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史实认定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解释，也不排除会发生分歧，甚至激烈的争论，但其总体目标是澄清史实，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也是对历史过程做出正确的和准确的判断，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观点方面的辩论，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由于新的档案文献大量地、成系统地涌现，冷战史研究不得不着力于重构历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档案正在不断地、陆续地被披露或挖掘出来，根据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准则，在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不可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等待和努力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会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论的升华。
4.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中盛行的国际合作
冷战国际史研究国际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广泛的国际合作。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内涵决定的。
冷战史学者的国际合作首先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利用和交流方面。凡是参加冷战国际史的学术会议，各国学者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谁带来了什么新的档案，会议组织者也经常要求各国学者带来相关的档案或信息。休会和茶歇时，会场内外见到的都是学者们在交流档案资料。这种景象在冷战史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均可见到。有些会议的主旨就在于介绍和推荐最新解密的档案，如2006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亚洲冷战”，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刚刚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在国际学界亮相。还有的会议则是专门为了促进某一国家的档案开放，如2000年1月在河内、2003年在乌兰巴托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以及2009年6月在威尔逊中心召开的国际会议“印度与冷战”，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了上述活动，并广泛邀请国外学者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学术讨论。一般说来，冷战史的学术讨论会只要稍具规模，就一定是国际会议。
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外交、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例如中苏同盟破裂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大改组及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美关系缓和造成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及其对多重双边关系的影响，还有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波匈事件等等，无不如此。因此，在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几乎都无法单独由一个国家召开，这是导致冷战史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频频召开、冷战史学者在国际舞台异常活跃的主要原因。此外，冷战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多国性和综合性，也要求相关专题的各国学者必须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从形式上看，这种国际合作除了经常或定期召开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外，还有档案利用培训班、双边博士论坛、跨国口述访谈等，如威尔逊中心与乔治·华盛顿大学每年夏季组织的档案培训班，华东师大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连续举办的两次冷战史中美博士论坛，都极受各国学生欢迎。在某些专题研究方面，甚至出现了不同国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项目，如威尔逊中心组织的北朝鲜国际文献开发项目（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华东师大最近设计的关于社会主义同盟理论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的项目，都邀请了多国学者参与，组织了国际团队。此外，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与威尔逊中心商谈，准备明年在华盛顿设立驻美国的常设联络机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那就是从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到成果形式等各方面都体现出来的国际化现象。
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成果，因其对当代人记忆中的历史所进行的颠覆性描述和阐释而备受世人关注，甚至学术着作也能成为畅销书。不仅如此，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简直令人目不暇接。这里重点介绍一些中国学者比较关注和参与较多的学术成果。
1.关于冷战起源和结束的讨论持续不断
冷战结束的最初几年，美国学术专着、报刊杂志甚至国家领导人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冷战的起源，人们似乎又回到了传统派的观点，认为苏联应对冷战的出现承担责任。至于冷战的结束，则是美国和西方所取得的胜利。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最着名的冷战史专家盖迪斯在1997年出版的专着《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历史》。作者是以胜利者的心态和姿态重新审视冷战历史的，认为冷战的形成都是共产主义的错误，而冷战的结束则是西方领导人——特别是像里根、撒切尔这样强硬派和保守派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盖迪斯的着作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在中国也颇有影响。不过，冷战史研究学者中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少学者对他提出批评，如把冷战的责任完全推给斯大林有失偏颇；把冷战的结束看成是正义战胜邪恶则忽视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不道德和违背法律的现象；认为70年代美苏缓和只是维持战后的均势就低估了西欧国家的重要性；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如何影响冷战的进程缺乏关注和认识等。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9·11”事件的发生使西方的价值观再次受到威胁，因冷战结束而产生的西方优越感顿时消失，“历史终结论”也很快被人遗忘，人们需要再次重新审视冷战。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着作是2007年出版的弗杰尼亚大学教授莱夫勒的专着《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与冷战》。作者强调：导致冷战爆发和延续的主要因素在于美苏的国内体制及国际机制，对美国政策提出了更多的批评；至于冷战的结束，则是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个人起了主要作用。中国学者对于冷战的起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从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角度提出了新看法，有的认为苏联是被动地卷入冷战的，斯大林的冷战战略是“内线进攻，外线防御”。
