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一九三九年七月韧，我写了一首近百行的“诗”，赞颂奔走在抗日前线的战士们，登在同班同学张允声办的墙报上，首次用各风的笔名。写这首诗，我内心并没有抑制不住的冲动，而是觉得应该写这样一首歌颂全民抗战的诗。空泛与稚拙是可以想见的。有一天，生活书店的薛经理对我说：“热情倒是有的，但没有什么诗味。”我问他什么是诗味，他回答说：“你应当多看艾青和田间的诗。跟着他们写下去，慢慢地就会知道什么是诗味了。”他这几句话我几十年来从未忘怀。此后我在报刊上专找艾脊、田间的诗看。薛经理是南方人，圆圆的自皙的面孔上总浮着沉静的微笑，他可能是当时陇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我、郗潭封和另一个比我们大好几岁的同班同学（他去过陕北）作为一个小组受他领导。
我们经济从生活书店后院的书库里选些书刊带回学校阅读，《七月》、《文艺阵地》等文学刊物和延安的《新中华报》都能看到。我还看了几本哲学、政治经常学入门的书籍。每天精晨，三个人到城外跑七千米，准备有一天到前线打游击。我们从城门口跑到大像山下绕“李白故里”的古老石碑一圈儿回到学校。一年之后，薛经理被国民党逮捕，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忘了，但他那年轻而稳重的形象和说话的声调一直记得清清楚楚。8年代初倪子明同志告诉我，薛经理的本名薛天鹏，是一个诗迷，解放前在上海为爱情而苦恼，跳黄浦旺死了。我深深地感念他。他和赵增益都是平凡而有理想的人，我庆幸在少年时期就遇到了他们，得到正确的指引，使我一开始练习写诗，就踏上一级坚实的台阶。
回顾和思考
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我完完全全被诗迷住了，不写诗就闷得活不下去。也就是这两年，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我和几个朋友陷入了苦恼与烦躁之中，时刻想从窒息心灵的圈圈冲出去，但经过几番密谋都未能去成陕北。学校受国民党地方当局指令，把我和几十同学软禁了几个月，只许随班上课，不准离开学校走动。这时只有诗能把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消除，我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一个美丽而凄切的情境中。理想和诗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勇气和安慰。说也怪，正是这两年，我的心情最烦闷最动荡的时候。诗却写得最多。学校校舍是在山腰，我常常独自跑到山头，从早晨到黄昏，坐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附近一座古墓丛林中看诗写诗。莱蒙托夫的《童僧》我读了不下十遍。我写了好几册诗稿。生活境遇的危难和心灵的抑郁不舒。更能激发一个人对命运抗争的力量，而诗就是在这种抗争中萌生的。几首情境相同的诗
从一九四〇年起，我悄悄地向陕西甘肃的地方报刊投稿，大部分如石沉大海，只有少数刊出。有一次我寄给重庆的《文学月刊》一首题作《西中国的长剑》的长诗，赞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苦难和历史业绩，其中我写到了成吉思汗的征战沙漠的骑士（我的远祖是其中的一员骁将，叫兀特儿）。诗稿退了回来，审稿的是诗人力扬，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的信，说诗写得有想象力，情境是悲壮的，但结构太散慢，他建议我修改后务必再寄他看看。十多年之后，一九五四年在文化部召开的一次会上，力扬找到了我，问：“你是不是谷风？”我说是，他责备我当年没有把诗稿
改好寄他。他说他看过《鄂尔多斯草原》，认为不如《西中国的长剑》，后者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的奇异的色膨。我很感激他。当时真不知为什么投有修改《西中国的长剑》，而是另写了一首情境相似的《鄂尔多斯草原》寄给桂林的《诗创作》，出乎意料地被刊用了。在那几个月（一九四一年秋到一九四二年春）。我还写了另一首长诗《草原牧歌》。登在西安出版的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三十二开本土纸印的诗刊《匆匆》上。以上进三首诗显示了相近的艺术情境。现在只留下了《鄂尔多斯草原》，成为这一时期我的心情与追求的踪迹，很明显这三首诗在创作手法上受到了艾青的《北方》和莱蒙托夫的《童僧》的某些启示。我挚爱母阿早期的诗，由于生活境况不同，我无法学他，丽形式的模仿总是失败的，但艾青的诗却容易追随，容易吸取，他的诗完整地展示了我熟悉的广阔的情境。
诗剧《智慧的悲哀》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或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经兰州的冯振乾（他在《诗垦地》发表过不少歌颂中国西部风情的诗）介绍我加入成都的海星诗社，主持人是牧丁，一个中学教员。四一年冬，我写了一个诗剧《智慧的悲哀》（约五百行），发表在海星诗杜编的《诗星》上，写的是我受到亲友的阻挠没有去成陕北的失望与悲愤的情绪。这首诗比《鄂尔多斯草原》早写两三十月，因为不能直抒胸臆，采用了象征的手法，语言不够朴素，情境像是在长长的恶梦中。
