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应当如何是好？杜勒斯提出一个概念，后来以“大规模报复”而著称。他是这样说的：“有一个解决办法，而且仅此一个：自由世界要培养这样的意志和组织各种手段，对赤色军队发动的公开侵略立即进行报复。这样，不管它在任何地方发生，我们都能够而且必将以我们选择的手段在它所侵犯的地方予以回击。”杜勒斯论证说，存在着一种“道德法则或自然法则”，人们和国家必须遵守这一法则，否则最终就要面临毁灭。他还认为美国是上帝所选择的复仇代表。“这一法则已遭到苏联统治者的践踏，他们将会而且应当被迫为这种破坏行为付出代价。”自由世界拥有报复的“手段”（这是核武器的代名词），现在它必须“培养意志”来“立即”运用这种威力。
帮助杜勒斯撰写这篇文章的《生活》杂志编辑埃米特·约翰·休斯一直要求杜勒斯对他的政策意愿给予更具体的定义：“你建议美国的政策应如何行事？”杜勒斯宁愿坚持含糊其词：他已经制定了广泛的目标。现在就让苏联人去琢磨，如果艾克当上了总统，他将会怎样来实现这些目标吧。
艾森豪威尔在私下对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观点颇感烦恼，他还对《纽约时报》的苏兹贝格讲过，他认为政纲中对杜鲁门的攻击“有点过头”。但是他做了一个现实的决定。他对政纲的用语并未提出严重的反对意见，因为他需要党内塔夫脱这一派，以便取得胜利。至于具体细节，艾克将会在今后几个月里从容不迫地搞出来。
民主党人：“疯狂支持艾德莱”
虽然艾德莱·史蒂文森是历史上最犹豫不决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之一，然而到了1952年7月，他终于开始忙碌起来，以赢得竞选提名，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空欢喜。民主党总是要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折腾自己，以致在11月大选之前，该党都不能团结一致。这种情况在20世纪屡见不鲜。这一次争斗是围绕着对党的忠诚、民权问题，以及对哈里·杜鲁门丰功伟绩的效忠程度。为了胜出，史蒂文森必须击败党内那些颇受欢迎的人物，如：在南方深受爱戴的理查德·拉塞尔；出身豪门、备受东部自由派人士欢迎的前纽约州长艾夫里尔·哈里曼；田纳西州的埃斯特斯·基福弗，他在过去两年主持的关于黑社会的电视听证会打动了公众的心弦；还有密苏里州的斯图尔德·赛明顿。史蒂文森虽然是一个大州的两任州长，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全国性人物。他那粗壮矮小、头顶光秃的个人形象固然能激起一部分妇女的母性，但是对其他人却实在是毫无引人之处。史蒂文森的崇拜者们——他们可能是感情炽烈的——在这位州长身上追寻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再世重生。可惜的是，他并非如此。史蒂文森能够真诚地滔滔雄辩，他是笔者所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们的讲话能够在尘封土埋30年之后依然“读来很漂亮”。虽然他先前犹豫不定，史蒂文森还是答应全国代表大会要努力取胜，纵然他走的是一条道德高尚的道路。“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他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说，“也胜过带领人民走入歧途。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胜过对人民管理不当。”
几天之后，史蒂文森有意地撇清自己与杜鲁门的关系。他说，他的竞选总部将设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他撤换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代之以自己人、芝加哥的一名律师斯蒂文·米切尔。他还对一名记者说，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收拾华盛顿的乱局”。这一说法本来应该在共和党政纲中加以突出。杜鲁门怒气冲冲地说：“由于这个失策，史蒂文森就使得共和党对手们更加肆无忌惮，让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在两大莫须有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贪污和朝鲜战争。”
但是史蒂文森不能摆脱他的党最近的历史，而且他发现自己要对付的共和党的攻击各有不同。一个是参议员卡尔·蒙特概括的公式：K1C3（即朝鲜，犯罪、共产主义和贪污），另一个是艾森豪威尔。他所到之处都听到“我们喜欢艾克”的齐声呼喊。《圣路易快邮报》的马奎斯·蔡尔兹写道：“千千万万的人乐于选择艾森豪威尔，只是凭信任，只是凭他的脸孔，只是凭他的微笑，只是凭他的美国男子气概，只是凭他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艾森豪威尔喜滋滋稳坐钓鱼台，而约瑟夫·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则在“高层的叛变行为”上大做文章（尼克松说，史蒂文森的胜利将意味着“更多的阿尔杰·希斯、更多的原子弹间谍、更多的危机……”）