2.关于苏联与冷战关系的研究引人注意
俄国档案馆开放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苏联与冷战关系的研究在国际学界掀起了引人注意的热潮。在英语世界比较有影响的着作有：马斯特尼的《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他的观点与盖迪斯比较接近，认为斯大林由于从不相信别人而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不断寻求建立新的缓冲地带，以控制苏联的周边地区。旅美俄裔学者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合着的《克里姆林宫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充分利用了大量公布的俄国档案，重点在于描述战后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强调领袖个性、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俄罗斯历史文化以及地缘政治在冷战初期的重要性。祖博克的新着《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冷战》，则全面地考察了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及社会走向。在这方面，俄国学者自然做出了极大努力，他们对苏联参与冷战的研究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冷战结束初期，俄国学者依靠集体的力量，侧重于利用新档案比较全面地描述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研究很快就扩展开了，有的讨论冷战起源，有的研究缓和年代，有的专门考察苏联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还有的集中探寻苏联的核计划和核政策。俄国学者研究最深、成果最多的主要体现在战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领域。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主要原因是俄语人才短缺。现有比较重要的成果主要是张盛发的一部专着和笔者的几篇论文。最近几年年轻学者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从已经完成的博士论文即可看出，其中涉及苏捷关系、苏以关系、特殊移民、犹委会案件、阿富汗战争等等。
3.对于中美关系的考察经久不衰
中美关系是冷战国际史最早吸引研究者的领域之一，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到期解密的档案逐渐增多，人们的关注点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冷战结束后不久，在中美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最初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中美关系是否有可能实现正常化的问题，即以往美国冷战史各学派有关“失去的机会”的争论。研究者根据新的史料再次进行了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失去机会”。他们强调中共与莫斯科之间已经建立的良好关系使毛泽东在1949年不愿意去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有限的外交及贸易联系不足以构成中美和解的契机。随后，人们较多研究的是50年代的中美冲突问题。学者们对中美冲突的起源、朝鲜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台海危机等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专着。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档案解密后，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开始转向中美和解的进程。吴翠玲的专着讨论从1961年到1974年美国关于中美和解政策的实施过程，认为美国官场在60年代就开始提出并讨论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想法。朗巴斯的新着则考察约翰逊政府为改善对华关系所采取的一些新举措，并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的思想是建立在约翰逊政府对华新尝试的基础上的。伯尔、詹姆斯曼、唐奈心、夏亚峰以及麦克米伦等学者的着作，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对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学者最早参与国际讨论的课题就在这一领域，领衔者是资中筠、陶文钊等，跟进的有章百家、时殷弘、牛军等，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也有一批优秀成果问世。那时中国中美关系研究完全可以同美国学者媲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中美缓和时期的美国档案继续开放，而中国档案很少见到，所以中国的研究人数虽然很多，但基本上是跟在美国学者的后边走。即使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发表，其作者也是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无疑，中美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
4.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迈上新台阶
由于以往难以见到的中国和俄国档案的大量披露，冷战国际史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在西方出版的论着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对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进行了详尽讨论，旅美华人学者张曙光、在加拿大教书的瑞士籍学者吕德良和在中国工作的俄国学者拉琴科从不同的角度和时段，集中研究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美国学者陈兼讲述毛泽东的对外政策，魏丽莎分析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政策，但主要落脚点都是中苏关系。此外，笔者还看到一部英文的博士论文，作者利用了大量俄国档案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材料，讨论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发展教育事业，其内容和观点都十分吸引人。在俄国，综合性专着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党内干部，他们的论述还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政策进行辩护。不过，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在专题性着作中，比较集中讨论的是关于中苏边界问题。涉及的其他领域还有新疆问题、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等。这些专题性研究着作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参考价值。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目前已经走到世界前列，其中特别是杨奎松、李丹慧、牛军和笔者本人的研究，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很多论文和专着已经或正在译成英文。中国学者的突出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使用中国和俄国的双边档案，这就比西方学者占了先机；二是中国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和对史料的解读要胜过西方学者，毕竟中国人对苏联的理解更为深刻。例如关于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其原因的讨论，中国学者的看法对现在通行的国家关系理论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挑战。