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素世
193年10月23日的黎明，我诞生在山西定襄西关一个有点文化气氛的农民家庭。真实姓名叫史成汉，是外祖父取的，外祖家姓牛。我的祖先系蒙古族。曾祖父一生在荣古经商，村里人说是“走经棚”，经栅是地名。祖父是个廪生，本世纪初在呼和浩特办过报纸，他遗下的一个长形签名章，字写的道劲有力。这两位祖先我都没有见过，祖父只活了三十五岁。我隐约记得曾祖母，她活到近九十岁，十分疼爱我，管我叫“汉子”，引得垒村人发笑我们那里，只有女人把自己的丈夫叫“汉子”。祖母的个子很高，她的哥哥更高得出奇，伸手能够着房簪、是十走街串巷卖包子的。我身高一米九一。多半是祖母家系的遗传。母亲是本县第一批女学生中的一个，读完了高小。都说她是全县第一十不缠脚的女人。生我时，父亲正在外乡教小学。母亲孩子生得多，我自小由祖母带着。
这怎么写起诗来，正如我怎幺长大成人一样，只用语言文字是堆以说情楚的，不仅现在（记忆力衰退）说不清楚，几十年来就没有说清楚过，为了这个难题，一再地蒙受屈辱与灾难。肃立在庄严的人生和诗的面前，我的心感到愧疚不安，是人生和诗冶炼净化并塑造了我这个平凡的生命。苦难不能成为贫弱的理由，我对人生的奉献太少了。
迷恋着画
有一点我能以说清楚，在练习写诗之前，我曾长期痴痴地迷恋着画，还有泥塑，自小喜欢玩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人世间有诗这个圣物或者灵魔。
童年时，耽于幻梦，肮脏的衣袋里，总装着几小块木炭或粉笔头，只要遇见可以用笔之地。就随心所欲瞎涂一气，画公鸡、马、绵羊（我自七八岁起经常放牧我家的十来只羊，从蒙古赶来的，有一只个头特大的黑脸羊，能驮动草袋和我），骆驼（冬夜，驼铃和狼嗥声凄凉的飘荡在雪野上）、豹子（也是冬夜，我家房顶上常有咚咚的弹跳声，祖母悄声说：“豹子进村了……”），还画我没有见过的帆船，家乡的滹沱河不能行船。有一年，我以稚拙的笔模仿灶君奶奶的神情，把我祖母的容颜描画到窗户纸上，大概画得有几分像，当邻居金祥大娘迈进我家院门，猛一看以为我祖母正坐在窗口边朝她凝望哩。或许是进位巧嘴大娘让我祖母高兴故意这么说的。有一两年，我天天捏弄泥塑，还涂上颜色，我的家乡到处是深红色的胶泥。最近听妹妹讲。我十四岁离家之后，在东屋墙角堆着足有几百个泥人泥默，我祖母不准清除掉，说等我回到家看见投有了，会伤心的。
父亲和他的书
二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有一年的冬夜，他回来，我已入睡。他的冰冷的手伸进被窝抚摸我的脊背，我被弄醒，听见父亲说：“这娃娃太瘦……”他可能有点消沉，在家乡实实在在种了七年地。他是个很不寻常的庄稼人，能吹笙管箫，我家有两船笙，农闲时他颁头闹起“自乐班”，在村里五道庙门口吹吹打打直欢乐到深更半夜。我也学会吹笙。父亲会制作精美的风筝，还是捕鸟捉蝈蝈的能手。他有一架书，其中有成套的《新青年》、《语丝》，《创造》，还有装帧别致的《新月》。父亲每年订阅《中流》、《译文》。我上初中那年，在《中流》上看见鲁迅逝世时许多令人哀伤的照片，我临摹了一张速写像，鲁迅的头发乱蓬蓬的，颧骨高耸，横眉之下的眼睛紧紧闭起。我父亲难过了好久，有好多天不吹壁，不说笑，不喝酒。我读到高小时。常翻看父亲的书，喜欢《新月》的封面和正文中的插画，但诗全然不懂，有生以来第一次朦朦胧胧晓得，旧体诗之外还有另一种同样看不懂的
新诗。父亲那派生活情趣，对于大自然和人生的美的敏感。以及他那一书架莫测高深、感人的心灵的书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包括他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性也传给了我。我问过父亲：“为什么那刊物名叫《新月》，难道月亮也能分出新和旧吗？旧的月亮一定是皱的、破烂的。”父亲称赞我问得有意思，但他答不上来。十几年过后，父亲还向别人挺起我问过他的这个天真的难题。
唐诗
教我背诵唐诗的是母亲，并不是父亲，尽管父亲常常独自吟诗。母亲教会我背诵几十首唐诗，从不向我讲解内容。她用家乡的口语。只有我这个儿子能听懂的语调吟诗。我觉得很动听。