然而，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似乎仍然缺少确保胜利至关重要的闪光点。史蒂文森昂扬激奋的雄辩令电视观众们印象至深，尽管艾森豪威尔拥有全国大多数新闻媒体社论的支持，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却支持被专栏作家斯图尔特·艾尔索普称作“书呆子” 的那个人。在头几周中，艾森豪威尔显然是有意把朝鲜问题摒除在正式竞选活动之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屑于说任何话来伤害那些正在负责目前这场战争的老战友。6月5日，他表示支持继续进行有限战争，同时谋求“公正的”停战。8月21日，当他被要求说明如果他作为总统，他的政策同杜鲁门和艾奇逊推行的政策将有何不同时，他却攻击了塔夫脱—麦克阿瑟的方针，说他们甘冒使美国卷入同中国打仗的风险，而那场战争将“远比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更难以停止”。
接着，艾森豪威尔迈过了界线，卷入了有关朝鲜问题的令人厌恶的（而且十分不准确的）党派之争当中。在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一次讲话中，艾森豪威尔说：
这些年头的可怕纪录在1949年6月国会山上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场面中达到了戏剧性的顶峰。在此之前，关于美国部队全部撤出朝鲜的决定——尽管从北朝鲜出现了威胁的迹象——已经由国务院拟订好了。
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可以立即而且是令人难堪地被驳倒。关于美国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最初建议是1947年5月由共和党人、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提出的。1947年9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美国在朝鲜保持部队和军事基地，并“没有多少战略利益”，美国的人力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的利用。在这份备忘录上签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当中，就有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再者，如前文所引证的（见第一章），在1949年至1950年，是国务院而不是美国军方争辩要放慢美国撤军的步子，但国防部压制了这一意见。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说法以及同一篇讲话中的其他提法使杜鲁门大为光火，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滥用记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总统能够理解，他的极端孤立主义的劲敌正在政治上利用朝鲜问题，“但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位负责的军事人员、一位非常了解我们进行停止敌对行动谈判的极端微妙之处的人，居然会利用这一悲剧来捞取政治上的好处”。
与此相反，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子担心的是将军是否把朝鲜问题利用到了极致。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公众期望于他的当然就不只是一些陈词滥调。什么时候艾森豪威尔才会具体说明他打算如何来结束这场战争，并使美国部队离开亚洲的泥淖返回家园？
主意来自埃米特·约翰·休斯，他是《生活》杂志编辑，最近签约受雇为艾森豪威尔的撰稿人，他在格林尼治村的公寓里同艾克的竞选总管赫伯特·布劳内尔吃晚饭时，提出这么一个主意。布劳内尔回忆说：“休斯有一个主意……艾森豪威尔将军得做出一个许诺……前往朝鲜，亲自视察那儿的局势，以期结束这场战争。”据休斯回忆，这个讲话的动因“是因为有必要对于当前最尖锐突出的问题说些肯定的话——这样既不会陷于一些浮皮潦草的保证，又不会使未来的政府被迫履行那些因国内政治的扭曲气氛而在竞选中产生的政策和行动”。朝鲜问题就是当前“最令人心烦也最富戏剧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位候选人恰好是在全国声望卓著的军人，他立誓要亲自去视察那个地区。”休斯认为这一提法是“自然而然和恰如其分的，几乎有点平淡无奇了”。
布劳内尔和休斯在商谈之中，定了这么个短语：“我将前往朝鲜。”发言稿在经过几次起草之后，这个主意提交到了艾森豪威尔那里，但是他对此把握不大。一天晚上，在摇摇晃晃地穿过纽约州北部的竞选列车上，艾森豪威尔把这份草稿念给几个人听，人们反应不一。艾克最后让布劳内尔来决定。布劳内尔劝告说，去做这个演讲吧。