《诗垦地》给我的激励
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的诗歌界有一个短时期呈现出一片荒凉萧条的景像。抗日初期那种响彻诗坛的高昂声调顿然消失，二三十年代已成名的诗人大多数沉默无声，少数诗坛宿将的诗作显得空泛无力，失去感人的力量。艾青，严辰以及刚露头角的艾摸等都先后奔赴陕北。我们几个挣扎在荒寒的西北深山里的诗歌小兵，日夜渴望着从远方传来振聋发聩的强音，我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年轻而强健的真实的诗，正突破沉闷的氛围而崛起，许多野花般的诗丛在全国各地萌发。当我在重庆出的报上见到了十叫做《诗垦地》的诗丛的目录，发现作者中有S，M，邹获帆、冀汸，曾卓、绿原（刚刚看到他在《诗创作》上的《越狱及其它》一组凄清的小诗）等久违的名字，我欣喜若狂，还没见到刊物就立即寄去新写的一组诗《高原的音息》。不久收到编者邹获帆热情的信，我的诗幸运地被采用。这对我当时孤岛般的困境无异于登上了一艘希望之船。之后，我又陆续寄去了许多诗。多半没有被采用，但我已经很满足，我深知自己的诗比起《诗垦地》的其他诗来是稚拙的。
真正的诗有繁殖力
我练习写诗的历程，就是对人生不断思索拼搏的进程。四二年之后，对我影响最直接最有魅惑力的诗，多半不是名家的作品，而是那些年轻的虎虎有生气并不圆熟的诗。对那些精细的典雅的诗几乎读不下去。我也不想学他们的“技巧”。我挚爱的是人生与诗的新生代。除去《诗垦地》人群的诗作外，鲁藜的《延河散歌》、艾漠的《自己的催眠》和‘跃进》（四首），陈辉的小诗辑《平原手记》等质朴而新鲜的小诗，对我的诗起了催化的作用，它们像一粒粒具有繁殖能力的细小的种子，落进了我的渴望得到垦殖的心灵。新奇的意象能澈发人产生相近的联想。这一时期我还读了许多外国名家的诗。但对我的影响，却不能与上述小诗相比。只有惠特曼的宽阔雄性的声音令我肃然起敬，我欣赏他的那股野劲儿。
苍凉的伏牛山
一九四六年夏天。出狱后辗转到了开封。九月，国民党要抓我，在开封呆不住了。组织上派我深入到伏牛山区工作了几个月，调查那个山区当地国民觉武装力量（包括土匪）的分布状况。在深山寂静的一间茅屋里，我写了一首讽刺蒋介石的长诗，寄给了上海编《希望》的胡风同志。没有得到回信，后来知道《希望》已无法编辑印行。那时我以为。身在炼狱诗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帜。离开伏牛山那天，我被土雁绑架，差点给枪毙了。
寒冷的一九四六年冬，在开封的一条小巷里一片临街的小屋（没有窗户，本来是一个叫作小开书店的铺面），我与怀孕的爱人住了几个月。在阴暗而霉味的空气里，我写了长诗《血的流域》（‘捶炼’就是从中节选的），记录下那时艰难的生活与悲愤的情绪。地下工作是极为艰险的，灵魂在地狱的火焰中得到冶炼和净化。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女儿诞生的第二天，国民党又搜捕我，急匆匆离开了开封城。在豫北太行山战火中写下十几首小诗。一步一滴血地在燃烧的荆棘中闯荡着。人和诗都经受着苦难与磨练。
生活要拼搏，诗要升华
等着组织对我的工作安排，到浙江天台教了四个月中学，写了长诗《彩色的生活》，在这首诗里力图深广地剖露国统区的动荡局势，写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游行的场面。提炼得不够，更没有升华了的意象，因此显得过实。但我当时有个想法，以为没有具体的（有血内的）描绘与雕塑，历史和时代的风貌就不能真实地显示出来。本来是内搏战，就不可能采取有距离的冷静的描述，即使升华，那形象里也不能丧失了生活的本来的气息，血有血的气息，汗有汗的气息，远距离的旁观者是不可能凭虚构创造出来的，升华只能从生活的灼热的内部升华出来，从作者灼热的生命内部升华出来。由于是处在肉搏的情境t主客观的灼热气息在交流中旋飞着升华着。我体会到了这个交错而丰厚的情境，但写的不好。心里很对不住那段宝贵的历史。我把这首诗寄给胡风同志，他回信说，诗的情绪不够一贯。转给北平出版的《泥土》杂志，后来发表了出来。
《彩色的生活》
再见，上海，再见，立在岸上送行的挚爱的朋友。一九四八年夏，坐在海轮的甲板上到天津去。第一次看见大海和海鸥，海水深暗，不像是水，更像重重的油液，冷到阴森森的。在北平宣外好友寿孝鹤的家里住了十几天潜赴华北解放区的前几日，我把手头积存的零零散散的原稿，一古脑儿卷起来寄给上海的郗潭封，希望他转给尊敬的胡风先生看看，诗稿转到胡风那里之后，想不到他认真看了我的全部诗稿，有的诗在文字上的还作了少许的修改，编成一集，这就是列入《七月诗丛》第二辑的《彩色的生活》。一九四九年，胡先生和我同在北京，我因为忙于工作，一直未去拜访他，诗集快要付印时，他托鲁煤让我赶紧写一篇《后记》给他，补到了诗集里，这本诗集，198年下半年已打了纸型，没有找到承印的地方。
并不墨空白。
1955至1985整二十五年。
沉重的虐点，是斫伐了的森林的树桩，是被斩断了还用一截截残体耕耘大地的蚯蚓，是结绳时代的绳结。是一条小虫在荆棘中爬行时茸下的足迹，是深深的地层下的河道，是一个人命适的图腾。是黎明前朦胧的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