四十年代，我写过一首《爱》，记述我母亲的事。小时候，阁锡山开渠占了我家的农田，分文不给，我母亲生性火暴，怀里揣着菜刀，悄悄闻到阎的家里想杀了他，诗里的情节全是真实的。母亲去阎锡山村子坐的拉炭车，是把我接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仙园姑姑的儿子宝书赶的大车。母亲说我的个性很像她。一九四六年春，我在汉中牢里关着，罪名是“杀人未遂”和“妨碍公务”。母亲跋山涉水来探望我，没有流泪。父亲不敢来探牢，一个人在家里叹气，喝酒。写悼亡诗（听说我的脑壳被砸烂了）。
流亡到大西北
一九三七年十月，深夜能听到平型关一带传来的炮声。父亲领着我流亡到陕西。翌年初，在渣关东门内住了一个多月，我天天坐在坍塌的城墙头，遥望着黄河那岸苍茫而冰冻的土地。夜里黄河悲壮的浪涛冲击着潼关古老的城墙，发出震天动地的声响，我几次想瞒着父亲独自回山西去。我在潼关那个月，诗人艾青正在潼关，他写下了像北中国大地一样淳厚而宽阔的诗《北方》。一年之后，我读到诗里描述的情景，深深受到感动。到了西安，我在大街上叫卖了几个月的报纸。有一期战讯说，我们家乡山西定襄县城收复了，我热泪盈眶举着报纸在大街上喊叫：“我的家乡收复了！”报纸一会儿都卖光了。花了两块钱的学费（离家时母亲把十几块银元缝在我的棉裤档里，过黄河时，我坐的木船翻了，我自小会游水，一点不怕。当我在琥珀色的河水里挣扎时，我还摸了摸裤档里两排硬梆梆的银元。一个老水手把我救上了岸。全船几十人只活下我一个，我父亲乘坐在另一条船上。），在西安民教馆学习画，教员中有诗人艾青。同年五月，我徒步攀越陇山到甘肃天水上中学，这所学校专收容战区流亡学生。
画吹号者
因为爱画面，常为学生墙报面插画，有几次画上配了三五行即兴抒发的文字，这是我记忆中最早写的像诗的东西。一九四。年升入高中时，与几个同学办墙报。我把艾青的‘吹号者’画了幅画当作报头，面有点怪诞，是从《吹号者》题词中一句话。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获得的灵感。画面上挺立着一个吹号的兵，单线构圈，在兵的身躯里画了一道道鲜红的血脉，从手臂、腿脚，鹿腔、肺叶、头颅……汇聚到了心脏，再由心脏流经喉管，注入弯曲的铜号，最后从号口喷射出血红的星光线状的声音。不知出于什么念头，我把吹号者的血脉的源头画入深深的大地层，因为我相信号声是祖国的心声。这构思并不新颖，但画面上那一道道血红的脉络很刺激人的感官和心灵。我吹过号，上高小时练的，秋游时我是号手之一。在甘肃甘谷县读初三那年，为了赚点零花钱，我曾经为学校吹了半年号，起床、熄灯、上下课都须按号谱吹。因此，我能体会到那颤颤的号声如何从人的体躯深处（不仅来自肺部），夹带着生命的热血气向沉寂的人间欢送。这一年，我患了轻微的肺病，显然与吹号有关。去甘谷天主堂医院就诊，两个外国女医生（听说是比利时人）可怜我，邀我几大瓶补药。
最初读的两本诗集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或初冬，我正读初二，学校有个高三级同多赵增益，文质彬彬，面色苍白，两只大眼睛格外妩媚有神采，他的为人和学识是我最为钦佩的。他送给我和同乡好友郝潭封两本诗集：田同的《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位们》和胡风的《野花与箭》。后者的沉部而略带哀伤的青春气韵，我当时难以理解，作者青年时代的经历可能与我父亲相近似。父亲在家多时也写新诗，但我没有看见过，他偏爱徐志摩。田同的诗强烈地震撼了我幼稚的渴望投入战斗，生活的心灵，连他的那种被人嘲笑的分行样式我都喜爱，我以为田间昂奋的激情，奔跑的姿态，只有用短促而跳跃的节奏才可以相应地表达出来，假如以精雕细琢的诃汇、沉缓的调子、板板正正的格律去框住田间诗的飞动的意象，是难以想象的。田间当年的诗是健壮而红润的，粗砺的语言有很大的爆发力，我有两三年光景沉醉在他的战鼓声中。不必去去一一评析田间当年哪几首诗完美、哪几首诗粗浅，重要的是感受他那些艺术上参差不齐的诗所形成的与时代脉搏相合拍的审美趋向。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常常巧合，当年批评和嘲笑过田间诗的张振亚，1946年在开封地下工作时，我与他是战友，但从没有谈过诗，也没有谈过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