10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共济会会所发表了这个演说。艾森豪威尔在结束发言时，说起在1952年会给全国电视观众带来什么，他说他的政府将最优先来结束朝鲜战争：“这一任务要求亲自去朝鲜一行。我将做此行。只有这样，我才能最好地学会如何在和平事业中为美国人民服务。我将前往朝鲜。”
这一讲话使杜鲁门勃然大怒，他断言艾森豪威尔“应该知道他是在削弱我们的谈判实力”，而且使美国人民误认为他当选之后，和平很快会接踵而来。史蒂文森则一如既往，企图对他对手的这一成功之举一笑置之。“假如我当选，”史蒂文森第二天说，“我将前往白宫。”
民主党听众都拍手叫好，然而美联社的政治作家杰克·贝尔写道：“实际上，这场竞赛那天晚上就结束了。”
它果然结束了。自从1932年以来，美国第一次选出了一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获得了一边倒的胜利，得票比例是33 936 234票对27 314 992票。现在，艾森豪威尔有机会来谋求朝鲜和平了。
口沫横飞的和谈
美国大选时，一位沉默不语而又兴趣盎然的旁观者就是李承晚总统。不论美国人的选举结果如何，他都不打算在任何可能被联合国认为是可以实现的条件下讨论和平。当美国——还有联合国——进入朝鲜战争时，李承晚已经取得了他们的诺言，现在他要抓住他们兑现。1951年6月和谈开始的那个星期，李承晚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他的要求：
——中国部队从朝鲜完全撤出；
——北朝鲜进行裁军；
——联合国承诺防止任何第三方支持北朝鲜；
——南朝鲜参与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任何方面”的任何安排；
——保障朝鲜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总而言之，李承晚希望联合国坚守其决议，呼吁实现一个自由和统一的朝鲜，不要让任何外国军队存在。这位年迈的总统已经看到，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他的国家的一大部分已被摧毁。他不打算再做任何进一步的妥协了，不管美国是多么急于摆脱这场战争。他很显然害怕美国将在三八线上解决战争（华盛顿确实正准备这样做，在战线上做一些相互迁就的调整）。
1951年末至1952年初，李承晚一直持续进行的发难并没有引起约翰·穆乔大使和其他在朝鲜的美国官员的特别担心。但是穆乔的确注意到，李承晚“对于每一个最终可能要出现停战的迹象已越发感到气恼”。当美国最著名的天主教领袖、纽约州的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大主教访问汉城时，李承晚很欣赏他在穆乔和范佛里特面前“要求美国每一个天主教徒都祈祷停火无法达成”。使穆乔烦恼的是，这种反停战情绪竟蔓延到了李承晚政府里一些稳健派成员之中，一位部长就指责联合国军“向背信弃义的共产党的骄横气焰和轻侮行为卑躬屈膝”。
阅读着这些材料，以及1952年头几个月由汉城发至国务院的相类似的数十份电报，笔者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美国政府任何一级机构所撰写或评论的任何文件都不能驳倒的，这就是：杜鲁门政府期望，出于某种原因，李承晚能够接受联合国军可能达成的任何谈判解决。在这里，穆乔和其他外交官陷入了几乎是致命的幻想之中。杜鲁门总统的确曾希望在他任期结束之前能有一项解决办法，因为朝鲜战争是他政府任期中的重大事件，他不想把它移交给艾森豪威尔。但是穆乔不但没有去寻找迁就李承晚的办法，反而按照艾奇逊的命令，实际上告诉这个南朝鲜人必须合作。于是李承晚“变得怒火中烧”（穆乔的话），坚持说他的政府绝不接受停火，杜鲁门应当晓得同共产党谈判是“错误的”。李奇微一直注意着穆乔的报告，穆乔警告说，李承晚的态度将会“严重危及”解决办法。他觉察到李承晚威胁要把韩国部队从联合国军中撤出，而且李奇微也不能保证停战签字后他是否能控制韩国军队。
但是在华盛顿，没有人（即总统、国务院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想同李承晚讨价还价，甚至都不愿意向他做出进一步解释。1952年2月27日致李奇微的一份电报建议他提出任何形式的停战作为“既成事实”，然后采取“最强硬的措施以确保韩国人服从”。在这份电报之后，杜鲁门紧接着向李承晚提出了一项个人警告，相当于一个讹诈要求：李承晚必须遵照美国人的指导，否则就要失去战后的任何支持。这一照会虽然是用委婉曲折的外交语言表达的，但它是一份给一个盟国不折不扣的表示威胁的最后通牒：
贵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将继续获得援助以抗击侵略、谋求公正的政治解决，并修复这一侵略造成的破坏。但是此种援助之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贵国政府所展示之责任感、其维系朝鲜人民团结之能力，以及它对民主理想之忠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