应式的、消极的、应急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打击苏联扩张主义。“我们之所以工作、牺牲和付出，并不是为了能够在没有这种危险的情况下生活，而是为了能够在有这种危险的情况下生活，也许是永远如此。……我们的政策是原地踏步的政策，它至多可能使我们保持原地不动，直至我们精疲力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